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

張仲是天津民俗學研究大家，60年來他始終致力於民俗學和天津市井文化的研究，對天津地方民俗民情了如指掌。著有民俗學專著《中國人的頭髮與腳》《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古玩商的生意經》等。他創作的反映天津風土人情的小說《古董張》《龍嘴大銅壺》《舍哥兒》，曾榮獲中國大眾文學獎及魯迅文藝作品獎。作品曾在海內外轉載，《龍嘴大銅壺》還被改編為話劇、電視劇，深受老百姓喜愛。

2007年12月，張仲問鼎了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

2008年9月13日18時40分，張仲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78歲。張仲去世后《天津日報》曾刊登訃告：“博學廣文精編報紙副刊，成就一代編輯風采；嘔心瀝血弘揚民族文化，‘山花’映照大家風範。”

張仲，回族，1930年生於天津。解放區華北大學畢業。曾任天津日報主任編輯，主編副刊。1990年離休。為天津文史研究館館員、理工學院經濟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天津市地方志編委會顧問、市文聯委員、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曾赴波士頓講學。

2007年12月，張仲問鼎了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

2008年9月13日18時40分，張仲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78歲。張仲去世后《天津日報》曾刊登訃告：“博學廣文精編報紙副刊，成就一代編輯風采；嘔心瀝血弘揚民族文化，‘山花’映照大家風範。”

張仲1947年17歲時就在《天津真善美畫報》擔任了雜文專欄作家，那時錢不值錢，掙了一面袋子稿費，一頓飯就花光了。後來又到《黃河日報》任記者，因揭露河北省保安第二團團長劉某欺壓靜海民眾的暴行，而險遭綁架，不得不離開天津。據張仲說，他的朋友三教九流，但多為勞動人民，有拉小套的，扛大個兒的，跑堂的，做飯的，張仲與他們談天說地，為日後從事民俗學研究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稱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民俗先生”。張仲還有許多民間工藝界的朋友，但他從來不接受他們的贈予，因此很多藝人都願跟他深交，成為知己，他寫的相關文章，也被這些藝人稱為“地道、瓷實，是那麼回事兒”。因而有人說，張仲的學識，一半兒來自書籍，他家中的書，堆得都沒走路的地方；另一半兒則來自他的這些朋友。他們願意跟他說真話，有時張仲寫文章，還要署上這些人的名字，得了稿費，也全部送給人家。這次獲得“民間文藝成就獎”，張仲最感謝的就是以上這些人。他說，雖然經歷了很多艱辛和困苦，但在60年中，有種力量一直推著我向前走，這種力量來自三個層面，一是師長和領導，二是師友，三是民間藝人，沒有他們，我不會有今天。

張仲著作頗豐，著有民俗學專著《中國人的頭髮與腳》、《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古玩商的生意經》等。他創作的反映天津風土人情的小說《古董張》、《龍嘴大銅壺》、《舍哥兒》，曾榮獲中國大眾文學獎及魯迅文藝作品獎。作品曾在海內外轉載，《龍嘴大銅壺》還被改編為話劇、電視劇，深受老百姓喜愛。

張仲的父親張惠清是個盲人，但他自小酷愛民間文學，曾為陳士和點撥《聊齋》，這對張仲後來走向民間文藝研究之路，是有很大影響的。張仲的長子1966年出生，生下后即患上“先天性精神分裂症”，至今仍住在療養院。在家裡，長幼兩位殘疾人，使張仲飽受了精神折磨，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長子的“磨人”中完成的。那時，不僅精神幾近崩潰，物質生活也極端貧困，張仲曾說過，我一生都不向人借錢，但有一次逼得沒辦法，借了兩元錢，第二天就將手錶出售還債。

2007年12月，第八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頒獎典禮在蘇州舉行，走過紅地毯上台領獎的，有一位鶴髮童顏的老者，他就是天津日報離休老編輯、著名民俗專家張仲。他這次所榮獲的，是“山花獎”中首次設立的“民間文藝成就獎”。獲此殊榮的，全國只有20位，都是些為民間文藝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的重量級人物，比如著名文藝理論家劉錫成、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劉魁立、著名民俗學家烏炳安等。

