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山村

鑒於范氏遷居黟縣時，勢孤力單，怕有大家族與其爭奪這塊風水寶地，便讓風水先生放出口風，說柏山四面環水，形為水牢，其它宗族住進去，便如投進水牢，後代禍患無窮，唯有范姓宗族的人可以住在此地，因為范為“犯”的諧音，犯人住水牢，天經地義。

范氏宗族這一宣傳果然奏效，數百年來，柏山村居住的便只有一個范姓，而其它宗族大多因避諱而敬而遠之。因為誰也不願和犯人一起住在水牢里。

其實，當時人們也許沒細想，就是犯人有誰願生生世世住在水牢里，誰不想衝出水牢，自由自在地生活，而范氏宗族卻在這裡一代一代休養生息，這其中豈不有詐？

據范氏族人介紹，柏山，又名江柏山，而原名卻叫“缸缽山”，村西有座小山，現為氣象局所用，范氏祖先遷到柏山時，開始便是在此山下燒制陶瓷缸缽為生，故將此處稱之為“缸缽山”，在黟縣方言中，“缸缽山”與“江柏山”是諧音的，因此當范氏族人中的讀書人不斷增多時，人們開始感到將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叫著缸缽山實在太俗氣，因此便取其諧音，稱之為江柏山。

柏山居住的范氏，據宗譜記載，系范仲淹的後代，范仲淹為江蘇吳縣人，少年時，家庭貧困，范仲淹通過勤奮學習，在宋大中祥符年間考中進士，后官到參知政事，在任其間主張建立嚴密的任官制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徭役，因保守派的反對，不僅未能實現，反被罷官。后在赴潁州途中病死。范仲淹不僅為官清廉，而且善於詩詞散文，著有《范文正公集》最為著名的作品莫過於《岳陽樓記》，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世代傳頌。

范氏宗祠享堂中垂掛有范文正公的遺容，相傳為范氏祖先從江蘇遷居黟縣時攜帶而來。遷居的原因是因金兵南侵，吳縣一帶為南宋與金兵交戰的戰場。

范氏族人雖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因無生計而操起製作陶器的賤業，但他們精神上卻時刻不忘是士族名宦的後代，以擔當天下重任為奮鬥目標。所以，儘管生計異常艱難，他們仍能做到勤奮讀書，柏山村在黟縣眾多聚族而居的村落中並非大村，范氏族眾人數也不多，但他們因讀書成功進入仕途的比例卻非常高。

與此同時，還有不少讀書人融入徽商行列，憑籍厚實的文化底蘊，使得他們在商界獲得了極大成功。

在談到柏山范氏商人時，不能不談一談晚清徽商范蔚文。范蔚文幼年家境清貧，父親早逝，與母親相依為命，為撫育兒子，范蔚文的母親歷盡千辛萬苦，雖然纏著小腳，每天都要經過村口長長的木橋去村外種菜，事母至孝的范蔚文，每天黃昏從私塾放學后，便趕到橋頭去迎候母親，接過母親手中的農具。一次范蔚文的母親在顫顫巍巍的木橋上給人讓路時崴了腳，痛苦得淚流滿面，范蔚趕來接母親時，看到母親坐在橋板上的痛苦狀，放聲大哭，范蔚文的母親忍住痛，勇敢地站起來讓兒子止住哭，告訴兒子說：“兒啊，你給我記住，徜若你以後發跡了，便拿錢來給我修一座石橋，方便過往的行人，也不枉為娘今天吃苦受累。”

范蔚文當時雖不滿十歲，卻牢牢記住母親的話，他在家鄉讀了幾年私塾，十三歲便到蕪湖學做生意，通過自己刻苦努力，苦心經營終於成為蕪湖木材鉅賈，並在沿江一帶開設多家錢莊。

范蔚文經商成功后，生活仍極其儉樸，然而為實踐對母親的承諾，他投巨資，將當年木橋改造成九孔石橋，並取名為“廉讓橋”，以紀念母親高尚的人格，同時，在縣城建辦義倉，備荒賑災，施藥救濟窮人。考慮到自己從小因家庭貧因未能讀什麼書，他又出巨資創辦私立“蔚文小學”，對於貧寒家庭子女給予免費入學。范蔚文的種種善舉深得范氏宗族和黟縣百姓的推崇。

談及范氏族人時，還有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名叫范漢生，此人早年留學日本，七七事變前，曾任國民政府駐朝鮮漢城總領事，后又為駐漢城各國領事團總領事。“七七事變”后，東三省交通阻斷，范漢生遭遇日本人軟禁，逼其發表擁戴日本軍方的聲明，在沉重的精神壓力下范漢生中風，日軍方將其送回國，先交給漢奸王克敏的臨時政府，后又將其移交給汪精衛的臨時政府。范漢生病情稍有好轉后，被汪偽政權派往日本駐神戶總領事。據說，范漢生一直推託自己身體不好，不肯為日本人賣力，所以抗戰勝利后，汪偽政權的官吏大多受到了懲處，而范漢生歸國后卻一直賦閑。建國后，雖歷經一些政治磨難，但最後是病逝北京，也算是善終。其後代多有建樹，好歹沒有辜負自己是范仲淹的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