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羅倫薩史

《佛羅倫薩史》分為八卷，每卷又分為若干章。第一卷概述義大利從西羅馬帝國末年到15世紀的歷史。在記述了蠻族入侵、義大利半島分崩離析、封建主混戰、雇傭軍橫行和城市內部的黨爭之後，作者不禁深深慨嘆：“因此，在我寫的這部歷史中，必然會充滿這類昏庸的君主和如此卑劣的軍隊。”（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以同樣筆法概述了佛羅倫薩從建城之初到14世紀中葉美第奇家族初露頭角時期的歷史。這兩卷可以看作是全書的導言。

從第三卷進入書的主體，一直寫到1492年豪華者洛倫佐之死為止，以六卷的篇幅，記一百四十年之事，可以說是相當詳細的。

公元1512年，因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復辟，馬基雅維利去職。后因涉嫌參加反美第奇陰謀，被捕入獄，受到刑訊。獲釋后離開佛羅倫薩，在城郊自己的聖卡申諾莊園開始隱居生活。

在隱居期間，馬基雅維利開始了他的著作生涯。1520年11月，尼科洛·馬基雅維里奉美第奇政府之命，編寫佛羅倫薩的歷史。經過五年的努力，他完成了一部沒有神學色彩的歷史著作：《佛羅倫薩史》。 《佛羅倫薩史》是馬基雅維利的最後一部著作，成書於1525年。

馬基雅維利認為人的本性和行為特徵直接影響著歷史，研究歷史必須從研究人的實際和人所固有的劣根性出發，其史學觀點的理論和道德基礎是性惡論。他認為，不論君主貴族，還是普通民眾都因其劣根性而貪婪腐敗，因其野心而製造混亂，故社會歷史發展的“興衰規律是：由治到亂，又由亂到治。”這種厲史的循環論沒有認識到經濟因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也役有認識到社會本身是在不斷自我完善、不斷由低級向離級發展的，但在《佛羅倫薩史》中馬氏“把他的出生城描寫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把它的發展描寫為是一個自然而獨特的過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個具有這種觀念的人”，這是難能可貴。

馬基雅維利強調人性和人的心理在歷史上的作用。對許多歷史人物的品質和行為進行了剖析，但他的階級立場也表現得十分突出，他宣場的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性，強調的是偉人君主的作用。

《佛羅倫薩史》是一部人的行動的歷史，它集中體現了人文主義的史學思想。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把人文主義史學深化了一層。以往的人文主義者在擺脫中世紀宗教束縛，反對“人的微不足道論”的同時，往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人理想化，盲目肯定人的價值。馬基雅維里則不同。他把“人的崇高”發展到“人性本惡”，把對人的認識由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推進了一步。同時，在撰寫《佛羅倫薩史》的過程中，他拋棄了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想，把單純地方性的歷史推向了民族的、整個義大利的歷史，從而第一個具有了從整個義大利來看問題的全局眼光。

在《佛羅倫薩史》第一卷的末尾他表述了自己的寫作目的：“應該弄清楚的是，經過一千年的辛勤勞苦之後，佛羅倫薩竟然變得這麼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他要通過歷史的研究，弄清佛羅倫薩以至整個義大利衰敗的原因，探尋祖國繁榮、民族富強的道路，同時他還要藉此來教育民眾，弘揚愛國主義，使人民了解近代歷史，明白“應該避免和反對什麼”。

因而，馬基雅維利的整部歷史著作都是圍繞著現實政治，以腐敗為主題，極其客觀地展開分析的。他認為，城邦內部勢力的分裂爭鬥是當時最基本的政治內容，也是佛羅倫薩肌體中長期存在的最嚴重的腐敗。他在敘述這些分裂混亂時，“意存針貶，帶有一種強烈的義憤”。

通過對內爭的深入剖析，他認識到在共和國中黨派之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政黨之爭本身並非不幸，只有在每個政黨都把自己的私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時才是不幸的。在佛羅倫薩，個體利益總是超越共同利益，每個黨派都企圖戰勝對方，“公民之間不存在任何團結和友誼”，因此無力建立起一種理想的秩序，相反因為複雜的分裂鬥爭而變得孱弱不堪。

