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直

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組織宣傳部長，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后脫黨。

1935年任中央軍校政訓研究班政治總教官，抗戰期間曾任陝西省動員委員會秘書處處長。

1940年任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政治部少將組長。

1944年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1947年7月任西安市市長。

1948年9月兼任西安市民眾自衛總隊總隊長。

1949年5月起在四川為中共從事對國民黨軍的策反工作，12月在成都迎接解放。后被關押入獄，

1960年11月28日獲特赦。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

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1926年，王友直踏上了前往蘇聯的列車，那年24歲，剛剛從上海大學畢業，受黨的委派，前往莫斯科學習。列車行至海參崴的途中，王友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24歲的他與還是共青團員、正積極申請入黨的蔣經國住進了同一個宿舍。又高又胖的王友直睡上鋪，矮小敦實的蔣經國睡下鋪。鄧小平擔任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王友直1931年回到國內，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組織宣傳部長。1933年被捕，次年脫黨，逐漸成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被授少將軍銜。1946年，蔣經國任命他為西安市市長，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最後一任西安市市長。

王友直在政治上有兩條不變的宗旨：一是絕不反共，二是不打內戰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似乎都經歷了“意識形態塑造”、“政治信仰抉擇”、“關鍵時刻站隊”幾個過程，王友直亦不例外。而蘇聯留學時期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是王友直整個政治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雖然1933年被捕后，脫黨並隨之加入了國民黨，但王友直在政治上有兩條不變的宗旨：一是絕不反共，二是不打內戰。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他確實沒有危害過共產黨。

對於這個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的“前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秘密戰線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策反工作。1941年冬天，周恩來途經西安時，甚至單獨找王友直密談，提醒王友直一定要對形勢作出客觀分析，掌握民心所向，並且對王友直加入國民黨表示一定理解，希望他繼續為共產黨工作。

周恩來的勉勵讓王友直驚喜交加，隨後的一席話更讓王友直感激不已。周恩來說：“你在蘇聯的愛人和女兒給你有信，現在在鄧穎超那裡，回頭我派人給你送來。”

那次密談，初步打消了王友直對自己當年脫黨行為的顧慮。

1948年8月，胡宗南為了加強西安的防禦能力，決定拼湊力量，成立一支由2000多個商號學徒和壯丁組成的西安民眾自衛總隊，讓王友直擔任總隊長。

消息一傳出，各方都暗自爭奪這支武裝，誰當上了副總隊長，誰就掌握了這支武裝的實權。參與角逐的有胡宗南的幾個心腹、軍統分子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見有此機會，更是千方百計堅決爭奪，使其成為共產黨控制的武裝，以利於西安解放。

經過王友直堅決舉薦，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駐西安辦事處主任的閔繼騫，擔任握有實權的副總隊長；同樣受共產黨指派的雷振山，成了西安民眾自衛總隊直屬大隊的大隊長。“這等於說，把用來抵抗共產黨的武裝交給了共產黨。”雷振山說，自己就是在這時和王友直建立了聯繫。當時民眾自衛總隊天天在西安街頭巡邏，等於給地下黨組織加強了保衛力量，地下黨員常常坐在國民黨西安市市長王友直的辦公室，從事“地上”革命工作。

1949年2月，胡宗南在西安崇廉路國民黨招待所舉辦春節聯歡會，特意安排王友直坐在首座。胡宗南一身戎裝，舉起酒杯向在場的人說：“西安的防務固若金湯，對這點我很有信心；國軍會堅守西安，用最新式的武器，給共黨以重大打擊，誓與古城共存亡！”

接下來，胡宗南話鋒一轉：“這個堅守西安的光榮任務，就請王友直市長負責！王市長是久經鍛煉，經驗豐富，意志堅強，忠於黨國的可靠同志，一定能體念時艱，完成此艱巨任務！”

根據胡宗南將放棄西安南逃的態勢，地下黨希望王友直認清形勢，適應歷史的發展，始終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並要求王友直保護好國民黨政府的所有檔案卷宗，以利於西安解放后被解放軍接管。

為防止重要檔案在戰爭中毀壞，王友直給檔案室修建了“重牆”，解放后，這些檔案都完整無缺地保留了下來。

如今，如果去未央路上的西安市檔案館，甚至可以查閱到當年中小學生寫的作文。

1989年，王友直曾在回憶錄《西安在黎明到來之前》中這樣寫道：“我一生經歷了不少坎坷之途，但始終堅信：在其他問題上，可容有糊塗之處，但在政治上必須精明。所謂精明就是要順乎歷史潮流而動，必須以民心所向為歸宿。”

但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王友直並非每一次都能抓住為共產黨做事的機會。

1948年冬天，胡宗南組織了一個叫“鋤奸救國同志會”的特務組織，首先邀請王友直參加，王友直表示不感興趣。胡宗南後來又設宴招待王友直，暗示將由王友直擔任領導工作，王友直表示：“既然是胡先生垂青，當無條件擁護。”

胡宗南說還有一個條件，他與王友直各出10根金條，每根金條10兩，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要王友直“慷慨解囊，為黨國效力”。王友直回答：“很慚愧，要是為胡先生辦事出力，理當竭盡全力；要是出錢，我還沒搜羅到這麼多黃金。”

