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自由貿易區

基本動因

美洲自由貿易區從倡議到構想雖是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的，但也得到了拉美國家的響應，在最終建成自由貿易區這個問題上，拉美國家和美國是基本一致的。因為組建FTAA具有多方面的動因，既有經濟上的緣由，同時也有政治上的考慮。

美國自身安全和國家利益

美國長期奉行霸權主義的全球戰略，雖然把拉美視為“後院”，但它干涉拉美國家內政、扶持軍事獨裁統治、侵犯別國主權的行徑遭到拉美國家的反對，美國同拉美的關係從來都不和諧，特別是同墨西哥的關係相當緊張。6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十分高漲，進口替代戰略使美國的經濟勢力很難滲透進去。而拉美一些國家的武裝鬥爭、販毒和非法移民等活動也愈演愈烈，對美國國內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很大的威脅。

墨西哥發生嚴重的債務危機后，經濟長期陷於停滯狀態，社會矛盾加深。如果墨西哥經濟崩潰，其後果對美國不堪設想。幫助墨西哥擺脫債務危機，使其經濟得到穩定和恢復，進而使整個拉美經濟獲得穩定和發展，這絕對有利於美國自身的安全和國家利益。

這是美國向墨西哥伸出慷慨之手的首要考慮，也是倡議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動因之一。

美國阻止地區外大國插足其後院需要

80年代以來，由於歐洲共同體和日本羽毛日益豐滿，成為美國越來越不敢忽視的競爭對手。歐洲和日本不僅在各自所在的地區排擠美國的勢力，而且還把觸角伸到拉丁美洲，甚至進入美國本土市場。例如，歐盟在拉美市場上已滲透至銀行、電信、汽車和消費品等領域。

為了應對這種挑戰、鞏固自己的霸權地位，美國意識到必須首先鞏固自己在西半球的戰略基地。建立FTAA，有助於美國借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優勢，來抵消歐盟和日本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和挑戰。

美國遏制拉美國家的太平洋意識需要

冷戰結束后，拉美國家積極開展立足本地區、面向全世界的多元外交，與歐洲、亞洲國家的經貿往來日趨頻繁，尤其是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等地區組織簽署的經貿合作框架協議以及法國提出的關於舉行歐拉首腦會議的倡議得到了拉美國家的回應，這引起了美國的惴惴不安。因此，美國試圖通過這一區域性的經濟合作，加緊推行其價值觀，進一步加強它對拉美地區的影響力，並遏制拉美國家的太平洋意識。

同時，通過FTAA美國可以更容易地干預拉美國家的內部事務，滲透到各個領域，進一步改善相互之間的貿易關係，也有可能取得拉美國家對美國包括反恐、禁毒、民主和人權等方面對外政策的支持，有利於維護和加強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

因此，美國提出建立FTAA不能看作是一種權宜之計，也不是單純的一種政治姿態，而是其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大選擇和轉變。

美國鞏固和擴大其經濟空間的需要

經濟的發展需要尋求外部市場，二次大戰後，對外貿易和跨國公司在美國經濟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近20年來，美國跨國公司的優勢地位受到歐盟和日本的挑戰，相對實力有所削弱，但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和跨國公司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鞏固和加強其原有的出口市場和投資場所是美國提出“美洲倡議”、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動機之一。

符合拉美各國發展經濟的願望

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奉行了幾十年的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而拉美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經過幾十年的探索，似乎也看不見光明前途。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等國紛紛陷入不能自拔的債務危機和長達10年的經濟衰退，它們迫切希望儘快結束“失去的十年”，恢復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事實上，墨西哥等國從8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進行自己的經濟改革，墨西哥參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獲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拉美其它國家對簽訂FTAA的興趣。

