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帕

1936年，法西斯主義在許多國家相繼抬頭。西班牙佛朗哥發動內戰。與當時許多著名人士一樣，卡帕參加了人民戰線的情報部。戰爭是艱苦的，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線的戰壕。一名戰士跳出戰壕，準備向敵人發起衝擊，突然，他的身體停住了，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卡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情條件反射的按下了快門。這是在一瞬間發生的，悲劇英雄色彩的照片。因這張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照片，卡帕揚名天下。（據2013年nhk紀錄片《命運之作~羅伯特·卡帕“倒下的士兵”真偽揭秘》中推測，“倒下的士兵”並非死亡瞬間而是演習中摔倒，並且拍下照片的並非卡帕本人而是與其一同前往拍攝的戀人格爾達·塔羅）但卡帕憎恨戰爭，他決心終生將戰爭作為他採訪的題材。不是為了追求刺激，而是為了揭露戰爭的殘酷。這幅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的作品以《西班牙戰士》、《戰場的殉難者》、《陣亡的一瞬間》等標題發表，立刻震動了當時的攝影界，成為戰爭攝影的不朽之作，也成為卡帕的傳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採訪的還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攝影家葛爾德·達娜。他們共同奮不顧身地出沒於硝煙瀰漫的戰場，達娜不幸死於坦克履帶下。悲傷的卡帕，從此永遠凝視關注著戰場。他一生的攝影創作多取材於戰爭。他把照相機作為揭露戰爭的武器。卡帕說：“照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照相機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第二年卡帕與《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一同約定赴延安採訪，但是到了西安，受到國民黨的阻撓，卡帕未能成行，當時他是抗日戰爭中唯一能在中國戰區採訪的盟軍戰地記者。他在上海等地，拍攝了許多揭露日本侵略軍的罪行的新聞照片，公諸於世，后又去英國、北非、義大利進行攝影採訪。

1943年春卡帕來到非洲的阿爾及爾，拍攝沙漠，槍炮，死屍。

1944年6月6日他隨盟軍部隊開闢第二戰場，參加了諾曼底登陸計劃。以後他又拍攝到巴黎，柏林，拍攝了極為精彩的報道照片。一個正在用機槍射擊的年輕班長，站了起來，象是要確認自己是否能成為照片的主角。他看了卡帕一眼，無言的倒下了。鮮血從兩眼之間涌了出來。死亡與生存間就是這麼簡單。

二戰之後，他接著拍攝戰爭和廢墟，和廢墟上的人們。

1946年，卡帕與波蘭籍的西摩和法國籍的布勒松在紐約相聚。他們組成了“馬格南”攝影通訊社，在巴黎和紐約設辦事機構。後來陸續加入一些其它著名攝影家，如美國的羅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馬格南圖片社”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發生大事，都有他們的攝影記者在場。他們以忘我的熱情，甚至不惜以鮮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線去拍攝，為新聞攝影的形式和內容樹立了新的典範。

1954年，卡帕不顧親友的勸阻，來到越南戰場，1954年5月25日，卡帕不幸誤踏地雷身亡，時年四十一歲。

我——安德烈·弗列德曼

《我——安德烈·弗列德曼》（André Friedmann）是一篇自敘體的 散文，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卡帕老兄。弗列德曼怎麼變成卡帕的經過，倒是攝影史上絕妙透頂的趣聞。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弗列德曼，在中學時對政治極感興趣，曾有意加入共產黨，在一次入黨的秘密會面時，他將賭注在最後一分鐘收回口袋，轉身走了，沒想到第二天就被政府當局盯哨跟蹤，而家人也跟著被盤問，弗列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國，前往德國求學，從此永遠和 故鄉親人告別，那年他才不過是十八歲而已（1931）。弗列德曼到了柏林，半工半讀，在照相館里做師傅的助手，就這樣和攝影結了緣，三年後他到巴黎闖天下，並且製造出一位世界最著名的莫須有攝影家——羅伯·卡帕。滿腦子鬼主意的弗列德曼和西班牙籍的女友姬達·塔羅（Gerda Talc在1937年與卡帕分手後於西班牙內戰前線死亡）在巴黎租了間辦公室，號稱是美國一位年輕 富有的影像好手——羅伯·卡帕的經紀代理公司。弗列德曼負責製造照片，塔羅則用她長袖善舞的手段推銷出去，說是由於這位“卡帕”先生富有得不得了，不屑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張照片非要一百五十法郎不 可，否則免談，愛買不買悉聽尊便。這個價碼三倍於當時最高的行情，然而硬是讓塔羅給一一推銷出去了。幾個月後，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熱”，歐洲重要報刊都爭相索取這位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大攝影家”的 照片。另外，塔羅對美國新聞機構耍了同樣手腕，號稱“卡帕”是巴黎年輕 富有的影像高手，搞進了不少鈔票。當然啦，這不只是走運而已，弗列德曼高人一等的攝影動力才是成功的主因。不過，這個騙局終於被《考察》（Vu）雜誌的圖片主編程克（M Lader Vogel）拆穿了。日內瓦有個國際會議發生了暴動事件，所有的記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魯地趕走，唯獨弗列德曼混了進去，拍到了獨家特寫鏡 頭。說巧不巧，這一幕情景被在旁的提克看得一清二楚。三天後，那些照片被送到通克的辦公桌上，他撥了個電話給“卡帕”的經紀人，塔羅這麼回話： “卡帕先生的這批獨家照片，一張要三百法郎。”握充回答： “有關卡帕的事倒是挺鮮的，不過，請你轉告那位穿著臟皮夾克，到處亂拍照的荒唐小手弗列德曼，明天早上九點到我的辦公室報到。”就這樣，安德烈·弗列德曼不得不以羅伯特·卡帕正式亮相。而今天大家幾乎都忘掉卡帕的本名。