此後，再無人跟王友直提起這件事，王友直以為他那段辭令非常得體，無懈可擊，省錢省事兩全其美，但西安的地下黨組織卻不以為然：“你可以參加嘛，如果參加了，在胡宗南的秘密組織里，無疑會得到更多情報。”只是，拒絕的事不好再刻意提起。

西安民眾自衛總隊也遇到過一次麻煩。國民黨陝西省府一個秘書看中一處地段，於是驅趕居民，霸佔了那裡的房屋，民眾自衛總隊聽說后又把那名秘書趕了出去，讓居民搬回。這個舉動惹怒了省府，把民眾自衛總隊一個大隊長給抓了起來，雖無“通共”的證據，但辱罵這個大隊長是“屁紅子”（指靠近共產黨的人）。王友直聽說后怒不可遏，找到省府大鬧一場。

由於王友直與蔣經國上下鋪的特殊關係，對方只能把那個大隊長放了回來。

西安解放前3天，5月17日傍晚7時，胡宗南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南逃、疏散事宜。胡宗南此時雖然還有幾十萬重兵，但在解放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已成驚弓之鳥，除了逃跑別無選擇。

當時，胡宗南的幕僚中曾存在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聯合西北的馬步芳等軍閥，固守西安，靜觀局勢變化；一種主張是退守西南，聯合四川軍閥，伺機反撲。胡宗南認為西安平坦無險，不易堅守，並且西北軍閥各懷異心，很不可靠，和他們聯合困難；四川山重水複，容易防守，於是決定撤往四川。

臨逃之前，胡宗南還想趁機大撈一把，在西安各富戶中徵收“特捐”，所有殷實商店和大工廠的老闆都被列入“特捐”名單。當胡宗南的手下向他們索要時，他們回答：“錢早花光了，沒有現金，只有土地和房產，如果需要，非常願意捐獻。”

胡宗南哭笑不得，連西安都要放棄，還要土地房產幹什麼？

當天晚上11時，急促的電話鈴聲在王友直的房子里響起，胡宗南緊急約見王友直。在小雁塔綏靖公署，胡宗南指著地圖上的西安北側說：“共黨已逼近西安，為了保存實力，以圖再舉，決定轉移陣地。現在大家回去收拾東西，凌晨3點以前到飛機場集合，不得有誤。”

雷振山回憶，王友直離開綏靖公署后，深感時間緊迫，要辦的事情太多，派車把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閔繼騫接來，安排了自己走後要做的工作，並任命了一個代理市長，告訴大家聽代理市長的話，堅守崗位，保護好政府財物。

王友直留給了閔繼騫一千塊大洋，送給共產黨在西安的地下組織一部電台和一輛小汽車。當共產黨地下組織負責人來電話要見王友直時，王友直說：“我身邊已特務密布，胡宗南的電話不斷催促，已無法脫身，只好先隨胡宗南一起南逃，到外地繼續為黨做策反工作。”

5月18日凌晨，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王友直離開西安。飛機升至古城上空時，王友直稱：“我個人雖然還要浪跡外地，但西安終於從黑暗中迎來黎明。”

雷振山說，其實黨組織是想讓王友直留下來迎接解放的，但他被特務看守很緊，只能看著他被胡宗南脅迫南逃。

王友直離開西安后，先到了漢中，關於王友直“通共”的流言四起。王友直又匆匆飛往蘭州，9月又轉往成都。在成都，王友直沒能找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最後又輾轉至香港。

王友直到香港時，已經到了9月下旬，本想通過中共駐港代表團聯絡西安的共產黨組織，但中共駐港代表團全體人員已經奔赴北京，參加開國典禮去了。香港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給王友直出主意，讓王友直登報聲明，先脫離國民黨政權，再名正言順地去北京。“我考慮公開發表聲明，不利於做策反工作，還是當個‘流亡市長’的好。”王友直謝絕對方好意，再次返回四川。

返川后，王友直策動他的學生、國民黨新編第一師師長吳楷率部起義，由解放軍十八兵團收編；還給國民黨三十八軍軍長李振發密電，促其起義；國民黨陝西省公路局南撤到四川后，從陝西帶到四川很多輛汽車，王友直勸他們全部移交給進入四川的解放軍。

在秦嶺北邊，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時，早在地下黨外圍成員閔繼騫和雷振山的帶領下起義。胡宗南的部隊一撤出，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就接管了西安的防務。解放軍進城后不但沒有抵抗，反而在胳膊上繫上紅布條，成了替解放軍維護治安的力量。

被地下黨掌握的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及時起義，成為解放軍“兵不血刃”拿下西安的關鍵。幾天後，這支2000多人的隊伍中，就有900餘人自願加入了解放軍，在解放蘭州的過程中立下了功勛。

大軍進城，古城西安沒有出現“你死我活”的戰鬥場面，不但使這座千年古城完好保存下來，也使當年59萬市民平安度過新舊變更的那幾天。

雷振山說，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但西安的地下黨組織加強了王友直家中的警衛，以保王友直家人的安全。

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王友直見到了賀龍，才得以返回西安，后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后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評價自己：“關鍵時刻，何去何從，非功即罪，我必須作出慎重的抉擇；而我也終於作出了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