為了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市場，加快經濟發展，拉美各國希望在貿易、投資、貸款、技術轉讓、生態環境等方面加強同美國的合作。在世界經濟區域日益集團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推動下，拉美國家也渴望通過開展西半球的經濟協作和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使本地區經濟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和尋求未來的繁榮。利用區域規模經濟的效應和自由貿易的經濟牽引力，促進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民族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競爭地位，從而更好地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拉美國家避免世界經濟一體化中被“邊緣化”

戰後以來，在民族解放運動高潮時期，拉美國家試圖在世界兩極格局中尋找第三條道路，它們大多是“不結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但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地區經濟集團化的加速發展並形成了歐洲聯盟、北美和亞太三大地區集團，拉美許多國家對這種趨勢極為關注，擔心被置於“大貿易圈”之外，“被發達國家所忽略”，“被排除在政治和經濟的考慮的優先目標之外”。亞洲“四小”與日本結盟而獲益，南歐和地中海國家同歐共體結成夥伴關係而取得了繁榮，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積極靠攏歐共體和北約組織，墨西哥接近美國市場而獲得巨大的好處等激起了它們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重新定位的強烈願望，因而走上了與美國結盟的道路，支持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

FTAA從1994年12月邁阿密第一次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啟動以來，其間經過聖地亞哥和魁北克兩次首腦會議和多次貿易部長級會議，到2003 年底，已歷經九年，但進展甚微，在消除商品和服務貿易壁壘這個主要目標方面幾乎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協議。雖然歷次首腦會議一再重申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貿易區，但談判一直停留在議程和框架層面上，無從深入。

2003年11月19日-21日，FTAA第8次部長級會議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舉行。此次會議上各成員國均採取了較為靈活、務實的態度。經過四天討論，會議達成以下幾點共識：

1、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將尊重成員國間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各自的敏感商品和服務，允許就開放本國市場做出不同程度的承諾；

2、參與談判的區域組織將就自由貿易區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達成協議，但成員可通過雙邊或區域協定取得某些領域內更大程度的開放；

3、本國農產品補貼和反傾銷問題以及投資、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等問題將在世貿組織或雙邊、多邊框架下商談；重申最遲於2005年1月啟動美洲自由貿易區。

但FTAA能否如期啟動尚面臨一系列挑戰：儘管美國急於求成，但拉美存在眾多不穩定因素，經濟發展落後，人民生活貧困，各國有各種各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存在一股反對FTAA的力量，如果美國不能正視拉美國家的困難，提供援助，以換取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也很難達到目的。一些主要成員的利益尚難以協調。

同時，美國內反全球化情緒的高漲，導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鋼材進口提高關稅，對加勒比和中美洲國家取消服裝進口優惠，對加拿大木材進口設置反傾銷稅，特別是國會通過的新農業法案，大大增加對農業的補貼，這些保護主義措施引起了其貿易夥伴的強烈反對或反擊，使拉美國家對美國是否真的有開放市場的意願，以及拉美國家能否從FTAA中真正獲益的疑慮加深。

從美洲發展中國家方面看，FTAA談判歷程中，美洲主要發展中國家歷經磨難，政治動亂和經濟震蕩接連不斷，自1994年FTAA談判啟動以來，拉美主要國家發生了多起嚴重的金融和貨幣危機。1995年墨西哥比索崩潰，使許多拉美國家受到牽連；1998-1999年巴西發生金融危機；進入21 世紀，阿根廷又發生嚴重貨幣危機。這些動蕩使拉美經濟增長波動不定，如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增長曾達到4%，而隨後二年又陷於停滯，經濟蕭條，失業上升。危機使拉美國家的國內改革和實行貿易自由化受到牽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國家在加強經濟改革的同時，不得不提高了貿易壁壘。

在經濟危機的同時，更多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政治形勢嚴峻，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工人罷工、販毒活動猖獗、暴力衝突不斷等等，都使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政府疲於應付。政府不能採取斷然措施穩定局勢，談判FTAA也就缺乏公眾支持的基礎。