領獎歸來，市文聯、市文史館、天津美院12月9日聯合為張仲先生榮獲“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暨從事民俗文化研究60周年舉辦了慶祝大會，對此，張仲一直表示麻煩了大家，心中始終惴惴的。

張仲當時已是三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但他做人很低調兒，從不以教授自居。張仲稱，魯迅先生說過：“倘能生存，我仍要學習。”張仲沒有一天不讀書，沒有一天不會“窮朋友”，這就是他——“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的得主張仲先生。

馮驥才（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市文聯主席）：

張仲是我所尊敬的老大哥，多年前我的生活遇到困難時，家中總會出現他的身影，他的為人，讓我十分感動。張仲是個民間文化學者，作為知識分子，無論做人為文，他都有自己的立場和社會責任感。民俗學在文化學中，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學養和淵博的知識，在這一點上，張仲不僅做到了通，而且做到了精，他博聞強記，可以說是“活的歷史”。另外最讓我敬佩的，是搞這種研究掙不來什麼錢，在物質化的今天，在浮躁的時下，張仲能夠堅守這塊陣地，說明他有著堅定的信念，心靜而有定力，這很不容易，因而我說，張仲是天津的驕傲，也是我們這座城市的光榮。

馮驥才說，作為天津民俗大家，張仲當之無愧。“關於老天津，無論什麼問題都問不住張仲，方言俚語、民俗典故、街道巷裡、五行八作乃至不起眼兒的一些小物件，只要是有特色的，有歷史的，拿到張仲面前，他都能將其中的來龍去脈講個清清楚楚。”

崔錦（天津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

我與張仲相識，已有幾十年了。他從事民俗學的研究整整60年，被譽為天津的活字典，他的學識，是日積月累形成的，也是與他的努力分不開的。現在，張仲仍然是我們民間文藝家協會的名譽主席，協會的許多工作，都經過他的指導，我想，他的工作作風，肯定會對天津的民間文化研究和開展各種活動產生積極影響，我們也祝願他健康長壽，為天津的民間文化多做一些工作。

文化過年，就要這一片火紅 張仲說，每年的臘月里，他都要到文化街和娘娘宮去走走，一個是那時候的年貨最齊全，二是那裡有很多朋友可以拜訪，老朋友之間的敘舊和過年前的問候都是少不了的。“提起年貨，人們往往就會想起飲食方面，其實年貨的概念遠遠不止這些。年貨包括春節期間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物品。年前的‘悶葫蘆’嗡嗡一抖，臘月二十三的爆竹一響，年味兒就出來了。”

在張仲心中，天津的年味是一片紅彤彤，“紅的吊錢、紅的剪紙窗花、紅的福字、爆竹是紅的、人們身上的衣服是紅的，就連老太太頭上的花都是火紅的，這些民俗都沒有消失，在天津它們都顯得那麼有味兒！天津人熱情奔放，特別喜歡熱鬧，這些紅色一直象徵著民間火紅的希望。放紅色的爆竹是過年一個重要的環節，‘有錢的孫子來放炮，沒錢的大爺來聽響。’這是老話，反映的是天津人那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年夜飯，吃的就是個團圓

張仲說：“過年如果要出門，就是去探訪一下那些老居舊鄰，這些人很多都是過年才有機會見上一面敘敘舊。其實我在過年期間會收到很多邀請，但我哪兒也不去，就在家裡踏踏實實地過年。雖然現在大家都過洋節，但心中最重要的還是傳統的春節，不管離家多遠，也會千里迢迢地趕回來，回到兒時的家園和親人團聚。中國人戀鄉、戀舊，因此過年還是親情的體現。我曾經到美國和瑞典講學，本來過節是全家團聚的事情，但在那裡，一會兒子打電話說因為忙不回家了，一會女兒打電話說回不來了。在中國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情況。”一到春節，年夜飯是闔家團聚的親情飯。對於這頓飯，張仲也有自己的看法：“包餃子、吃年夜飯都是一種形式，過年這種民俗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種調節。現在好多人都喜歡去飯館吃年夜飯，我就不太主張，這樣一來，在家裡那種溫馨的年味就沒有了。我希望商家能夠推出那種可以將一桌年夜飯送到家裡的服務。”

