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仙舟

姓　名：薛仙舟，原名頌瀛，字仙舟性　別：男

民　族：漢族

籍　貫：廣東香山

生卒年：1878年-1927年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頌瀛，字仙舟，廣東香山人。先生早年肄業於北洋大學法科，曾留學美、德，專攻經濟學；1914年起在復旦任教，宣傳合作主義；1919年創辦中國第一個合作金融機構——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1920年起指導早期中國合作事業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國合作運動綱領性文件《中國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時年49歲。他被稱為中國合作運動的導師。

曾任國立復旦大學校長的吳南軒，在紀念薛仙舟百年誕辰時撰文《大哉薛仙舟師，吾無能名焉》，稱薛仙舟為其“平生受業中外良師中所最心敬崇拜之人”。文章深情地寫道：“先生果何許人耶？稱道者不一。論其生平行事，或曰，熱烈反清排滿，兩次被捕入獄，先生是激進革命黨人也；或曰，主張改造中國舊社會，提倡現代新生活，尤重清潔樸實習慣，以身示範，雖不以強聒人，而鄰里生徒景從者眾，先生是溫和社會改革家也；或曰，洞悉資本制度流弊，提倡折衷經濟學說，先生是理論經濟學家也；或曰，首創中國合作運動，刊《平民》周刊，組織中國合作學社，擬具最完善之《中國合作化方案》，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國合作運動之大師也；或曰，先後創辦工商銀行及國民儲蓄銀行，先生是偉大金融家也；或曰，既與陳果夫、戴季陶、葉楚傖諸先生過從甚密，亦時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往還，先生是寬宏大度政治家也；或曰，任教復旦大學十餘年，又兼中央政治學校合作學院課務，先生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教育家也。”

革命黨人、社會改革家、理論經濟學家、中國合作運動之大師、金融家、政治家、教育家……諸多身份合在一起，勾勒出薛仙舟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其中最值得稱道的當屬“中國合作運動之大師”。

薛仙舟四歲喪母，九歲喪父，幼時生活極為艱辛。由於父母早亡，薛仙舟都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后以結婚紀念日為生日。九歲時，薛在親戚資助下入天津中西書院就讀，十六歲考取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其時美籍教育家丁家立任北洋大學校長，持校規甚嚴，薛仙舟詆其專制，常借故反對。丁家立憐其聰穎過人，未予深究。

薛仙舟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晚清末年，清政府統治搖搖欲墜，康梁一派掀起變法維新的改良運動。年輕的薛仙舟深受改良思潮影響，在校內帶頭講求時務，主張改革，成為學生領袖。北洋大學肄業后，薛仙舟走上激進的革命道路，與友人江為善密謀在惠州各縣發動起義，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審時他鎮定自若，侃侃而談，自稱是洋務派大臣盛宣懷的門生。主審縣令不敢將其定罪，勸勉一番后予以釋放。他的聰敏機智頗受其同鄉唐紹儀稱道，1901年，唐紹儀任天津海關道，選派薛仙舟官費出國，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其後，唐紹儀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轉學深造，隨即獲允轉赴德國柏林帝國大學專攻銀行經濟。留德時薛仙舟曾擔任歐洲留學生監督蒯某的秘書，以微薄薪水支付生活費用。不久蒯某獲罪回國，薛仙舟失去經濟來源，寄於友人賓步程處，靠賓步程一人學費為生，時有捉襟見肘的窘狀，“花五分銀幣買一條腌魚已經是美味了”。

