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戈登·孟席斯

孟席斯不是以一件事給人們留下印象（儘管他組建了自由黨，讓澳大利亞參加了越南戰爭），他是一個時代的特徵。1949年他當選澳大利亞總理，直到1966年退休，他在任期間是澳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期，保守派人士認為，孟席斯時代是一個黃金時代：那時候婦女尊重他們的男人，呆在家裡料理家務和照顧孩子；那時候澳政府對社會主義保持警戒；那時候澳大利亞人是英國背景的白人，移民來的外國人只能做一個澳大利亞人不願做的工作。孟席斯是個狂熱的親英派，他因向英國女王獻上這樣一首詩而聞名：“我確實看見他走了，但對他的愛永遠在我心中。”但是，1965年他積極參與美國在越南發起的“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從澳洲20歲以上的男子中大量徵兵，以保證那裡有足夠的炮灰。自他以後，自由黨再沒有同他比擬的領導人，不過，歷史還在繼續。

孟席斯生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省西部維么拉的傑帕里特（Jeparit），祖籍蘇格蘭高地地區。父親是位零售店店主，兼任州議員，叔父和岳丈也同樣是政治人物。孟席斯小時曾經在單室學校上學，其後轉到墨爾本巴拉來特區內的私人學校讀書，1916年在墨爾本大學以法律系一級榮譽畢業。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但孟席斯卻沒有像他的兄長們一樣投身軍隊，繼續學業。在1918年，孟席斯取得了大律師資格，到1920年的時候更開始在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執業。同年9月27日，他與帕蒂·萊基（Pattie Leckie）結婚，而萊基的父親是聯邦國會議員。

在1928年，孟席斯不再執業，轉移投身政治，成為維多利亞州立法上院議員，任內被指責沒有在一戰參軍而險些失去議席。到1929年，孟席斯獲英皇御用大律師銜，同時改任維多利亞省立法下院議員。自1932年至1934年，他又同時在省政府供職，先後擔任律政司、鐵路部長和副省長。

在1934年，孟席斯離開省立法下院，參與聯邦事務，代表澳大利亞聯合黨出選眾議院位於墨爾本的庫揚選區（Kooyong）。當選以後，他隨即在約瑟夫·萊昂茲（Joseph Lyons）的政府中出任律政司和工業部長，不久以後又兼任聯合黨的副黨魁。在當時，他被外界認定是萊昂茲的接班人，更有不少傳言指他即將取代萊昂茲的地位，但他隨即加以否認。到1938年的時候，由於海港工人不滿孟席斯要求他們協助把廢鐵運上輪船，以售往日本，結果相方爭持不下，促使孟席斯在1939年下台以示不滿。但不久以後，萊昂茲卻在同年4月7日逝世。

萊昂茲死後，鄉村黨黨魁厄爾·佩基爵士（Sir Earle Page）曾短暫出任看守總理。到1939年4月26日，孟席斯當選聯合黨黨魁，遂正式出任澳大利亞總理。出任總理初期，由於佩基爵士不願加入他的政府，以致衍生一番危機。當時佩基爵士在議會指責孟席斯在一戰時期沒有參軍是膽小的行為，又指孟席斯背叛了萊昂茲，最終孟席斯只好籌組一個弱勢政府。數個月後，佩基爵士不再任鄉村黨黨魁，繼任黨魁阿爾奇·卡梅倫（Archie Cameron）表示願意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危機才得以化解。

在1939年9月，英國正式對納粹德國宣戰，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幔，孟席斯遂成為了戰時總理。孟席斯雖然努力設法使國家上下團結一致，但他沒有在一戰參軍的背景，大大減低了國民對他的信任。在1940年的大選中，聯合黨差點大敗，幸好得到了兩名無黨籍議員的支持，政府才不至於垮台。選后，孟席斯有意找工黨的約翰·卡廷籌組聯合政府，但是遭到拒絕。

在1941年，孟席斯前往英國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和其他領袖商討戰略，但當時國內情況卻不容樂觀。當孟席斯返回澳大利亞的時候，他發現自已經失去支持，迫於無奈下，孟席斯在8月28日被迫辭去總理一職，由鄉村黨黨魁亞瑟·法登（Arthur Fadden）接任。不久以後，他又失去聯合黨黨魁的地位。一時間感到自己被同僚出賣，幾乎絕跡於政壇。

1941年10月，工黨的約翰·卡廷上台，此後取得穩定的支持，到1946年的時候更順利由其繼承人本·奇夫利（Ben Chifley）接任總理。至於孟席斯則在1944年開始籌組一個“反工黨”的新政黨，以取代垂死的統一黨，結果在1945年年初，孟席斯成立了澳大利亞自由黨，由他出任黨魁，並走保守的路線。

二戰完結后，隨著冷戰的開始，使得國民對工黨的支持也開始動搖。在1947年奇夫利指他有意把澳大利亞的私營銀行國有化，立即引起中產階層的強烈不滿，孟席斯於是從中取得不少支持。不久之後澳大利亞共產黨於1949年發動一次礦工罷工，更反而使他的聲望急升，結果孟席斯在同年12月再次當選總理。