美洲自由貿易談判的進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經濟體對談判的態度。美國為了促進西半球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確保美國獲得更加開放與透明的規則，使貿易與投資更多地進入拉美這一快速增長的市場，因此對建立FTAA積極推動。但拉美國家的態度卻有差別。

從2003年開始，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陸續取得實質性進展：美國先後與智利、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04年1月25日，哥斯大黎加和美國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儘管2005年2月在墨西哥召開的美洲34國貿易副部長會議沒有就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進程達成框架性協議，但在美國的堅持下，3月重開談判桌，農業、製造業、消費品、服務業、投資、政府採購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成為談判的主要議題。

自1994年12月邁阿密第一次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啟動美洲自由貿易區以來，FTAA經歷過聖地亞哥和魁北克兩次首腦會議和多次貿易部長會議。總體來說，有關FTAA的談判進展緩慢，在農業補貼、降低關稅、市場准入等關鍵問題上尚未達成實質性的協議。雖然歷次首腦會議一再重申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貿易區，但談判一直停留在議程和框架層面上，無法深入。

從一開始就認為FTAA成功與否決定於美國與其自身能否達成妥協，作為拉美地區的貿易大國，巴西抱怨過去幾年來，美國對其櫻桃產品實施嚴格的市場准入限制，同時對農產品執行大量補貼，在貿易規則如反傾銷和反補貼方面的歧視性規定使巴西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巴西與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出口中 70%是外資企業的產品，而巴西出口中70%是本國企業產品，因而巴西國內對保護的要求更強烈。巴西認為FTAA面對的最重要課題是市場准入問題。在以往的FTAA談判中，巴西已一再對美國提出挑戰，在今後的談判中，巴西是否繼續從本身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與美國抗衡，將對FTAA的談判進程產生很大影響。美國和巴西現在是FTAA談判的聯合主席，極力拉攏巴西是美國當前工作的重點。

自談判初期起就對談判不積極，對談判做了極少的推動作用，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墨西哥作為拉美唯一的低勞動成本製造業中心，有著進入美國市場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一旦將NAFTA延伸至整個拉美勢必會影響到其現已獲得的比較優勢。

總體上對FTAA前景不看好。這些小經濟體長期以來國家財政稅收高度依靠徵收關稅，對外貿易主要以旅遊和銀行服務業為主，對於FTAA究竟能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深表疑慮，主張關稅削減以WTO基準稅率為準談判。

委內瑞拉是對FTAA進程和結果做出承諾最少的國家，基本上持審慎態度，但也未明確表示政府反對簽訂FTAA。委內瑞拉一直批評FTAA談判進程，而且對2005年簽署協議並付諸實施表示置疑。

態度較為積極，歷屆政府均支持成立美洲自由貿易區，以獲取自由的貿易環境促進經濟增長。

自2001年11月爆發金融危機后，政府的精力更多地轉到國內經濟振興上，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很多，因此參與談判的力度明顯力不從心。

不管怎麼說，以美國現在的實力地位和霸主氣勢，它會不擇手段去達到它想要達到的目的。在FTAA問題上，美國從老布希提出FTAA的設想，到小布希，歷經幾任總統，目標從未動搖，對建立FTAA勢在必得。經過八年的延擱，美國國會終於在2002年7月艱難通過“貿易促進權”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法案，恢復政府對外談判貿易自由化協定的“快車道”。此項授權為期三年，經國會同意，可延期二年。這為美國政府參加新一輪WTO多邊談判和對外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開了綠燈。此項授權雖然不僅僅是針對FTAA的，但對FTAA實質性談判的開始和取得最後成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美國還在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去年年底的FTAA第8次部長級會議期間，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佐立克宣布美國同意與哥倫比亞等四個安第斯國家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除與加拿大、墨西哥簽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外，與智利簽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與5個中美洲國家（CAFTA包括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五國）以及多米尼加和巴拿馬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至此，美國與美洲大陸34個國家中的14個已經簽署或正在擬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2003年6月美國與智利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已於2004年1月1日開始實施。