他還譴責了君主的狡詐和人民群眾生活上的腐化。他曾這樣“描寫腐敗的邪惡影響如何籠罩整個佛羅倫薩，扼殺它的政治自由，最後終於把它帶回到專制暴政的統治，並因此而蒙受恥辱”。與此同時，他還在不斷尋求救治自己長期分裂的祖國的方案。他從新興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力倡建立好的法律，好的政府，好的軍隊。

馬基雅維利的理想是建立共和制，但他並沒有停留於對共和政體的盲目崇拜，而是清醒地看到了在義大利內憂外患、紊亂腐敗的歷史條件下，共和制難以實行的嚴酷事實。他希望出現“一位既善良又英明而且又有勢力的公民”，由他制訂出能夠平息或抑制內部爭鬥的方案，實現相對的和平。這樣，他事實上取得了與君主制的妥協。這種妥協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在政治上卻是必需的，也符合時代的要求。應該理解這裡雖然包含了馬基雅維里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但他始終是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它看得高於所有的個人利益和黨派利益；在資產階級力量相對較弱的情況下。他只是把君主當作一種實現統一的特殊的臨時手段。

需要提及的是，在《佛羅倫薩史》中，馬基雅維利指控教皇是製造分裂、妨礙統一的罪魁禍首：幾乎所有由北方蠻族在意大科境內進行的故爭，都是教皇們惹起的，在義大利全境貶演成災的成群結隊的蠻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進來的”。這表明馬基雅維里已經看到了教權在民族國家形成中的消極作用。

馬基雅維利的社會歷史觀中已初步涉及了階級鬥爭問題，他對佛羅倫薩城邦內部鬥爭的關往是這之前的任何歷史學家都無法相比的，在所有的政治分裂鬥爭中，他把平民和貴族的互相敵對擺在首位。

他認為平民和貴族的對立鬥爭是各城邦大部分糾紛產生的根源。這表明馬基雅維利抓住了那個社會轉型時期的主要階級矛盾，因為平民特別是上層平民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向封建貴族的對立實質上是新舊勢力之間的格鬥。

馬基雅維利還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階級鬥爭的普遍性和不可調和性，他指出，在義大利的各個城市較高階級與平民之間的矛盾是一種普遍現象。“由於貴族企圖發號施令，平民階級不願服從，很自然地引起嚴重的互相敵對”，“這兩種人完全和睦相處是不可能的”。遺憾的是，馬基雅維里把這種普遍的階級對立歸咎於人性本惡，而沒能真正理解階級鬥爭現象表面隱藏下深刻的經濟關係及其性質。

在五彩紛呈的鬥爭中，馬基雅維利覺察到各個黨派實際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團，它們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參與政治生活，他敘述了佛羅倫薩人反抗雅典公爵的情景。為推翻公爵的暴政，全城形成了很多集團：貴族的、平民的和工商階層的。馬基雅維里認為“除了促使他們反叛的那些共同的原則之外，各有各的不滿的因由：貴族發現自己被剝奪參加政府的一切機會；平民喪失了原有的勢力；工匠們發現自己通常取得的勞動報酬少了。這樣，馬基雅維里最早把利益原則引入到歷史領域，他還試圖用它去解析黨派鬥爭發生的根源，他的思想中隱隱包含有階級鬥爭源於利益對立的觀點。不過，馬氏筆下的“利益”還不是完完全全的“物質利益”，相對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馬基雅維里對這種利益的對立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在於社會地位上的對立，而剝削階級與勞動群眾之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物質利益上都存在著尖銳矛盾。這種認識上的差別主要是由於馬基雅維里沒有把握階級鬥爭的實質，還不清楚階級以及階級鬥爭產生和存在的經濟根源和生產力要素。