孟席斯於1966年1月退休，並由他的前財政部長哈羅德·霍爾特（Harold Holt）接任自由黨黨魁和澳大利亞總理。退休以後，孟席斯獲女皇委任為五港總督，此外他又前往美國，走訪各地進行演說，並寫了兩冊回憶錄。然而，1968年和1971年的兩次中風，使孟席斯漸少出席公眾場合。另外，他又於晚年對舊同胞作猛烈抨擊。

1978年5月15日，孟席斯因心臟病卒於墨爾本市郊的馬耳威恩（Malvern），終年84歲。死後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

雖然孟席斯當選總理，但工黨仍然控制著參議院，使孟席斯政府的施政存有困難。在1951年，孟席斯試圖推動立法取締共產黨，以便動議一旦被參議院否決，便可以藉機會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但出乎意料的是，取締共產黨的法案在參議院得到通過，卻被高等法院裁定違憲而未能執行。其後，參議院否決了他的銀行法案，孟席斯才成功解散國會，並在新一輪的選舉中成功控制兩院。

在1951年下旬，孟席斯尋求以公投的方式修憲，以取締共產黨。當時新任工黨黨魁赫伯特·威爾·伊瓦特（H.V. Evatt）以公民自由為理由，發起一連串運動反對取締共產黨，結果公投以些微票數否決了取締行動。另外，孟席斯又派兵參與韓戰，並與美國維持緊密的同盟關係。

然而，當時國內的經濟卻呈現衰退的景象，輿論更認為工黨的伊瓦特有望在1954年的大選中勝出。就在大選舉行前不久，孟席斯向外界宣布一名蘇聯駐堪培拉的外交官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已經變節澳大利亞，並且有證據顯示蘇聯已在澳大利亞建立了一套間諜網（請見彼得羅夫事件）。事件激起了澳大利亞人對冷戰的恐懼心理，使得孟席斯在大選勝出。事後工黨指責事件是由孟席斯自編自導，但指控終究沒有根據支持。

1954年的大選使得工黨出現分裂，而票源的分散使得孟席斯繼續在1955年和1958年的大選中兩敗伊瓦特，繼續出任總理。在這個時候，澳大利亞在戰後的經濟已經全面恢復，大量的新移民帶來龐大的勞動力，亦帶動房地產的蓬勃發展。而農產品的出口價格又有所上升，使農民的收入得到保障。工黨當時作風老舊，可雲難與孟席斯的自由黨相較量。

亞瑟·卡爾韋爾（Arthur Calwell）在1960年接任工黨黨魁后，曾給孟席斯帶來一點憂慮，當時孟席斯錯估通貨膨脹，造成失業率提升，以致在1961年的選舉中，孟席斯只取得2席的多數優勢。但由於他善用工黨分裂的機會，成功分化工黨，所以在1963年的大選中，再次成功拉開多數優勢的差距。這次選舉是澳大利亞首個有電視轉播的選舉。雖然孟席斯已年近70歲，但面對攝影鏡頭依舊從善如流，此外，他又在同年獲英廷冊封為薊花勛爵士。

在1965年，孟席斯作出了一個錯誤決定，就是出兵越南和重新推行徵兵制，這個決定最初得到了國民的普遍歡迎，但對后屆的政府卻變成極大的困擾。儘管孟席斯務實地接受了二戰後太平洋的新局勢，又與美國結成緊密的關係，但仍然不減他對英國，以及對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仰慕之情。雖然英女皇曾在1954年訪問澳大利亞，但國民在此後10年間，對皇室的狂熱卻有所消減。然而，孟席斯對皇室卻始終如一，伊麗莎白二世在1963年再訪澳大利亞時，孟席斯甚至引用的伊麗莎白一世御用詩人巴納比·古奇（Barnabe Googe）的詩文，對女皇稱頌道：“我只看見她經過，就會愛她到永遠。”

孟席斯兩任總理，前後18年5個月又12日，是史上任職最長的澳大利亞總理。當中在第二段任期，孟席斯更主宰了澳大利亞的政治，而這種威權在澳大利亞是絕無僅有的。雖然他的首任任期是一個失敗，但他在第二段任期卻成功建立起保守的政治勢力，這可謂是很大的政治成就。另一方面，孟席斯對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以及堪培拉的發展均甚有建樹。

批評者則認為，孟席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戰後的經濟繁榮，以及他善用民眾的恐共心理。此外，澳大利亞工黨在1950年代的分裂也造就孟席斯政府的穩定。相反在當時的自由黨，孟席斯的地位無可挑戰，更被認為是自由黨內最偉大的英雄。

孟席斯素以辭鋒銳利著稱，有次他在地方選區演講，有滋事份子對他說：“如果你是天使長加百列，我一定不會投票給你。”孟席斯則不慌不忙的回應到：“如果我是天使長加百列，恐怕你不會活在我的選區。”此外，孟席斯死後不久，曾有人打算為他寫一本官方傳記，但其遺孀為了維護丈夫名聲而拒絕提供協助。一直到1991年，孟席斯家族才委人撰寫傳記，最後傳記才在1993年和1999年分兩冊出版。

孟席斯的綽號是“Ming”（語出蘇格蘭語）。

孟席斯曾於1956年介入蘇伊士運河危機，協助調停。

孟席斯自1967年至1972年擔任墨爾本大學校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