薛仙舟珍惜來之不易的留學機會，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和資源，深入觀察研究歐美社會經濟狀況，試圖找出一條救國的道路。留美期間，薛仙舟常課餘走訪粵籍移民後裔，從中接觸到大量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懸殊、民族歧視的社會現象，逐漸對資本主義制度深惡痛絕，並曾積極組織留美學生響應1905年上海的抵制美貨運動。他尤其痛恨日常商業交易行為，認為“有了交易之後，社會上個人間的現象，就是一味使我的交易戰勝他人交易……無謂幫援他人，增進幸福，且人人都只願以小犧牲，獲得最大利益，便拚命謀求……最後的利器就是開仗。”到德國后，他發現一股新的思潮，即被稱為“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的合作主義正在興起。十九世紀中後期，德國人雷發巽率先倡導的信用合作社在歐洲得到廣泛傳播和發展，德國作為合作主義的發源地，其理論更加系統完善，實踐基礎更為堅固。薛仙舟在德國留學期間，經常去聽德國經濟學者關於合作主義的講學，並對德國的合作經濟進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來，合作主義主張民眾的聯合與合作，摒棄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剝削關係，通過和平的改良實現一個人人和諧共存的理想社會，因而具有經濟改造與社會改造雙重功能。他曾用比喻說：有一棵劣樹不方便一下砍斷，我們就從別處移植來一棵好樹種在旁邊並精心培育，將劣樹的雨露和陽光都佔用了，劣樹自然會死掉。從此，薛仙舟放棄了早年堅持的激進主義革命思想，開始主張通過建立合作經濟制度對社會進行和平改造，成為一名溫和的合作主義者。確立從事合作事業的信仰后，無論當何時、居何處、做何事，他總不忘為合作主義宣傳吶喊，其執著與最虔誠的傳教士無異。

回國后，薛仙舟一邊實地考察，一邊開始宣傳合作思想。他找到一個絕佳的實踐舞台——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復旦公學是我國第一所由民間力量創辦的私立高等學校，時任校長的是印尼歸國華僑、耶魯大學畢業的李登輝。李登輝以母校耶魯為楷模，汲取大學服務社會的精神來辦學，極力創造寬鬆的環境，吸引、保護各種新思潮，為改造社會服務。1914年，薛仙舟應李登輝邀請到復旦任教，講授德文、公民、經濟等課程。李登輝對薛仙舟的人品和學問十分敬重，讓他代替自己擔任復旦教務長一職。1917年，復旦鑒於文史科已為清華、北大與東吳大學等所專擅，遂以經濟學為立校特色；又根據上海工商業發達的實際情況，創設商科，並迅速發展成復旦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學科，也成為薛仙舟宣傳合作思想、培養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運動期間，合作思想隨著其他新思潮一起湧入中國，首先在知識分子及商界內得到廣泛傳播。為了進一步推廣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專程赴美搜集了大量合作制資料，以此作為教學和實踐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鼓勵學生學以致用，於實踐中更深層地認識、推廣合作制度。1919年10月，薛仙舟聯合部分復旦師生，自籌資金，創辦我國第一個信用合作社——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簡稱合作銀行），並任首任行長。合作銀行是中國最早的合作金融組織，也是我國早期合作運動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發展國民經濟、補助小資本營業”理念的引導下，合作銀行開設了公積金，實行儲蓄存戶與股東均分紅利。薛仙舟提倡義務平民教育，並將各種業務實踐與商科教學緊密結合起來。他認為，合作銀行是商科學生重要的實習場所，因此在校內、校外均設立了營業部，鼓勵學生們深入社會，親身了解平民百姓的切實需要，部分學生還被任命為主管，承擔起一些重要職務。在校方的支持下，時任副行長的復旦學生卞燕侯曾專程赴天津考察銀行錢莊，為經營銀行積累經驗。由於較好地與社會情況相結合，銀行經營時間長達十餘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組辦的合作社大多僅能生存兩年。隨著銀行業務的展開，合作思想對復旦學生的影響也與日俱增。應學生要求，學校創辦了“合作食堂”，由同學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復旦學生李榮祥、黃華表、毛飛等組織“《平民》周刊社”，發行《平民》周刊，1922年將“《平民》周刊社”更名為“平民學社”。學生們成立平民學社的初衷是教育救國。這些年輕人深受新文化狂瀾的洗禮，沉醉於各種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鋒，同時又深感新文化運動脫離民眾基礎，僅是知識分子的自我覺醒。發行周刊，是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喚醒民眾覺悟。不久學生們就發現，為生計奔波的工人和農民對他們的大聲疾呼無動於衷，《平民》周刊發行寥寥。薛仙舟的到來改變了平民學社。他告誡學生，社會改造不能依靠空泛的語言，只有腳踏實地為平民做實事，才能得到民眾的關注和支持。他建議學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為中心，在中國宣傳能使工農大眾受益的合作運動，並把留學歐美期間收集的合作書籍和資料交給學社成員翻譯發表，使學生們深受鼓舞。從第五期開始，《平民》周刊成為以研究宣傳合作思想為中心內容的刊物，開始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合作思想宣傳工作。此後，平民學社還與國際合作聯盟建立聯繫，將中國的合作事業介紹給世界各國，成為中國合作事業對外交流的一個窗口。