香檳·賭馬·馬格南

卡帕現形之後更加走紅，加上世界各地的戰事逐漸升高，他就開始終年在外奔波，和槍彈比快地猛按快門。一九三六年首度造訪美國；一 九三八年到日本與中國大陸；一九三九年到歐洲並再赴美；一九四一到四五年就開始專門為《生活》雜誌在歐洲各戰區拍照。這些作品都是連底片都還沒沖洗，就隨軍機空運回美，而由別人放大。卡帕往往要在數個月甚至一年之後才會看到自己的作品，他整天在戰壕里，根本無法想象自己的名氣已響遍全球。卡帕幾乎變成戰地記者的代名詞了。除了 以戰爭攝影影響了無數後進之外，卡帕在攝影史上最大的建樹，就是創 辦了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組織——馬格南（MAGNUM）。一九四七年，卡帕把幾位同好——布列松、大衛·西摩（David Seymour），喬治·羅傑（George Rodger）拉在一塊兒，打算成立一個代理公司，專門負責發行亂世影像的照片。正當他們為公司名稱大費周章時，卡帕靈機一動，取了個香擯酒名——“馬格南”。“馬格南”是一種兩誇脫裝的大桶香擯酒，為好友們慶祝生還的聚會上經常喝的，這一點也 正反映了卡帕的詼諧性格和樂天知命的人生觀。卡帕直到去世為止，一直是“馬格南”的領導人物，沒有他，這個團體就不可能到今天還存在，成為世界所有報導攝影頂尖高手的雲集地。在草創時期，卡帕經常得靠賭馬來周轉員工和同仁的薪水，布列松就常因自己的酬勞被卡帕挪用去當賭本，和他大吵一番。不過大家都知道卡帕是為了整個團體的存亡而賭，也就不太在意了。卡帕幾乎沒有為攝影藝術發表過什麼創作觀，文采甚高的他，在戰壕里仍保持寫札記的習慣，不過都是一些當時的記事，和自己對人生、命運、戰爭、友誼、感情等的文字，他最出名的一句攝影名言就是：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他的照片讓人不覺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顯露出一段用生命才能換取的勇氣，這種大勇的精神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別的人都奉為經典，沒有人會批評他表現得夠不夠精緻、傳達得夠不夠有力、裁切得夠不夠緊湊、快門機會夠不夠恰到好處、調子夠不夠豐富。他最出名的照片《中彈了》，品質相當差，而另一幀《諾曼第登陸》甚至是模糊不清，焦距、光圈、快門在他的照片里都是無用的名詞，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機器，因此卡帕是被一般人稱作“偉人”的唯一攝影家。

走運·卡帕

卡帕一向以走運出名，同行的其他記者給了他一個渾號“走運·卡帕”，在他死亡那天，他的葬身之地Thai Binn正是戰火初熄的時刻，幾位記者一同走出戰壕在外面散步，背著相機的卡帕說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沒有什麼可拍的。不久，這些記者朋友聽到自卡帕走去的方向傳來爆炸聲，大家不由自主的這麼說著： “他媽的，又讓走運·卡帕搶到好鏡頭了。”結果是地雷奪走了卡帕的生命！自此，世界又失去了一位偉人——羅伯特·卡帕。

