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

梗概

艱難時世（Hard Times）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長篇小說作品，發表於1854年，故事描寫某工業市鎮的生活。此時狄更斯已42歲。本書的背景是當時英國社會的勞資關係非常緊張。

紡織廠廠主、銀行家龐得貝（Josiah Bounderby）和退休的五金批發商人、國會議員兼教育家湯瑪斯·葛萊恩（Thomas Gradgrind）是好朋友，他們一起控制著市鎮的經濟體系與教育機構。他們注重實利而且不講情義，自命不凡，以功利主義作為生活原則。負責侍候龐得貝的是寡婦史巴斯特太太。

葛萊恩對子女的教育主張“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他們在學會走路時，就被趕進教室，終日和數字打交道，他們不允許閱讀詩歌和故事。格萊恩把年輕的女兒露意莎（Louisa）嫁給了年齡比她大得多的龐得貝，寡婦史巴斯特太太嫉妒她，使她受盡痛苦，導致女兒婚姻破裂。她責備父親：“你的哲學和教育都不能救我了。”在葛萊恩自己的教育主張下，他的兒子湯姆（Tom）被迫協助龐得貝工作，他生活放蕩且負債纍纍，偷了龐得貝銀行的錢逃跑，躲到馬戲團里，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經過了一連串的慘痛教訓，又受到馬戲團的女孩西絲·朱浦（Sissy, Cecilia Jupe）的感化，逐漸的改變了生活態度，被父親送到美洲。但病死在省親的途中。龐得貝喜歡吹噓自己白手起家，誣衊工人由於妄想過奢侈生活才產生不滿情緒。五年後龐得貝中風猝死在焦煤鎮的街上，露意莎再嫁了人。

《艱難時世》中文譯本：

1978年，《艱難時世》，全增嘏、胡文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年，《艱難時世》，馬建華、周琦譯，南方出版社

（搜集整理：踏破江北街）

狄更斯早就想寫一部反映勞資矛盾的小說。一八三八年他到北部工業區曼乇斯特等地參觀時，看到那裡工人的悲慘處境非常吃驚，想要對這現象作“有力的一擊”。但是，這個願望過了十多年才實現。……

五十年代初，工人運動的滾滾浪潮雖然已經消退，但由於資產階級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一些工業城市仍不斷爆發罷工鬥爭。正當狄更斯開始寫作《艱難時世》時，普萊斯頓的工人正在舉行罷工鬥爭，狄更斯曾到那裡去了解罷工情況。他擔心人民的不滿情緒一旦爆發出來，國家將受到猛烈的震動。狄更斯認識到當時勞資之間矛盾的尖銳性和嚴重性，並意識到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只顧賺錢，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決心在作品中對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加以迎頭痛擊。在寫給他朋友查爾斯·耐特的信中，他這樣談到《艱難時世》的寫作意圖：“我的諷刺對準那些只知數字和平均數而不知其他的人，這些人是這時代的最邪惡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從作品看來，他的創作意圖確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現。

小說有兩條平行的情節線索：一條表現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另一條表現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作者的諷刺鋒芒對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葛擂硬（即葛雷梗）和龐得貝，通過葛擂硬的家庭生活與社會活動的展現，以及關於龐得貝和工人之間的矛盾的描寫，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的反動實質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者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代表，而龐得貝則是實業界號稱“硬頭皮、鐵拳頭”的兇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學的支持者、追隨者。他們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主宰著好個煙霧瀰漫、象徵大不列顛的焦煤鎮。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後來成為焦煤鎮區域的國會議員。這個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當日統治英國的是些什麼人。作者諷刺英國議會是一架“聲音嘈雜而相當骯髒的機器”，說那些議員是“專門講究度量衡、專門會背乘法表”，“對其他任何事情卻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的行屍走肉般的“貴人”。葛擂硬就是這班“貴人”中的一個。這表明了，象葛擂硬這樣的人物決不止一個，而有許許多多。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裡卻無半點“人性”的傢伙正是這個社會的產物，同時他們又主宰著這個工業市鎮同那架“聲音嘈雜而相當骯髒”的國家機器聯結起來，這樣，焦煤鎮作為大不列顛的縮影就更富於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動也在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展開，從而暗示，葛擂硬哲學象妖風毒霧，不僅籠罩著焦煤鎮，而且瀰漫於整個大不列顛。