《佛羅倫薩史》中對階級鬥爭最關鍵最有價值的描寫是對1378年梳毛工人起義的記載。除了正確地分析了起義原因外，馬基雅維里還在對起義過程的敘述中。留下了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精彩論戰記錄，反映了早期無產階級思想上的覺醒以及在思想戰線上同剝削階級的鬥爭。工人階級的代表是一個膽子最大也最有經驗的起義者，他的演說表達了幾個重要而深刻的思想。他告訴人們當機會到來的時候，獲取自由所需的手段是“必須使用暴力，引導人們思考鬥爭的目的、目標，即不但可以從他們（剝削階級）壓迫下解放自己，而且還能夠使自己變得比他們更為崇高。”

階級偏見

馬基雅維利寫作此書時正擔任美第奇家族所授予的史官一職，因而其寫作中難免有對美第奇家族的先人加以刻意美化和歌功頌德的色彩。他極力描述科斯莫·德·美第奇的慷慨大方，指出他不僅在財富和權威方面，而且在個人品格，治國策略上都勝過和他同時代的所有人物。他不僅抑制了本城人的野心，甚至使許多君主的傲慢態度受挫，和他結盟的一定可以戰勝敵國或保證本國完整無損，而反對者不是丟掉時機就是損失金錢或領土。當他去世的時候全城人民為他送葬，在墓碑上刻上“國父”字樣。馬基雅維利毫不掩飾地承認他在描述科斯莫的一生時不是用的一般歷史撰寫方法“而是在採用帝王本紀的體裁”，“因為對於這樣一位特殊人物，我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常的頌詞”。對於科斯莫的孫子洛倫佐，馬基雅維利也極力頌讚他為政英明，增益城邦，並將他的去世作為本書的終結。馬基雅維利雖然對黨派之爭極力斥責，但對於美第奇家族及其黨羽的肆意妄為則從簡處理，而將更多的筆墨用於描述其反對者的陰謀及其失敗。這不得不說是本書的缺點之一，但馬基雅維利對美第奇家族的對手也並非完全地加以指責，同樣表達了對他們一些善舉的讚頌和時運不濟的感嘆。

在讚揚美第奇家族的同時，馬基雅維利卻對廣大的群眾懷有深深的敵意，特別是最底層受壓迫最深的勞動者。在他看來，共和國政權若是落在群眾手中則不可能存在，實際上也從未有過任何穩定性，愚蠢之輩擅權專橫，使得有頭腦的人們憎惡。在與羅馬相比較時，馬基雅維利認為佛羅倫薩平民的要求既蠻橫又不公平，導致階級矛盾以最極端的形式發展，最終演變成流血事件以及公民放逐，佛羅倫薩也因此日益消沉，喪失體面。平民天生幸災樂禍，在反對雅典公爵等多件事情上表現出明顯的兩面性。不管污衊誹謗是否為真一概加以聽信，因為這些人幾乎全部都是官員的死敵。在刺殺米蘭公爵一事上，馬基雅維利則指出過多地寄希望於群眾，相信他們在心懷不滿時必能甘心冒險或排除危難的期望則是荒謬至極。事實上，馬基雅維利更多地將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歸結於人性本惡引發的衝突，但卻忽視了階級鬥爭背後隱藏的深層經濟關係。對於底層勞動者因報酬不公和壓迫所進行的反抗，馬基雅維利歸結為他們的本性邪惡，蓄謀已久要顛覆政府。馬基雅維利出身沒落貴族，政治主張上提倡君主制，再加上本書的寫作意在取悅美第奇家族，因而書中出現對下層群眾的階級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貶抑群眾也是當時人文主義者慣用的筆法之一。但他對這次起義，特別是對一位庶民演說家的描述，客觀上也為當時的階級和經濟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

馬基雅維利十分注重人性和人的心理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對許多歷史人物的品質和行為進行了剖析，強調偉人君主的活動對歷史的決定作用。在文中，他用大量的詞句和事件描寫了美第齊家族的科斯莫和洛倫佐，科斯莫成為了一位在擁有財富和權威的同時，又有具有慷慨豁達、精明審慎等品質的優秀領導人物，多次提及他對事態發展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中世紀的歐洲，在神學思想的影響下，一切歸咎於神意。人們習慣於以神學眼光看待國家。凡俗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天命與神意是社會生活各種問題的診釋。深受文藝復興運動影響的馬基雅維利，繼承了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中蘊含的人文主義精神，同時根據時勢的新變化，突破基督教神本史學“神性重又降臨凡世，神人同形同性地捲入人類的事務”的限制，將人的行為與思想從神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並作為研究的基礎，通過大量地運用直接議論或假借別人演說詞而間接議論的史學手法，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擯棄虛偽的中世紀教會道德，即“人性惡”的角度研究權術。