而從拉美髮展中國家來說，為了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擺脫貧困，需要擴大出口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為穩定政治和經濟局勢，也需要美國的援助和資金。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經濟趨向復甦，阿根廷經濟已出現復甦跡象。在金融和貨幣危機中一些拉美國家提高了進口壁壘，隨著危機過去這些壁壘已逐步消除，而它們的貨幣貶值，將提高它們的出口競爭力。儘管拉美國家政治不穩定將會繼續，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拉美髮展中國家除了進行改革開放，適應全球競爭，擴大出口市場，保持經濟增長，沒有別的選擇。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一定的示範效應，墨西哥從區域貿易集團化中受益不小，提高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對 FTAA的期望和興趣。

綜合分析上述因素，FTAA的如期啟動雖然值得懷疑，但是最終建立一個廣泛的“靈活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應是意料中的事。

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正式建立，將形成一個包括34個國家、涵蓋8億多人口、將近10萬億美元產值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並與歐盟（EU）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一道構成全球貿易和投資基本格局。因此，FTAA的建立將是世界貿易體系中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它將對我國產生何種影響等問題亟待我們深入研究。

中拉貿易之間的競爭關係

歷史經驗表明，貿易集團建立的早期和建立前的一段時間內，貿易轉移的效應要遠大於貿易創造的效應，即貿易機會由集團成員國外轉向集團成員國內。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我國對美國的出口就經歷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衝擊。以紡織品為例，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長期居於首位，但在NAFTA運行后，墨西哥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獲得了關稅優惠，從而對美國的出口激增，並於1998年取代我國的地位。一些學者預計FTAA建立后，當33個國家在美國市場分享“貿易創造”效應時，我國所遭受的“貿易轉移”效應損失將比NAFTA時代更大。這與我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和對外貿易結構有關。

首先，從中美貿易情況看。據我國商務部2002年的統計顯示，在2002年我國的10大貿易夥伴中，美國列第2位，2002年中美貿易額達到971.8億美元，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5.7%；同年，我國的10大出口市場中美國位居第一，我國向美國出口達到699.5億美元，佔全部出口的21.5%。由此可見，美國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因此，美國以占我國出口總額的20%，對我國出口產生直接影響。其影響主要是通過貿易和直接投資渠道來傳遞的。與此同時，研究表明，我國外貿出口還受到美國經濟的間接影響，根據近5年來的有關數據分析顯示，美國經濟每下降1個百分點，世界經濟至少下降0.4個百分點；而世界經濟每變動1個百分點，我國的外貿出口就同向變動10個百分點。

其次，從中拉貿易情況看。據統計，2002年中拉雙邊貿易額為178.26億美元，其中我國對拉美出口94.89億美元、進口83.86億美元，分別只佔我國出口總額的2.9%、進口總額的2.8%。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雙邊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中拉貿易額開始時僅2~3億美元，而2000年已達到126億美元。可以說，儘管中拉雙邊貿易總額不大，但發展勢頭迅速；儘管我國與拉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有貿易關係，但分佈很不均衡。因此，中拉雙邊貿易發展潛力巨大。

最後，從中拉各自貿易結構看。我國向拉美出口的是以製成品為主，而拉美向我國出口的主要是以資源型產品為主，雙方具有互補性。但從拉美國家的整體外貿出口產品結構看，我國和拉美國家許多重要的出口產品結構相似，而且往往面對的是同一個出口市場，從而產生競爭。以我國在拉美的重要夥伴墨西哥為例，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在墨西哥的出口貿易中的比重一直超過60%，而且在波動中上升。可見，美國市場對於我國和墨西哥的出口同樣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我國在進入美國市場方面並不佔優勢。美國與拉美的特殊關係不僅體現在戰略安全上，而且還反映在經濟關係方面。其中，拉美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明顯受到美國的影響，美國既是拉美最大的投資國和出口市場，也是拉美所需資金和技術的主要來源國。美國和拉美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所形成的“後院模式”，決定了它們之間明顯的經濟互補性和緊密性。

