張翎

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

后就職於煤炭部規劃設計總院任英文翻譯。

曾為註冊聽力康復師。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代表作有《餘震》《雁過藻溪》《金山》等。

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巨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

根據小說《空巢》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際上出版發行。

后發表長篇小說《郵購新娘》《交錯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說集《盲約》《雁過藻溪》《塵世》等。

近期出版的《張翎小說精選》，共6冊，分冊為《金山》《餘震》《郵購新娘》《雁過藻溪》《望月》《交錯的彼岸》。

個人

作品

影視

2020年5月，參與北京長江新世紀聯合眾位名家發起“書店的春天——拯救實體書店”活動。

以風月寫風雲

作為一個從中國大陸走出來，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作家，張翎的創作被貼上了“移民文學”的標籤，看到這個名詞，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曾經風靡一時的《北京人在紐約》。理所當然地將“文化衝突”作為這類作品的共同主題。而張翎在解釋她的創作時說：“從老一代移民到他們的後代，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是落葉歸根，後來是落地生根，到現在，應該是開花結果的時候了，所以，我要在‘文化衝突’的這箇舊瓶里裝上新酒，讓讀者從作品中感受到中西文化中共通的東西。”

張翎

有人評價說張翎的小說已經沒有了鄉愁，用張翎自己的話說就是：“不管東西南北，覺得哪裡好哪裡就是家；任他黑白黃棕，覺得什麼人好就找什麼人。”的確，張翎小說中的人物有的從中國走出來，生活在白人的世界里；有的從西方走入中國，試圖去理解古老的傳統。不管怎樣，不是把自己放在與環境對立的立場上，而是將自己融入周遭的氛圍之中，尋求與環境、與周圍的人相協調的生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追求著真情與真愛。感情是小說歷史、人物的載體，文化、思想的衝突是暫時的、局部的，是一種表面現象，共性才是永恆的主題，她要表達的，是她對遠遠大於她自己生活世界的那一部分天地的終極關懷。這在她的長篇小說《郵購新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感性與細膩永遠是女作家的強項，張翎喜歡唯美的表達，多年中西文學的修養與熏陶令她特別關注小說的敘述語言，她把語言看作是門，故事、情節是門裡的景緻，只有具備精美的文字這個載體，景緻才會真正具有吸引力，對她來說，欣賞別人的作品是如此，對自己創作的要求更是如此。

張翎在形容她1986年寫在海外的第一部作品《望月》時說，當時她好像是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下寫這部作品，人物和情節都等不及似的從她的腦海中跳出來，令她無法進行冷靜的斟酌、構思。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的創作才進入連貫的階段，隨後的作品中，對結構、人物的思考才有了許多有意識的東西，激情的衝動減退了，思索的因素增多了。

張翎認為，作家寫作，處於那種混沌的狀態是最好的。因此在創作過程中，她儘可能多地保持這種混沌狀態，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敘事者的位置上，讓自己與筆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種審美距離，將千變萬化的情緒心平氣和地表達出來，不控訴也不批判，沒有垂胸頓足也沒有戚戚怨艾。這成為了張翎小說中最大的亮點之一。

業餘寫作是種生活狀態

張翎目前的職業是聽力康復師，工作收入穩定，寫作對她來說真的是業餘的，不用理會和捲入國內寫作界的紛紛擾擾。“我從寫第一個字開始到現在都是業餘，我是不靠寫作為生的業餘作家。我理解的業餘是一種生活狀態，與品質無關。”張翎一周工作4天，只有夜晚才是屬於她的寫作時間。

“不過我的一些病人也知道我是個作家，他們可能是通過有關我的報道知道的。他們意外發現的時候，也很驚奇，他們說：‘沒想到你也是個作家。’我的老闆也知道我寫作，他很自豪自己的員工是個作家，而且《交錯的彼岸》裡面的洋人原型就是我老闆。”

當然，張翎更是群體不小的海外華人作家中的一員，“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海外這個詞只具有居住在哪裡的含義，跟他寫什麼，怎麼寫關係不大。我只能說，海外作家是一個很大的帽子，裡面有各種各樣的作家和作品。今天對我來說，海外寫作只具有地域意義，跟我怎麼寫、寫什麼，沒有太大的意義。”而這幾年來，因為作品慢慢加快了在國內出版的節奏，多倫多-北京的航線也密集起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因為我的加拿大生活經驗，讓我看到中國經驗看不到的地方，要是沒有經過這段海外生活，我寫的鄉土小說肯定是很不一樣的。”

張翎50萬字的新作《金山》是一部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僑、修築太平洋鐵路的華工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說。她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方式鑽研她所要描述的那個時代的史料，長達兩年半。“《金山》是我寫作的頂點，我此生是否還能爬過這座‘金山’，我不知道。”這是另一種自信的表達。

從國門外回看自己的家族與歷史

《金山》後來在《人民文學》發表。在虛構的故事背後，是作家精耕細作的歷史考證，嚴謹得如同歷史調查。作家這種近乎嚴苛的歷史細節考證，以及跨越海峽寫作家族史的視角，迅速區別出了她與大陸作家的本質差異。(《金山》后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有人這樣形容中國與國外作家創作的不同：中國大陸作家是在書房寫作，而外國作家是在圖書館。或許這也是長期旅居加拿大的張翎與國內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為非職業作家，張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學技法的興趣。她不先鋒、不現代、不魔幻、不解構，她缺乏任何一種“主義”的氣質，只講故事，如同執拗的說書人。但這反而讓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說最本色的東西吸引——故事。

“張翎寫作方式的這種傳統，中國大陸作家已經忘記了，不會了。”批評家李敬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們總在說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怎麼做？現實主義的藝術品質和工作倫理，從張翎這裡可以看到。”作為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張翎不可避免地接觸那些生活在異鄉、被連根拔起的人。這些人對於異國的心態總是處在攀爬和仰視的視角，身份認同的焦慮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也因此，國內某些評論稱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為“第二次傷痕文學”。

還好，這沒有在張翎的書中成為常態，在加拿大經歷長達10年的沉默和心理適應之後，方才拿起筆的張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訴的語調，尤其後期的作品。

“我更關心的是人的命運，首先是人，然後才分白人、黃種人和印第安人。”張翎說，“只是客觀上，有一些人被命運拋到了一個叫外國的地方。文化衝突客觀存在，但我下筆時從來沒關心過這樣的話題。”

嚴格來說，張翎的小說更多的是對於家族歷史的回溯。由於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華人的帽子和外衣作為由頭，但根仍盤纏在國內的泥土。“我偏愛從歷史延伸到當下。只寫當下我就會很迷惑，沒經過時間的考驗(的事)，我寫著很沒底氣。”張翎如是說。她深信，成年後的敘事都只是對於童年各種版本的回溯。同時她也承認，在國外久了，即使書寫故鄉，視角也會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華人作家嚴歌苓的作品作為“佐證”，“像《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是國內作家也可以寫的題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樣。”其實，張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在國外居住的華人作家分為兩類。一類用英文寫作，有些已進入西方主流，但在國內無甚名氣，比如譚恩美、哈金等；另一類，就是以嚴歌苓、張翎為代表的，旅居國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語寫作，他們或在國內文學圈內尚有人知曉，但因無英文版本，在國外文學圈了無痕迹。

如今，張翎每周在聽力康複診所工作4天，閑時寫作。她準備按照《金山》的路數再寫幾部關於家族歷史的小說。國內出版社要為她出一套文集，她覺得今年是她的小豐收年。但張翎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國內國外兩邊都不入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