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評派

20世紀初英國作家休姆和美國作家龐德所提出的強調準確的意象和語言藝術的主張是新批評派理論的開端。20年代艾略特和理查茲分別以象徵主義的詩歌主張和文字分析的批評方法奠定了新批評派的基本理論，而成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新批評派成員眾多，主張龐雜，他們的共同傾向主要是：1.他們從象徵派的美學觀點出發，把作品看成獨立的、客觀的象徵物，是與外界絕緣的自給自足的有機體，稱為“有機形式主義”；2.他們認為文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批評的任務是對作品的文字進行分析，探究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隱秘的關係，稱為“字義分析”。象徵主義為他們提供了美學理論，字義分析是他們進行評論的具體方法。

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1917)從反對浪漫主義的角度提出“非人格化”的學說。針對浪漫主義者關於詩歌是詩人感情的表現的觀點，他認為主觀的感受只是素材，要想進入作品，必先經過一道非人格化的、將個人情緒轉變為普遍性、藝術性情緒的過程，將經驗轉化為藝術的過程。針對浪漫派直接抒情的表現手法，艾略特在《哈姆雷特》（1919）一文中認為“在藝術形式中唯一表現情緒的途徑是尋找‘客觀對應物’”，即“一套事物，一種形勢，一串事件，它們是你想表現的那種特殊情緒的公式”；“只要這類東西一出現……那種情緒也就引發了”。這正是象徵主義以特定事物來暗示情思的創作方法，對新批評家注重發掘文字中所暗示和含混不清的東西很有影響。

理查茲關於詩歌語言是一種特殊的、不反映客觀真實的情緒性語言（《科學與詩》，1925），以及詩歌文字因受上下文的影響而具有複雜的意義（《實用批評》，1929）等見解，促使新批評派強調文字分析和詩歌含義的豐富性、複雜性。

30、40年代的新批評派發展了關於詩歌語言的理論和具體作品的分析。燕卜蓀的成名作《晦澀的七種類型》(1930)認為字義越含混就越豐富，詩的價值就越高。蘭塞姆在《新批評》中認為詩歌語言具有“骨架”（指主題思想或詩篇的邏輯）和“肌理”（指從文字到標點的藝術處理）相衝突的特點。布魯克斯在《嘲弄──一種結構原則》(1951)中把詩篇上下文對於一個陳述語的修正稱為“嘲弄”，說它是任何詩篇結構的主要原則。泰特在《論詩的張力》(1938)中把詩篇的意義規定為文字的“內含”（指比喻意義）和“外延”(指邏輯意義)所形成的“張力”，張力最後獲得平衡或調和，詩篇才算成功。

在具體作品的評論上，新批評派推崇象徵派和玄學派，貶低彌爾頓、拜倫和雪萊等詩人。他們的理論和活動為現代派詩歌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