《佛羅倫薩史》的另一特色在於馬基雅維利能夠擯棄以往以排列史實為主要方法的編年手法，將人的以往活動作為歷史的主線，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馬基雅維利在《論提圖斯·李維的前十書》的序言中宣稱他要開闢“一條前人所未走過的道路”，就是要從人類活動的形形色色的現象背後探求其共同的動機，從而找出一條普遍的規律來。他在撰寫《佛羅倫薩史》時也是盡量把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國內外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加以綜合敘述。如他在敘述雅典公爵時，就對1342年作為一個暴君統治佛羅倫薩，並在次年被趕下台的前前後後作了詳細闡述。

文藝復興時代仿古風氣盛行，馬基雅維利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寫作風格，在書中用文情並茂的演說詞將論述襯托的更具有說服力。他在《佛羅倫薩史》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發表的演說詞來增添作品的豐富性。認為歷史學家應當以一種扣人心弦的修辭風格，用雄辯的語言、絢麗的文采、優美的情節記述打動讀者。用鮮活的文字表達作者對過去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現世問題的思考，讓讀者能夠更易、更深的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馬基雅維利以他最擅長的警句和對偶式的手法寫成的《佛羅倫薩史》，便以優美的的文辭形式表達了他寫作的主題。

如在《佛羅倫薩史》第5卷里，里納爾多·德利·阿爾比齊企圖謀求米蘭公爵的幫助，反對美第奇家族日益增長的勢力，因而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縱論德行、弊病和愛國主義的責任，這種責任是他把個人忠誠奉獻給‘對它的公民一視同仁”的城邦，而不是給那種“只支持一小撮人，卻把大批子孫拋棄”的城邦。

《佛羅倫薩史》是一部以人為本的史學名著，它擺脫了中世紀神學史觀的束縛，突出人本身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所體現的是人的行動史，其所反映出來的史學思想沉重地打擊了中世紀以來盛行的神學歷史觀，他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史學思想成為近代史學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書中所運用的新的編纂方法，突破了以排列史實為主的編年手法的局限，為史學的寫作方法開拓了新的領域。但由於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馬基雅維里並沒有能夠完全突破文藝復興時期史學思想的囹圄，在書中仍能看到循環史觀的束縛，同時，他所注重的是對社會上層人物的描寫，對廣大的平民階級仍抱有偏見，並不能客觀、公正的看待平民階級。但相對於該時代其他史學著作而言，《佛羅倫薩史》堪稱為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史學的代表。

德國思想家卡爾·馬克思：“馬基雅維利早在他的《佛羅倫薩史》中指出教皇的統治是義大利衰敗的根源。”

歐洲文化史研究專家布克哈特：“馬基雅維利在他的《佛羅倫薩史》（到1482年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寫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把它的發展描寫為是一個自然而獨特的過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個具有這種觀念的人。”

學者、翻譯家戚國淦：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是人文主義歷史學的巨著。”

馬基雅維利（公元1469-1527年）是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軍事理論家。出身於佛羅倫薩沒落的貴族家庭，父親是法學家。馬基雅弗利投人政治鬥爭，曾參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起義，參與共和國政事，任佛羅倫聯十人委員會秘書長，擔負外交使命。曾二十次出使外國，謁見過國王、皇帝、教皇。他參加佛羅倫薩對比薩的戰爭。公元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復辟，馬基雅弗利去職。后因涉嫌參加反美第奇陰謀，被捕入獄，受到刑訊。獲釋后離開佛羅倫薩，隱居城郊自己的聖卡申諾莊園，過著清貧生活。1520年當過史官，承擔修纂佛羅倫薩史的任務。1527年美第奇家族再度被推翻，馬基雅弗利興奮地趕回佛羅倫薩，企盼重獲登用，但終落空。在失望之餘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