轉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國共兩黨早期領袖在內的眾多思想活躍的青年，因而獲得強大的生命力。留學美國的徐志摩給《平民》寫來長信，談及老家浙江夏溪農民深受高利貸剝削一事，希望平民學社能將眼光轉向農村。當時旅日學習合作思想的共產黨早期領袖於樹德，在《平民》上發表了《日本新創立的一個“消費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也為《平民》寫過稿。《平民》引起大眾的關注，發行量猛增。辦刊四年間，學社共發表了800餘篇有關合作主義的文章，其中約600篇為譯文，200多篇為學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寫。1924年7月，學社因社友四散而中輟，《平民》也隨即停刊。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和《平民》周刊的并行運作，是薛仙舟合作運動實踐雙管齊下、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集中體現。先生任教十餘年間，一直高舉合作主義的鮮明旗幟，通過創辦合作銀行和指導《平民》周刊，使合作主義思想紮根於眾多優秀青年知識分子心中，也為後來合作主義的全國性傳播與實踐鋪就道路。他的學生中，余井塘、壽勉成、許紹棣、王世穎、張廷灝等人成為合作事業的有力支持者。壽勉成、王世穎日後還擔任了“國民政府”合作事業管理局的第一、二任局長。

國民黨元老陳果夫，早年曾師從薛仙舟學習德文。據陳果夫回憶，“先生與人只談合作主義”，因此在德文課上，陳果夫更多接觸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義思想。受其影響，陳對合作主義篤信不疑。1920年，陳果夫在上海組織“上海合作同志社”，專門從事合作研究與宣傳。192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薛仙舟應陳果夫請求，起草了《中國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實現全國合作共和為宗旨，系統闡述了在全國範圍內普及推廣合作運動的理念，並提出合作執行部門（全國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門（合作訓練院）、合作金融部門（全國合作銀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構想，集中體現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國，以合作治中國”政治主張。全國合作社是全國合作運動的總機關，以發起、組織、指導、監督和資助全國合作事業為職能，對全國經濟和民眾本身實施改造，以奠定合作共和之經濟、政治基礎。在機構設置和規劃上，薛仙舟格外重視人才選拔，他曾說，“倘人之自身，不先徹底改造，則雖有絕好的制度，也是徒然”。他對人才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期望，他說“倘要民眾本身的改造，則必須先有人才，他們自身曾經受過嚴密的訓練，具有許身於民眾的決心……投入民眾之間，與民眾共同生活，共同嘗甘苦。去服務民眾，教導民眾，輔助民眾，使民眾與之同化……必如此然後民生主義始能真正實現，革命才算是成功。”為此，薛仙舟把全國合作社社員分為四等：普通社員、基本社員、特別社員和贊助社員，並特別說明“有決死精神者歸屬特別社員，為實現合作共和之核心，是所有社員中最重要的一種。”

合作訓練院是合作事業的教育部門，旨在通過宣傳、教育和培訓，使一般民眾接受合作思想，了解合作社的知識和組織原則，在全國營造民主與合作的氛圍。薛仙舟重視婦女在合作運動中的地位，因此合作訓練院專設女子部，訓練女合作員。他的理由是，“在民眾中做工作，女子至為重要。四百兆的民眾中，有二百兆是女民眾，沒有女子工作，是不易成功的。合作以家庭為本位，女子乃家庭的中心。女子如不了解合作，贊助合作，合作前途，障礙滋多。男子的生活，最易受女子的影響，故女子尤須受特別的訓練，

助成男子刻苦耐勞的簡單生活。”