作者不僅揭示了這個人物和他所由產生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繫，而且用解剖刀一樣鋒利無情的筆，剖開葛擂硬哲學這神秘之果，把它那齷齪的、飽含毒汁的內容展示給讀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語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學的精髓：“人從生到死的生活生一步都應是一種隔著櫃檯的現金買賣關係。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的登上天堂的話，那兒也就沒有我們的事。”在葛擂硬看來，人與人之間，除了現金買賣關係沒有別的，因此，感情、幻想、義俠行為、仁愛精神、娛樂嗜好之類這些與現金買賣無關的東西是要不得的，統統應該清除。基於這個鐵的原則，他只許用“事實”——就是能用來賺錢或與金錢收益密切相關的東西——來教育孩子們。於是，他那五個孩子成天被關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數字、概念、科學標本種種“事實”塞得昏頭脹腦，兒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殺，全被拔除。孩子們必須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許唱流行的童謠：“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麼，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馬戲，也被認為是墮落行為。他自己在口袋裡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隨時準確地計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數量，確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價值。葛擂硬就是這樣一個“專門講實際的人”。這個形象鞭辟入裡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它的深刻的社會意義，不在於展示資產階級守財奴的性格，而在於刻畫這號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如何把人類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於詩意的東西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處，不僅在於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和醜惡和荒謬，而且還在於生動地展現了它所造成的惡果，從而揭示了它對社會的危害性。這惡果主要從露易莎和湯姆兩個形象體現出來。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義思想毒害、摧殘下，露易莎和湯坶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兒童應有的感情、興趣和愛好。他們成年累月過著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別是和下層社會完全隔絕。結果他們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態的人；他們不僅對社會現實一無所知，而且思想空虛，感情貧乏，連生活的信心也喪失了，年紀輕輕便滋長了悲觀厭世思想。露易莎和湯姆的性格不同，他們的命運也不大一樣。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裡，生活毫無意義，她也從未感受到生活的絲毫樂趣，只覺得生命象爐中的火花一樣。在精神生活極端貧乏的情況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傾注在對弟弟的友愛之中。她父親把婚姻看作一樁買賣，把她許給了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資本家龐得貝；她對此沒有異議，而象羔羊似的順從。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劇了她心靈的痛苦。正當她瀕於絕望的時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裡播下愛情的種子。可是她太懦弱了，愛情剛萌芽，她就恐懼地將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劇控訴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摧殘青春，葬送愛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於湯姆的命運，具有另一層意義。他脫離牢籠似的石屋之後，縱情於吃喝玩樂，以此作為對葛擂硬哲學的報復。可是，他的“報復”，只是以一種形式的利己主義對抗另一種形式的利己主義，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報復的路上走，就在罪惡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終於變成一個卑鄙自私、冷酷無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惡魔式人物。湯姆的墮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義教育的破產，表明這種教育無法造就“純正有為”的人材，只能產生社會的蠹蟲。

應該指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硬的反動哲學的同時，對這個人物多少流露出同情和幻想，這表現在葛擂硬得了現報之後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堅持自己那套理論，“而注意到具體的情況，拿他的事實和數字服務於信心、希望與仁愛”。顯然，葛擂硬的轉變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因為“一個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象舊衣服一樣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尤其不會這樣做。”狄更斯從唯心主義道德觀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人物雖然干著壞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讓他看到自己行為的惡果，那麼天性中“善”就可能被喚醒，去克服“惡”的那一面，從而改邪歸正，棄舊圖新；社會上的災難也就得以消除了。這種唯心主義的抽象的道德觀，是他所提倡的以階級調和、階級溶合為特徵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小說的另一條情節線索，通過龐得貝和工人之間的矛盾，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反動實質的另一面。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認為，社會是由自私自利的人們組成的，因此應該讓每個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在“自由競爭”的口號下，貪婪地、殘酷地剝削工人，全然不顧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從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中，“只能得出一個唯一的結論：對他來說，最明智之舉莫過於默默地馴服地餓死。”龐得貝就是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的信奉者。在他眼裡，工人不是“有愛情和喜悅、有靈魂”的人，而是“人手”，是給他帶來金錢收益的“許多匹馬的馬力”，“加法中的數字”或機器——總之，是古代奴隸主所說的“會說話的工具”。他以奴隸主對待奴隸的野蠻態度對待工人，污衊工人愛抱怨，不肯安分守己；工人最起碼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做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馬的車子，用金湯匙喝甲魚湯吃鹿肉。”他把損害鎮上居民健康的煤煙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於健康的東西，特別是對於肺部。”他恬不知恥地把他榨取工人血汗的計件活兒說成是“世界是最愜意的工作、最輕鬆的工作，也是報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誰要干預他為所欲為的野蠻行徑，他和鎮上其他資本家就威脅說，寧可把財產扔到大西洋去。對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說：“雖然如此，焦煤鎮的大亨們還是很有愛國心的，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把他們的財產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地，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著他們的財產。瞧，他們的財產就在那煙霧迷漫的焦煤鎮上日增月累著。”