“年規”，講的就是規矩

張仲作品說到在天津過春節的特殊民俗，張仲說：“原來有一種在天津的特殊民俗叫‘踩歲’，在住平房的時候人們在院子裡面將芝麻秸踩得沙沙作響，象徵著新年新氣象。貼吊錢雖然是北方的習俗，但現在只有天津還保持著幾乎每家都貼吊錢的習俗。”說到天津的吊錢，張仲解釋道：“貼吊錢始於晚清時期，將吊錢貼得熱熱鬧鬧，符合天津人熱情的性格。以前的院子是兩扇門，將兩扇門都貼上吊錢象徵著吉祥如意，現在雖然人們都搬進了樓房，還是要將一扇門上貼滿吊錢，這樣的情結依然沒有變。”

“臘月二十四掃房，二十五糊窗戶，正月里不剃頭。連饅頭也要提前蒸好在正月里慢慢吃，這些天津過年的‘老例兒’，實際是在督促人們將一切事情做完，踏踏實實地休息，過個年。”張仲說：“臘月二十七八，老天津人還有預備‘年菜’的習俗，年菜不是大魚大肉，都是素菜，包括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餃子也都是素餡的，從飲食方面講，這些素食有分解油脂的功效，廣義上就象徵著新的一年大家都素素凈凈的，有好兆頭！從大年初一開始，就是天津人都知道的‘初一的餃子、初二的面、初三的合子往家轉……’了，年味就是在這裡體現的。”

說到天津獨有的“姑爺節”，張仲笑說：“本來沒有‘姑爺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形成的。從前在天津，姑爺跟自己的媳婦回娘家叫‘回姥姥家’，是定在正月初六。‘姑爺節’形成后，每年的大年初二，天津的姑爺都特別忙，一般都沒有無故不到的。”

春節，國人割捨不斷的情結

春節是中國民俗體現得最為充分的節日，張仲概括道：“民俗是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化生活影像。現在，中國的民俗和時尚對接的問題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過洋節，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新鮮和好奇。洋節在中國人的心中遠遠沒有春節那種堅實的文化基礎，可能現在人們在過春節的形式上變得簡單了，但內心對於春節的情結是割捨不斷的，天津人熱愛生活的精氣神沒有變。”

張仲還說到一個細節：“我曾經在一年春節前夕買了天津的吊錢和剪紙，寄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華裔學者，他立刻將這些都貼到了大學裡面，外國的教授和學生看到之後是一片歡呼雀躍。這說明中國的民俗同樣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

“我一直想著為仲老做件事情，本來應該是在今年完成的，就是做一個張仲的口述史《張仲：口述天津》。但是因為今年初，他的胃口總是不好，要住院治療，這件事就放了下來，我們還商量等他出院后再繼續，但沒有想到，他的病灶突然轉移了，跟著迅速惡化，無法救治，口述史也成為我的特別大的一個遺憾。”

馮驥才說，張仲是天津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位學者。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博學強記”，還有他對天津文化是一位“活字典”式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天津的文化是活的，他對天津文化深入細微的把握與了解，是任何人無法替代的。所以，馮驥才一直惦念著這件事情，希望自己做口述史的研究生，能夠完成這本預計在40萬字的《張仲：口述天津》的工作。

“張仲對天津的了解太廣博了，但是他的年歲大了，只有用口述史的方式，做完整的記錄。這樣一本大書，才能體現他真正的學識與價值。但是，現在這一切都晚了，他把這些東西都帶走了。他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因為張仲的離開，作為其參與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成果——《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中國民間美術集成天津卷》的編撰工作也受到了影響。“張仲的離開，讓我們損失了一位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的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