全國合作銀行是信用合作的中央調劑機構，也是合作運動的核心。因此在整個方案中，薛仙舟對全國合作銀行的規劃最為詳細，從招股派息，到組織人事、營業範圍、地點分佈等都作了說明。他還主張，全國合作銀行有發行長期債券之特權，專做住房合作、農業合作、勞農事業等等之長期放款。方案指出，上海是天然的消費合作、住房合作、信用合作的中心，所以全國合作銀行總行設在上海，並隨時在國內各地酌設分行。為聯絡華僑，吸收僑資，在海外也設立分行。

薛仙舟著述極少，《中國合作化方案》是他一生從事合作研究與實踐的結晶。方案理念清晰、特點鮮明：其一，薛仙舟人治觀念濃厚，因而在方案中他兼重合作組織的經濟改造與社會改造雙重功能，希望把制度的革新與人的改造統一起來。其二，薛仙舟希望藉助國家權力構建全國化的合作事業體系，由上而下地推進合作事業。當時除了比利時農民互助社外，各國還沒有這樣的先例。薛仙舟並未如他人一樣沿襲照搬國外的做法，而是根據實踐和國情提出了超越傳統的理論。其三，薛仙舟把合作社看作實現民生主義的最佳途徑，主張都市與農村應同時推進合作事業。他說：“及至每個小村落，每個工廠，每個團體，每條馬路，每條里弄，皆有合作機關星羅棋布，全國合作化了，然後全國問題才能根本解決，革命才算真的成功。”

薛仙舟起草方案的時候，正值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大規模的國家建設提上日程。選擇何種建設方略，實為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方案完成後，胡漢民、陳果夫等國民黨高級官員對他大加讚許，陳果夫還向蔣介石力陳合作社乃“抵制共產主義，實行階級協調”的一大法寶。蔣介石當即接見薛仙舟，表示全國統一后即組織實施該方案。不久，“國民政府”決定設立經濟設計委員會，由薛仙舟主持，藉此推行中國合作化工作。另一方面，薛仙舟卻面臨“進退兩難之勢”。1927年8月7日，薛仙舟致函陳果夫，稱葉楚傖再三敦促他前去主持籌備農民銀行。在薛仙舟的構想中，這個農民銀行就是方案中的全國合作銀行。他十分高興，認為如籌劃成功，實為“我國大規模的合作運動之一絕好機會”。他在猶豫，是等整個方案決定后按計劃推進，抑或立即先行籌備合作金融機構。世事難測，還未等薛仙舟做出決定，8月13日，蔣介石、胡漢民就在國民黨內部爭鬥中失利而被迫辭職，推行合作方案的計劃遭遇波折。多年的理想在將要實施之際又化為泡影，薛仙舟備受打擊。

9月初的某天，薛仙舟意外受傷，因治療延誤，情況十分嚴重。醫生主張截肢以保全性命，但他認為身體殘廢則影響思想的完整性，堅決反對截肢，致使病情日益惡化。9月14日，薛在病床上問妻子：“（上海國民）銀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繼續維持?”妻子點頭稱是，他即溘然長逝，臨終並無一語及私事。身後留下一雙女兒，大女德音三歲，小女徽音僅六個月，實施《全國合作化方案》成為他未竟的心愿。薛仙舟的早逝，是中國合作運動的重大損失。他畢生心血凝聚的《中國合作化方案》，成為中國合作運動史的經典文獻，至今日仍閃爍著思想的光輝。他對國民政府推進合作事業影響深遠，其弟子陳果夫是國民黨合作運動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導者，陳果夫創辦的中央黨務學校（后改為中央政治學校）成立合作組、合作學院、合作指導研究班，培養出大批合作人才。在中央黨務學校任職的人中，好幾位是曾追隨薛仙舟宣傳合作、創辦《平民》周刊的復旦學生。薛仙舟逝世后，復旦大學將新擴建的圖書館命名為“仙舟圖書館”，以示永久紀念。

2005年9月，復旦大學百年華誕，仙舟圖書館被改建為“復旦大學校史館”，薛仙舟從事合作運動的珍貴史料就珍藏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