狄更斯不僅憤怒地揭露龐得貝之流殘酷掠奪、壓榨工人的野蠻行徑，而且帶著深厚的同情描寫工人的苦難生活。作者說：“我有一種不健全的想法，以為英國人民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辛苦的人民。”語帶詼諧，卻伴隨著辛酸的眼淚。作者所描寫的焦煤鎮工人住宅區是這樣的：窄院連著窄院，狹街緊靠著狹街，猶如“迷宮”。一幢幢簡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擁護不堪。住房不通風，光線昏暗，空氣污濁。只要看一看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便知道，狄更斯的描寫是多麼真實！斯梯芬就是住在這貧民窟中的一個苦難深重的工人。由於生活一直很苦，他年紀雖然才四十歲，看起來卻象個老頭了。這個純厚誠實，“善操機器織機的好織工”，一生中吃盡苦頭，“碰到的煩惱車載斗量”。殘酷的法律又使他無法擺脫酗酒、半瘋狂的妻子，跟他所鍾情的女工瑞笳結合。他抱怨生活“一團糟”。可龐得貝毫無心肝地指責說，這是那個“金湯匙”的思想在作怪。

斯梯芬的命運是個悲劇。他不願加入主張階級鬥爭的工會，因此為自己的階級兄弟所疏遠；但他忠於本階級，不願充當龐得貝的密探，因而被老闆解僱。兩軍對壘，他是夾在中間的孤獨者。作者雖然譴責那個排斥他、打擊他的工人領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斯梯芬的悲劇主要是龐得貝的殘酷壓迫、剝削造成的。要不是龐得貝敲骨吸髓地剝削工人，斯梯芬的生活不至於這麼苦；要不是龐得貝無理地開除他，他不必遠離焦煤鎮，出外謀生；要不是龐得貝狠毒地誣賴他盜竊銀行現款，他也不至於墜入廢礦井，慘 遭重傷至死。斯梯芬的死，乍一看似乎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實，偶然中有必然，他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斯梯芬的悲劇，是對資產階級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訴。從這裡看出，狄更斯深切翔人民的命運，對勞動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正是這一點，給這部小說增添了思想光彩，使它具有不朽的藝術生命力。車爾尼雪夫斯基稱讚狄更斯“是捍衛著下層階級，向上層階級進行鬥爭，向虛假與偽善進行討伐的戰士”，實在一點也不過分。

除了通過斯梯芬的悲劇揭露資產階級的野蠻、殘暴之外，作者還以諷刺的筆觸描繪資本家龐得貝捏造身世、自我吹噓的卑鄙行為，從而揭穿了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宣揚的所謂“自由競爭”“機會均等”種種無恥謊言。

龐得貝自稱出身卑微，常愛誇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奮鬥史。他胡吹自己生在陰溝時，一生下來就被毫無心肝的母親所拋棄，而撫養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無情的酒鬼。他說自己從小受盡虐待，沒進過學堂，從鋪子外面的招牌學會認字母，從教堂尖塔上的時鐘學會了看時間。他自稱靠了自我奮鬥，從流浪兒、小聽差、苦工、看門人、小職員，以至於後來成為焦煤鎮顯赫的大亨。龐得貝為什麼要這樣胡吹瞎說？這裡有著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以此作為麻醉劑，藉以平息工人的不滿情緒，麻痹工人的革命鬥志。他企圖以自己的“奮鬥史”表明，社會給一切人提供了出頭上進的機會，只要努力奮鬥，一個窮小子可以憑六便士賺到六萬鎊，一個流浪漢、小聽差，可能成為顯赫的大亨，因此，“人手”們只要埋頭苦幹，好日子在後頭哩。其二，以此作為鎮壓工人的“軟刀子”。我龐得貝可以赤手空拳起家，機會均等嘛，你們這些“人手”為什麼不行？這隻怨你們自己沒本事，活該！因此，“人手”們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麼萬元戶，不要老想著“坐六匹馬的車子，用金湯匙喝甲魚湯吃鹿肉”。由於斯巴塞夫人想討好主子龐得貝，把銀行失竊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歸案，結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龐得貝的真實身世，從而揭穿了龐得貝所謂“白手起家”的謊言。龐得貝的謊言既經敗露，“自由競爭”“機會均等”的騙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這部作品中，狄更斯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是極其深刻有力的。作者指出，資產階級奉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大弊病，是引起社會災難的重要根源。雖然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他還不可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災難，歸根到底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引起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也是由資本主義所有制決定的。不過作者畢竟還能看清資產階級思想的醜惡本質，並給予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這不能不說是這部反叛現實主義傑作的一大功績。

