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

1.比喻窄小的住所。常用作謙詞。“蝸居”一詞最早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但後來漸成“屋宇窄小”的代名 詞，這種變化發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國魏晉時期。

2.伏處；潛居。

3.整日縮在房間里看書、玩電腦等不願出門的行為。

4.是指在現代高速的生活節奏下，男女雖然結婚，但是因為高房價沒有地方居住處境。

徠蝸居有個體蝸居、家庭蝸居、群體蝸居，后二種相當於蟻居，見蟻族。

出處一

晚清學者徐時棟曾對“蝸居”一詞頗感 興趣，但因不解其意而問及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為蝸居？”友人對此“皆不能答”。后徐時棟在對蝸牛做過一番考察后，恍然大悟。其曰：“蓋凡殼蟲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蟲身長大，則殼與之俱長。惟蝸牛，始生時在殼中。及稍長，即脫殼而去，殼不與其身俱長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

徐氏對上述解釋頗感得意，而對五代後唐時人馬縞在《中華古今注》中的解釋則不以為然。《中華古今注》曾稱：“野人為圓舍，狀如蝸牛，故曰蝸舍。”即從建築形狀的角度，以“蝸牛”一詞比喻“圓舍”。然而在徐氏看來，“蝸居”是用以形容“屋小”而非“屋圓”，進而反駁道：“物之圓者，何獨蝸牛？且蝸牛亦何嘗圓也？”(見《煙嶼樓筆記》)

出處二

據所見及，最早以“蝸”字形容居住 環境的是《三國志·魏書·管寧傳》。該書記載，漢末隱士焦先露首赤足，結草為裳，“自作一瓜牛廬，凈掃其中；營木為床，布草蓐其上。”經裴松之的考證，此處“瓜”字當為“蝸”字解，且裴氏對此補充解釋道：“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圜(同圓)舍，形如蝸牛廬。”可見，至遲在《三國志》成書之晉朝，已有“蝸牛廬”一稱，且據裴松之所注，蝸牛廬確係為“圓舍”。

出處三

另據西晉崔豹《古今注·魚蟲》中的解釋，“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繆，故曰蝸舍”。從此點來看，《中華古今注》中以“蝸舍”比喻“圓舍”實與魏晉以來的解釋一脈相承。當然，上述所提“圓舍”不敢說其必不簡陋，但起先“蝸居”一詞主要用來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已屬顯然。那麼，三國魏晉之際，本以形容“圓舍”的“蝸居”，何時逐漸變成後世專指“屋宇窄小”的代名詞呢？

由來一

據大量材料顯示，唐宋之際，蝸 牛廬(或蝸廬)、蝸舍等稱不絕於史，且對早先魏晉“蝸牛廬”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蝸”字具體語義已由原先“圓形”而向“窄小”發生轉變，甚至成為“貧窮”的代名詞。如唐初駱賓王有詩言：“鶉服長悲碎，蝸廬未卜安。富鉤徒有想，貧鋏為誰彈。”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蝸舍，門閑稱雀羅。火將燈共盡，風與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貧居的文人詩詞中，常可感受其“蝸廬”生活的苦寒。如陸遊曾多次以“蝸居”一詞入其詩文：“局蹐蝸廬迮，蕭條鶴髮新。途窮貧入夢，身老病欺人。”宋人黃庭堅亦有“孤材小蝸舍，乞火乾履襪”留於後世。當然，唐宋之際，“貧窮”者並未落魄到動輒遭人不恥的地步，故而宋代與“蝸居”相關的故事，時常也散發著“窮且守道”“貧益志堅”的逸致豪情。如唐人李商隱即吟唱道“自喜蝸牛舍，兼容燕子巢。綠筠遺粉籜，紅葯綻香苞。”宋人在編纂《冊府元龜》時，頗為陶醉於後周蕭太圜田園式的“蝸居”生活，即“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翱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

明清之際，蝸舍、蝸廬、蝸居等詞已完全脫離原初“圓舍”之意，而大多是藉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簡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當時市井生活以及頗能折現時人心境的小說中，即常將“蝸”字與“窄”“陋”“小”等字連用。明末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卷2中說及：“窄小蝸居，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閑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此處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蝸居”，實際上是個“上比不足而下比有餘”的小康之戶。

“蝸居”窄小不能容納多人，自然成為時人不能或不願留人住宿的絕好理由。清代小說《棚閑話》中寫及一位老人拒絕請求留宿者，即以“屋宇蝸小，不敢相留，須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為辭。《儒林外史》11回中也提及楊執中不欲挽留三先生、四先生住宿，便言“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聊齋志異》卷4中寫一書生見到“笑彎秋月而羞暈朝霞”的公孫九娘時，不無偏見地贊道：“可知是大家，蝸廬人焉得如此娟好！”在這裡，“蝸廬”幾成“貧賤”的代名詞而頗具貶義色彩。

明清之際，因“蝸居”一詞的頻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詞性亦時有變化，如《蘭花夢》第22回提及銀屏準備到寶林的閨房“細看看”時，寶林便說道：“沒有看頭，蝸居得很！”此處“蝸居”二字已由原來的名詞轉變成形容詞。

明清小說之中的蝸陋等詞，有時固屬劇中主角謙虛自抑之語，但作為劇外主角的作者頻頻使用這些詞語，亦能間接折現出時人因居所窘迫而產生的局促之感。當然，明清文人時以“蝸居”自謙居所簡陋，有時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風亮節。同光中興名臣曾國藩曾作“蝸廬抱奇景，高視羲皇前”一詩，益見其豪邁樂觀之胸襟；清人梁章鉅所吟“不辭蝸室陋，詎煩鵲枝繞”及方浚師對“靜爇爐煙，蝸居頻掃；歸謀斗酒；蟻釀新藏”生活的謳歌，則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貧為苦的閒情逸緻。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只為一己之身而考慮的隱士般的“蝸居”生活，頗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吳子光的激烈反對，其稱：“士君子志存利濟，已無力置萬間廣廈庇寒士以歡顏，乃僅為一身一家之謀，即水榭風亭比之玉山佳處，亦不過自了漢耳，而況草草蝸牛廬歟？”(《台灣紀事》卷2)

由來二

民國之際，“蝸牛廬”一語仍時常見於詞林語彙之中。魯迅在1930年在一次學校演講中批評當時政治環境不利於“象牙塔文藝”的發展時諷刺道：“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其後來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釋道：“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裡，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在魯迅的眼裡，魏晉時期“蝸牛廬”已完全變成當時“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之類的設施，最終使其原初“圓舍”之義完全淹沒不彰。

因為沒有錢去購買一套寬敞的大房子，許多人都選擇了蝸居這樣的生活模式。繼前段時間外出打工兩口子的4.65平米新房后，又出現了一對母子擠在一個僅一米寬的縫隙中居住。

在貴陽市岳英街口的家裡，6歲的馬振傑同媽媽擠最寬處僅一米的“房子”里。此事一經報道，市民均感慨這才真是“最蝸居”。

6歲的馬振傑同媽媽馬竹珍姓，他們家因沒有房子，他和媽媽利用岳英街38號樓的一個縫隙居住。這個縫隙縱深約三四米，高約一米，最矮處僅五六十厘米，最寬處也只一米多，整個縫隙不規則，高矮寬窄令人感覺幾乎就像地道。

因此，一米一左右高的馬振傑進出都得爬著過，而且都伸不直腰。室內非常簡陋，整個地面都是破爛和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