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王友直的結果 展開

王友直

國民黨起義將領

王友直(1902--1992)國民黨陸軍少將。號正卿,陝西韓城人。上海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央訓練團高教班第1期畢業。

個人簡介


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組織宣傳部長,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后脫黨。
1935年任中央軍校政訓研究班政治總教官,抗戰期間曾任陝西省動員委員會秘書處處長。
1940年任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政治部少將組長。
1944年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1947年7月任西安市市長。
1948年9月兼任西安市民眾自衛總隊總隊長。
1949年5月起在四川為中共從事對國民黨軍的策反工作,12月在成都迎接解放。后被關押入獄,
1960年11月28日獲特赦。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
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脫黨經過


1926年,王友直踏上了前往蘇聯的列車,那年24歲,剛剛從上海大學畢業,受黨的委派,前往莫斯科學習。列車行至海參崴的途中,王友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24歲的他與還是共青團員、正積極申請入黨的蔣經國住進了同一個宿舍。又高又胖的王友直睡上鋪,矮小敦實的蔣經國睡下鋪。鄧小平擔任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王友直1931年回到國內,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組織宣傳部長。1933年被捕,次年脫黨,逐漸成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被授少將軍銜。1946年,蔣經國任命他為西安市市長,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最後一任西安市市長。

總理勉勵


王友直在政治上有兩條不變的宗旨:一是絕不反共,二是不打內戰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似乎都經歷了“意識形態塑造”、“政治信仰抉擇”、“關鍵時刻站隊”幾個過程,王友直亦不例外。而蘇聯留學時期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是王友直整個政治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雖然1933年被捕后,脫黨並隨之加入了國民黨,但王友直在政治上有兩條不變的宗旨:一是絕不反共,二是不打內戰。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他確實沒有危害過共產黨。
對於這個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的“前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秘密戰線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策反工作。1941年冬天,周恩來途經西安時,甚至單獨找王友直密談,提醒王友直一定要對形勢作出客觀分析,掌握民心所向,並且對王友直加入國民黨表示一定理解,希望他繼續為共產黨工作。
周恩來的勉勵讓王友直驚喜交加,隨後的一席話更讓王友直感激不已。周恩來說:“你在蘇聯的愛人和女兒給你有信,現在在鄧穎超那裡,回頭我派人給你送來。”
那次密談,初步打消了王友直對自己當年脫黨行為的顧慮。
1948年8月,胡宗南為了加強西安的防禦能力,決定拼湊力量,成立一支由2000多個商號學徒和壯丁組成的西安民眾自衛總隊,讓王友直擔任總隊長。
消息一傳出,各方都暗自爭奪這支武裝,誰當上了副總隊長,誰就掌握了這支武裝的實權。參與角逐的有胡宗南的幾個心腹、軍統分子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見有此機會,更是千方百計堅決爭奪,使其成為共產黨控制的武裝,以利於西安解放。
經過王友直堅決舉薦,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駐西安辦事處主任的閔繼騫,擔任握有實權的副總隊長;同樣受共產黨指派的雷振山,成了西安民眾自衛總隊直屬大隊的大隊長。“這等於說,把用來抵抗共產黨的武裝交給了共產黨。”雷振山說,自己就是在這時和王友直建立了聯繫。當時民眾自衛總隊天天在西安街頭巡邏,等於給地下黨組織加強了保衛力量,地下黨員常常坐在國民黨西安市市長王友直的辦公室,從事“地上”革命工作。

留守西安


1949年2月,胡宗南在西安崇廉路國民黨招待所舉辦春節聯歡會,特意安排王友直坐在首座。胡宗南一身戎裝,舉起酒杯向在場的人說:“西安的防務固若金湯,對這點我很有信心;國軍會堅守西安,用最新式的武器,給共黨以重大打擊,誓與古城共存亡!”
接下來,胡宗南話鋒一轉:“這個堅守西安的光榮任務,就請王友直市長負責!王市長是久經鍛煉,經驗豐富,意志堅強,忠於黨國的可靠同志,一定能體念時艱,完成此艱巨任務!”
根據胡宗南將放棄西安南逃的態勢,地下黨希望王友直認清形勢,適應歷史的發展,始終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並要求王友直保護好國民黨政府的所有檔案卷宗,以利於西安解放后被解放軍接管。
為防止重要檔案在戰爭中毀壞,王友直給檔案室修建了“重牆”,解放后,這些檔案都完整無缺地保留了下來。
如今,如果去未央路上的西安市檔案館,甚至可以查閱到當年中小學生寫的作文。
1989年,王友直曾在回憶錄《西安在黎明到來之前》中這樣寫道:“我一生經歷了不少坎坷之途,但始終堅信:在其他問題上,可容有糊塗之處,但在政治上必須精明。所謂精明就是要順乎歷史潮流而動,必須以民心所向為歸宿。”
但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王友直並非每一次都能抓住為共產黨做事的機會。
1948年冬天,胡宗南組織了一個叫“鋤奸救國同志會”的特務組織,首先邀請王友直參加,王友直表示不感興趣。胡宗南後來又設宴招待王友直,暗示將由王友直擔任領導工作,王友直表示:“既然是胡先生垂青,當無條件擁護。”
胡宗南說還有一個條件,他與王友直各出10根金條,每根金條10兩,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要王友直“慷慨解囊,為黨國效力”。王友直回答:“很慚愧,要是為胡先生辦事出力,理當竭盡全力;要是出錢,我還沒搜羅到這麼多黃金。”
此後,再無人跟王友直提起這件事,王友直以為他那段辭令非常得體,無懈可擊,省錢省事兩全其美,但西安的地下黨組織卻不以為然:“你可以參加嘛,如果參加了,在胡宗南的秘密組織里,無疑會得到更多情報。”只是,拒絕的事不好再刻意提起。
西安民眾自衛總隊也遇到過一次麻煩。國民黨陝西省府一個秘書看中一處地段,於是驅趕居民,霸佔了那裡的房屋,民眾自衛總隊聽說后又把那名秘書趕了出去,讓居民搬回。這個舉動惹怒了省府,把民眾自衛總隊一個大隊長給抓了起來,雖無“通共”的證據,但辱罵這個大隊長是“屁紅子”(指靠近共產黨的人)。王友直聽說后怒不可遏,找到省府大鬧一場。
由於王友直與蔣經國上下鋪的特殊關係,對方只能把那個大隊長放了回來。