但是，狄更斯對於資本主義的揭露、批判並沒有導致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糾正資本主義的弊病，把這個社會弄得好一點罷了。他在作品中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揭露，目的就在於引起資產階級人士的警惕。在小說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嚇地說：“功利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骨瘦如柴的學究們，搜羅‘事實’的要員們，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們，把書上許多陳腐無聊的教條背誦得滾瓜爛熟的先生們；在你們周圍，窮人永遠是存在的。趁著時間還來得及的時候，最好在他們心中培養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們那種極需要裝飾的生活裝飾起來，要不然，就是在你們勝利的日子來臨的時候，他們的幻想已經完全從他們的心靈中被驅逐了出去，這時他們面對的，只是勉勉強強的糊口生活，現實就會象豺狼一般地把你們吞了下去。”這未免使人覺得，他對現實的無窮憂慮，與其說是為了受苦愛難的勞動群眾，不如說是為了資產階級。

基於這種思想立場，狄更斯對工人階級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情工人，甚至對工人懷著欽敬的感情，帶著深厚的同情描寫工人的悲慘生活，表現他們要求改變“一團糟”的生活處境的強烈願望，並且通過斯梯芬的口，對工人運動表示同情、諒解，駁斥了資本家龐得貝對運動參加者的污衊和誹謗。作者還通過斯梯芬和瑞笳這兩個正面形象表現了工人階級的某些優良品質：誠實、善良、正直、階級友愛精神和對本階級的忠誠等。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狄更斯對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條件的。就是說，他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溫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共。小說中的斯梯芬就是這種工人的一個標本。這個人物的最大特點（也是弱點）是象綿羊一般溫馴善良。他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不贊成對資產階級採取“強硬手段”及“征服和戰勝的辦法”。他認為採取強硬的對抗手段，對工人階級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因此他拒不加入主張採取暴烈行動的工會。他幻想從資產階級那裡取得憐憫、同情和幫助。面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嚴重對立的形勢，斯梯芬一味採取妥協、調和的態度，這正反映了五十年代英國工人運動中的一股逆流——工聯主義思潮。狄更斯抱著同情和讚賞的態度加以描寫的正是工人運動中消極落後的因素。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他帶著厭惡的感情來描寫在工人中開展階級鬥爭宣傳鼓動的工人領袖斯拉克布瑞其，對他加以百般嘲諷、導化，並借斯梯芬的口直接攻擊“暴力派”關於階級鬥爭的主張。不僅如此，作者還直接抒寫了自己對於蘊藏在工人群眾心中的反抗情緒的恐懼心理，認為“就是在這班人中的最卑賤者的心裡，也永遠有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他慨嘆地說，“假定我們將來把數學只用到物質的對象上，而用別的方法來統治這班可怕的、難以預測的人們該多麼好！”這話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無產階級之間實在還隔著一道鴻溝；在他眼裡，工人群眾是神秘莫測、難以駕馭的怪物，使他憂慮的是蘊藏在工人心中的不滿和反抗情緒一旦象沸騰的岩漿一樣衝破地殼噴發出來，將給周圍的世界還來毀滅性的災禍！

狄更斯並不真正了解工人階級，他只把工人階級當作受奴役的可憐蟲加以憐憫而已。他既反對資產階級對工人進行殘酷、野蠻的壓迫剝削，也不贊成工人階級通過革命鬥爭求得解放。他主張勞資合作，階級溶合。他說，“工人參加工廠管理是必要的，應該的，只有（勞資）合作，才能夠結束剝削。”他這個觀點在《艱難時世》中明確地表現出來。斯梯芬便要求老闆用慈悲和耐心對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闆和工人不要隔離、對立。但是，狄更斯不能不看到，在現實生活中，勞資之間的對立是那麼尖銳，實現勞資合作、階級溶合的前景是那麼渺茫。因此，在作品中，狄更斯並沒有表現龐得貝那顆殘酷的心為斯梯芬的怨訴所軟化，龐得貝對斯梯芬始終沒表示絲毫的仁慈和友愛，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他，最終還把他趕出工廠。這說明了，到了五十年代，狄更斯開始意識到，他這一套階級調和論終究是行不通的；現實主義終於戰勝了他的階級偏見。從《艱難時世》清楚看到，作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作家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狄更斯一方面是目光敏銳、具有無比的諷刺才能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無情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顯示出驚人的真實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熱心的階級調和論的鼓吹者，博愛主義的說教家，他對現實的一切諷刺和批判，都只為了對現存社會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從作品看來，狄更斯的思想雖然存在尖銳的矛盾，但是，其主導思想傾向毫無疑義是進步的一面。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工人運動處於低潮時期，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批判資本主義，對受奴役的無產階級表示深切的同情，應該說這是難能可貴的。對於這部作品的社會效果，盧那察爾斯基作過極高的評價，他說：“這部小說是當時資本主義在文學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擊，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