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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陽樓
京劇劇目
《艷陽樓》,一名《拿高登》。
高登載酒出遊,遇梁山好漢徐寧之子徐士英(綽號青面虎)一家至郊外掃墓,高登見徐士英之妹佩珠貌美,命人搶回府中,欲納為妾,佩珠不從,被軟禁在艷陽樓上。徐士英追高登途中遇梁山後裔花榮之子花逢春、呼延灼之子呼延豹、秦明之子秦仁,三位英雄決定挺身而出,除暴安良。是夜,四人潛入高府,適高登酒醉出屋,經過一場激戰,終將高登及其爪牙一舉全殲,救出佩珠。
花逢春等人不畏強暴,見義勇為的英雄行為,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高登除了貪戀酒色之外,還“愛習拳棒”。府中豢養了一批武師,備有各種兵器,每日習武,練就一身功夫,故想除掉這個“南陽一霸”決非易事。在花逢春等人夜入高府,與其遭遇后,高登先後使用了七星刀、長槍和大刀等多種兵器;眾義士則輪番與之格鬥。高登在半醉半醒的狀態下力戰群雄,體力漸漸不支,他退到練功場地時,順手舉起仙人擔(舉重用的石制杠鈴),眾義士抄起石鎖進行圍攻,終於將高登打翻在地。
此事不見於《水滸全傳》和《水滸後傳》,此劇系根據清廷崑曲連台本戲《忠義璇圖》有關章節改編。
高登是宋朝權相高俅之子,倚仗父勢搶男霸女,為害一方。
早年,《艷陽樓》的主角並不是高登,而是武生應工的花逢春;高登是由武花臉應工的“反座子“(反面人物)。那為什麼後來高登竟成了主角呢?這件事源起於武生前輩俞菊笙。
清末,在春台班演出《艷陽樓》時,歷來都是由俞菊笙主演花逢春,由武花臉范福泰配演高登,二人旗鼓相當,深受觀眾喜愛。一次范福泰誤場,因無人替補,俞菊笙當機立斷,派武生遲月亭扮演花逢春,自己勾臉扮高登,由於他身軀偉岸,便將原來頭上戴的棒錘巾改為打扎巾。因自己有武旦基礎,遂將開打路數也做了調整變動,增添了七星刀,鑼鼓採用[一封書],不緊不慢,一招一式,攻防進退,工架穩健。直到與花逢春打“大刀對雙刀”時,鑼鼓改為[急急風],節奏加快,氣氛緊張,高潮陡起,層次分明,獲得滿堂喝彩。後來他將此種演法傳授給弟子楊小樓、尚和玉,從此高登便由武生應工並成為主角而沿襲至今。
楊小樓、尚和玉雖然同堂學藝,但對高登卻有各自的理解和創造。楊小樓演的高登是個尚武好色的紈絝子弟,出場時,他手持特大號的摺扇,昂首闊步,妄自尊大。“趟馬”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念白的驕橫、狂傲,以及開打的色厲內荏等,都準確地刻畫出高登的兇殘暴虐,放蕩不羈的性格特徵,世稱“楊派”。
尚和玉則是另一種風格,他除了武功紮實、工架穩健之外,對念白和唱詞還進行了一番推敲,其吐字歸音鑿實有力,氣焰十分囂張,表現出高登倚仗父勢恣意橫行的心理狀態。開打循規蹈矩,亮相堅如磐石,一招一式講求穩、准、狠,猶如凶神惡煞,狂暴至極,世稱“尚派”。
厲慧良藝宗楊派,又吸收了尚派,對戲精雕細琢,反覆推敲。在把握人物內心世界的同時,更注意造型的優美,舉手投足,灑脫飄逸。高登飲酒後,他在臉譜的兩頰部位各施紅粉,表示已有幾分醉意,並且創造了一套“醉打”,節奏舒緩,情趣盎然。見到花逢春后,醉意頓消。開打似疾風暴雨,迅猛異常。戲的結尾也別開生面,早年演出時,高登被花逢春等人用石鎖砸死,貓腰鑽進後台,眾人在“三笑”中結束。而厲慧良的處理手法則另闢蹊徑,高登在石鎖的夾擊下,背對觀眾,仰面朝天,用一個“硬僵身兒”摔倒在地;眾義士高舉石鎖,怒視高登,各自亮相,形成一組人物造型,好似電影的“定格”,就此落幕劇終。這不但具有點睛之妙,而且給人以美的享受。當年筆者曾問及這一藝術構思,厲先生爽朗地說:“拿高登嘛,最後總得把他拿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