1954年5月25日，美國各晚報都登出卡帕的死訊。第二天《每日新聞》 用大標題報道“關於卡帕之死”，紐約各地電視台，電台和時報也以極大篇幅刊登報道，一致讚揚他是一個最為勇敢的戰地攝影家。為了紀念他，世界上曾舉辦十三次卡帕個人作品展覽，許多有世界影響的攝影書刊都介紹過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國、英國、法國出版過專集。1955年美國《生活》雜誌和“海外記者俱樂部”設立了“羅伯特·卡帕金質獎”，用以鼓勵在新聞攝影上有成就的攝影記者。1966年，美國成立了“關心人的攝影基金會”，以紀念卡帕及其它馬格南圖片社犧牲了的攝影家們。

1.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

2.光有才華是不夠的，你還得是個匈牙利人。

3.真相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傳。

4.這場戰爭（指二戰）就像個正在變老的女演員，越來越不上相了，也越來越危險。

5.我憎恨戰爭，所以要（用鏡頭與筆）揭露戰爭。

6.照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照相機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

很少人討論卡帕的作品，不用討論，光看就夠。當代文學家、詩人、攝影。海明威（E．Heminyway）：“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偉大及非常勇敢的攝影家，對所有的人 來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而碰到了‘萬一’都是霉運，而對卡帕更是倒霉，他是活生生的，想著他死了的這天，又長又難過。”史坦貝克（J．Steinbeck） “對攝影我全然不懂，關於我必須談的卡帕，純粹是從一個門外漢的觀點，專家們得容忍我了。對我來說，卡帕的確是摒除一切疑慮地證明了相機不必是個冷冰 冰的機器，像筆一樣，用它的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它可以成為頭腦和靈魂的展現。卡帕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並且當他找到之後知道如何處理。舉例來說：戰爭無法被拍攝是因為它大致來講是種‘激情’，可是他的確在 戰爭當中拍到了“激情”，他能在一個孩童的臉孔上顯示整個民族的優點。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張偉大心靈及不勝悲焾的照片，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們幸運地擁有他照片里人類的品質。”阿拉貢（L． Aragon） “這位年輕人，充滿了勇氣和消耗不盡的精力，哪兒有戰爭，哪兒就有他。他賓士於亂世各地，就好像覺得有份使命感，要永遠用他的相機去捕捉生與死的一線之隔。在我們這個分裂血腥的年代里，人類成為不外事件的犧牲品，他是這類故事的一個現身說法。歐文·肖（I·Shaw） “他活著像最好的士兵一樣，遵守最嚴厲的軍法，他總是駛向槍聲。在羅伯·卡帕的時光里，槍聲總是風景里永遠的特徵。”史秦欽（E·SteiChen） “羅伯·卡帕了解並憎恨戰爭，在他生動、真實的照片中，如同哥雅（Gova）的名畫《戰爭的災難》一樣，宣洩出人類誠摯而強烈的真情，他紀錄了戰爭的恐怖和荒誕的愚蠢。”

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比誰都有資格代表戰地記者發言，表白出用生命換取影像的心境和代價。他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戰地記者，他的攝影生涯就如同賭命一樣，在二戰期間的各 個戰區——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北亞戰爭、義大利戰爭、諾曼第登陸戰、法國解放戰的槍林彈雨中，用血肉之軀去換取萊卡相機里的一格格底片。他從來就沒有將賭注在最後一分鐘從牌桌上抽回，一直抱著不輸即贏，孤注一擲的豪情與認命，等著輪盤上的珠子落停在那一個號碼上。卡帕贏得了迄今依舊無人超越的戰爭照片，然而卻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一場小得不能再小的賭局裡，賠上生命——誤踩地雷，被炸得屍骨不存。羅伯特·卡帕這位出生入死的影像兵士，永遠烙在人們的心靈上，他的照片已成為人類和戰爭的象徵，他一生痛恨戰爭，想借影像來喚醒人 們的良知，不再彼此殺戮。他的死就是為人類提出的最後諫言。看卡的照片彷彿可以聽到子彈疾飛、炮彈隆隆的聲響，每一幀都是人類愚蠢行為的明證。

在人們殘留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張照片，卡帕嘴角上叼著燃燒的香煙，手裡擺弄著一架相機，他用一種平靜的目光看著照片的閱讀者。右上角有一行字：發明自我的人——安德烈·弗里德曼，也就是羅伯特·卡帕。

與其說羅伯特·卡帕是個戰地記者，不如說他是個冒險家，或者說是手持相機而非槍械的衝鋒陷陣的另類戰士，他曾經在諾曼底登陸之前說過：“戰地記者的賭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裡，他可以把賭注壓在這匹馬或者那匹馬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把賭注放回口袋裡。我是一個賭徒，所以我決定跟著E營的第一梯隊衝鋒。”他在戰場上是個用生命做賭注的賭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