其實，不僅是面對美國市場，在特定的時期、面對更大的出口市場時，由於出口產品結構方面雷同，中國等許多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出現的競爭會更明顯，尤其是在經濟出現動蕩的情況下。根據美洲開發銀行的材料統計，在出口方面，由於亞洲國家在發生金融危機后實行的貨幣貶值政策，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使拉美向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出口的58%，受到來自亞洲競爭的威脅，其中受影響最大的部門是製成品，如服裝和電子產品；另一方面，拉美國內市場也受到亞洲產品的競爭。

FTAA時代可能出現的競爭

首先，與我國外貿出口的競爭。按照標準國際貿易分類體系，我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第6、7和8類上，這三類產品占我國對美出口的95%左右。據統計，2001年我國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總額達220億美元，是我國對美國出口額最多的商品；與此同時，在墨西哥與美國的貿易中，紡織品也是其出口的重要拳頭產品，據統計，1999年佔美國紡織品進口量的14%（我國只佔7.2%）。在我國加入WTO的雙邊談判中最後的一個對手是原來沒有預計到的墨西哥，其緣由就在於爭奪美國市場。中墨是基於間接貿易渠道形成的貿易對手。

面對未來的FTAA，我國一些學者認為，FTAA的建立將對我國對美國的出口造成不利影響。因為一旦FTAA建立，就意味著現在的NAFTA逐步向美洲南部推進，外國企業所看中的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將受到影響。目前，不少中美洲國家已經成為美國許多服裝企業投資設廠的重點，這必將對我國服裝出口美國造成一定的衝擊。另外，今後拉美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其次，與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競爭。就投資轉移方面而言，據卡尼國際管理公司2002年公布的《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報告顯示，美國有67%的投資者表示在拉美地區投資時對FTAA寄予厚望。儘管目前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僅占其對外投資的3%左右，但仍高居各國對華直接投資的第一位。而高度依賴外資的拉美地區雖然也曾經表現不俗，但是仍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在吸引FDI方面是拉美的強勁對手。因此可以預料，拉美國家將在FTAA建立后，使出渾身解數爭取美國的FDI。

最後，對APEC的挑戰。若FTAA如期於2006年1月1日建立，並與EU、APEC形成全球貿易和投資三足鼎立的格局時，APEC將面臨挑戰，我國須重新定位和整合亞洲經濟。美國受自身的政治經濟的困擾、對拉美後院的傳統重視、以及對APEC非制度化的清談而不務實的失望，必然使其整合亞洲經濟的積極性受挫，而產生新一波面向美洲內部的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即美國在選擇貿易和投資夥伴時，會把美洲國家置於更優先的地位，而這對東亞國家顯然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擠出”。此外，由於亞洲經濟一體化明顯滯後於歐盟和美洲，並且美、日等大國對機制化的亞洲經濟合作態度曖昧，因而越來越多的亞洲開放經濟體對北美自由貿易區表現出濃厚興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APEC的發展。

宜及早加強應對挑戰的研究

目前，如果單純從中拉雙邊貿易額的角度來看，拉美各國對我國來說都是一個貿易小國，我國對多數拉美國家來說也是如此。但是，就一些拉美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如食糖、銅礦砂、大豆等已經佔到我國同期進口同類商品的1/3以上來看，拉美在這些領域又是我國的貿易大國，我國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供應地。而且近10年來，拉美始終居於與我國貿易漲幅的第6大市場之一，應該說雙邊貿易潛力巨大。問題的關鍵在於FTAA成立前，我國應採取何種應對措施來挖掘雙方的潛力，從而在FTAA建立后規避可能出現的競爭。因此，今後應加強這方面的對策研究，重點是如何調整我國對拉美出口產品的結構、如何利用拉美現有的區域市場優勢以及與拉美一些國家先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