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穎宇

《大宅門》中的白穎宇是個個性極為張揚的人物。白穎宇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在大宅門近百年的世事變遷中擔當了一個極不體面的角色，在其痛罵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王喜光之後服煙膏而死的那一刻以前，他壓根就沒做過什麼好事。在白穎宇的身上，我們很容易察覺到他為人處世的個人準則——極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其理應恪守的大宅門中許多符合道德教化的東西被完全封殺了。白穎宇前前後後所做的各樁毀得敗譽之事，無不體現了他的個體追求與本質——一個當仁不讓的“私”字。他敢於中飽私囊、侵吞公銀；他利欲熏心、厚顏無恥，在白家遭難之時，執意分家；他又甘於為生存和享樂而充當漢奸，如此等等。在常人眼中所有不道德的或是喪失人性的事他都做盡了，就是沒做一件對他人有意義的事。而且還處處為他的“私”找合理的借口並以種種方式推脫自己的責任。由此看來，他似乎是個十惡不赦的地痞無賴的典型，甚至比惡棍韓榮發更可惡百倍。但作為一個個體而言，白穎宇的行為卻可說是符合人的個性標準的。他敢於將個人的“自由”發展與家族甚至民族的發展對立起來，並以犧牲群體利益為代價，使個體奢欲的觸鬚得到極力的延伸。他這種超越了外化事物和群體權益的直接性，驅使他找到了個人“真實價值”的存在，找到了一個自在自為的“本我”。但他這種張揚自我個性發展的異他行為，在那個民族危機四伏、國難家仇禍患畢至而群情激奮的年代里，肯定是難以有容身之地的。他理所當然地遭到來自各方的攻擊和責難。有學者認為：“將集體與個人對立起來，從自私自利的角度解釋個性自由，而不是充分發揮個人作用從而拉動集體利益，看不到所謂集體利益只能是更高更好地保障個人自由的發展。認識上的這種封建性，最終使中國付出了高昂的歷史代價。”他的這番話，是基於民族矛盾大於任何個體利益衝突之時，中國在整體救亡和個體自由的歷史抉擇關頭所做出的人性價值認同的取向而言的。而白穎宇從未認真考慮過要做些什麼、應該怎麼做。相反地，他更多的是選擇逃避或是藉機大發國（家）難財。在他身上充分的體現了個體需求與群體利益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在善惡之間，他毫不猶豫地走向了與群體相背離的一面，為了爭取一己私慾（利）放棄或犧牲了包括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的族類在內的一切（如淪為漢奸后致其妹妹白雅萍被德國鬼子輪姦）。他也從未因此感到內疚或是尋求自省，在他的眼裡，“三爺我是該的”。而且，他還拿公眾的利益作為幌子為自己的醜事做遮掩。

雖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慾，也有的學者從倫理學上為“私”找到了一定的價值依據，從人的個性發展等方面闡明了“私”的合理性，但白穎宇所表現出來的依然是一種人性的淪喪，特別是出於那樣一個內憂外患、以民族性壓倒個性，理應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犧牲個人自由的歷史階段，他的行為無可辯駁地趨向於“惡”。但細細體味，白穎宇在其“惡”的背後，卻又時時體現出對這種“惡”的猶豫不決和其人格向“善”的一面來。

因此我們還不能說白穎宇一無是處。他勇於接受新事物——入洋教、用洋物，有時比白景琦還看得開、學得快。這充分體現了他人性自由發展的一面，但這比起他所做的其他惡事來，就顯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了。白穎宇對異教的膜拜雖有著迫於生命個體的脆弱與無助而尋求宗教寄託的一面，但更多的卻可看作是他個體性格所尋找到的一種心靈的托歸，或可理解為作惡之後在眾人面前做出的假惺惺的表象？從他和容神父的交往中能夠看出他興味相投的喜好和兩肋插刀的義氣來，這中間或許存在著友誼的成分，但他為什麼不對同宗同族的人這麼做呢？他作為大宅門的成員之一，也同樣受到家族文化的制約，對白文氏的持家管制，他至少是敢怨敢怒而不敢言，多有聽從的，尤其是白文氏的喪禮上表現得如此的悲切，與平日的為人大相徑庭。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他善的另一面——孝呢?與《大宅門》中的武貝勒比較起來，他又顯得“高尚”得多了。武貝勒在歷次的事變中表現得毫無節操，還縱容無賴韓榮發混進白家發跡，以致他至死都沒有得到大格格和親兒子的原諒。而白穎宇在生命的盡頭卻表現得尚有一份志氣。他對關少忻的不恥和對大漢奸王喜光的斥罵，也表現了他遠沒有達到“同室相煎”的極惡之至。

徠白穎宇的死，一般可認為是其人性的“復歸”。他在歷次變歷中苦也吃過，窮也受過，但從未有絲毫的覺醒，為何到了垂死之時卻表現的如此凜然大義呢？大約是編導把他刻畫的太壞了，想給他個表現的機會，大有迴光返照的一絲靈光。如果不是他的兒子在重慶被日軍炸死，他在臨死時可能依舊會“冥頑不化”。最後，白穎宇“福也享了，孽也造了，死而無怨。”行將閉眼之時，他沒有讓人照顧家人老小、沒有牽掛百草廳的發展，沒有對自己充滿罪孽的一生懺悔。相反，他唯一記得的竟是一樁“妓債”。在這個時候，個性的張揚與群體利益的失衡，在白穎宇死的時候，依然沒有能夠找平。這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時，也讓觀眾體味到這個人物的形象塑造過於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