脅迫南逃


西安解放前3天,5月17日傍晚7時,胡宗南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南逃、疏散事宜。胡宗南此時雖然還有幾十萬重兵,但在解放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已成驚弓之鳥,除了逃跑別無選擇。
當時,胡宗南的幕僚中曾存在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聯合西北的馬步芳等軍閥,固守西安,靜觀局勢變化;一種主張是退守西南,聯合四川軍閥,伺機反撲。胡宗南認為西安平坦無險,不易堅守,並且西北軍閥各懷異心,很不可靠,和他們聯合困難;四川山重水複,容易防守,於是決定撤往四川。
臨逃之前,胡宗南還想趁機大撈一把,在西安各富戶中徵收“特捐”,所有殷實商店和大工廠的老闆都被列入“特捐”名單。當胡宗南的手下向他們索要時,他們回答:“錢早花光了,沒有現金,只有土地和房產,如果需要,非常願意捐獻。”
胡宗南哭笑不得,連西安都要放棄,還要土地房產幹什麼?
當天晚上11時,急促的電話鈴聲在王友直的房子里響起,胡宗南緊急約見王友直。在小雁塔綏靖公署,胡宗南指著地圖上的西安北側說:“共黨已逼近西安,為了保存實力,以圖再舉,決定轉移陣地。現在大家回去收拾東西,凌晨3點以前到飛機場集合,不得有誤。”
雷振山回憶,王友直離開綏靖公署后,深感時間緊迫,要辦的事情太多,派車把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閔繼騫接來,安排了自己走後要做的工作,並任命了一個代理市長,告訴大家聽代理市長的話,堅守崗位,保護好政府財物。
王友直留給了閔繼騫一千塊大洋,送給共產黨在西安的地下組織一部電台和一輛小汽車。當共產黨地下組織負責人來電話要見王友直時,王友直說:“我身邊已特務密布,胡宗南的電話不斷催促,已無法脫身,只好先隨胡宗南一起南逃,到外地繼續為黨做策反工作。”
5月18日凌晨,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王友直離開西安。飛機升至古城上空時,王友直稱:“我個人雖然還要浪跡外地,但西安終於從黑暗中迎來黎明。”
雷振山說,其實黨組織是想讓王友直留下來迎接解放的,但他被特務看守很緊,只能看著他被胡宗南脅迫南逃。

解放之後


王友直離開西安后,先到了漢中,關於王友直“通共”的流言四起。王友直又匆匆飛往蘭州,9月又轉往成都。在成都,王友直沒能找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最後又輾轉至香港。
王友直到香港時,已經到了9月下旬,本想通過中共駐港代表團聯絡西安的共產黨組織,但中共駐港代表團全體人員已經奔赴北京,參加開國典禮去了。香港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給王友直出主意,讓王友直登報聲明,先脫離國民黨政權,再名正言順地去北京。“我考慮公開發表聲明,不利於做策反工作,還是當個‘流亡市長’的好。”王友直謝絕對方好意,再次返回四川。
返川后,王友直策動他的學生、國民黨新編第一師師長吳楷率部起義,由解放軍十八兵團收編;還給國民黨三十八軍軍長李振發密電,促其起義;國民黨陝西省公路局南撤到四川后,從陝西帶到四川很多輛汽車,王友直勸他們全部移交給進入四川的解放軍。
在秦嶺北邊,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時,早在地下黨外圍成員閔繼騫和雷振山的帶領下起義。胡宗南的部隊一撤出,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就接管了西安的防務。解放軍進城后不但沒有抵抗,反而在胳膊上繫上紅布條,成了替解放軍維護治安的力量。
被地下黨掌握的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及時起義,成為解放軍“兵不血刃”拿下西安的關鍵。幾天後,這支2000多人的隊伍中,就有900餘人自願加入了解放軍,在解放蘭州的過程中立下了功勛。
大軍進城,古城西安沒有出現“你死我活”的戰鬥場面,不但使這座千年古城完好保存下來,也使當年59萬市民平安度過新舊變更的那幾天。
雷振山說,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但西安的地下黨組織加強了王友直家中的警衛,以保王友直家人的安全。
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王友直見到了賀龍,才得以返回西安,后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后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評價自己:“關鍵時刻,何去何從,非功即罪,我必須作出慎重的抉擇;而我也終於作出了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