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林

現任江西省政府參事、江西師範大學正大研究院院長兼文化研究所所長。

江西省政協第八屆委員、第九屆常委，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文化委員會委員；民盟江西省委員會副主委。

2017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研究決定，聘任王東林為江西省政府參事。

江西省國學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江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江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特聘研究員，江西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西省中青年學科帶頭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主要從事歷史學、文化史、文化戰略、企業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在贛文化和客家文化研究方面有較突出之成果。代表作有《江萬里研究》、《大學之道》、《學府風標》、《中華客家研究論叢》、《江西古代學術研究》、《興我美好江西》、《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讀本》、《最美中國夢》、《東林寺史話》、《王隆、鐵柱關係考辯》、《論鐵柱萬壽宮的祖庭地位》、《贛文化之我見》、《彭蠡浮沉》、《城市個性特色評說》、《個性與創造——江西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的戰略思路》、《關於江西文化資源組合發展的戰略思考》、《個性與突破——江西文化產業發軔期的戰略選擇》、《不應荒蕪的文化空間——論都市民間文化的保護》、《七夕節的文化轉型與傳承》、《樹立文化建設的系統觀》、《對客家民系研究成說的幾點異議》、《蔣經國與贛南客家》、《論贛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搖籃地位》等，而以《客家概念的新詮釋》和《民系理論的初步探索》等文為代表的“民系”理論研究和其他文化研究成果最為學界所重。

1.文化建設本質上是一項心靈工程，是符合人類全面發展和整體利益的生存方式的完善，是民族國家的強心健骨，不能“簡化”，也不能“簡單化”。傳統文化就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結構。從文獻學角度看，它的精神內核是由聖人完成的，主要在“經”裡面，也包括一些“子”部的內容，“史”部和“集”部是對文化核心精神即古人說的“道”的闡釋。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同樣需要思想創造，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首先需要繁榮的是哲學社會科學。文化精神理念需要傳播，需要講究“教化”的方式。古人擅用經典、韻文、詩歌、聯語、故事、戲曲、繪畫、節慶、祭祀、人物範例等多種多樣的方式傳播文化觀念，推行文化“教化”，強調文以載道、教以傳道、政以行道、寓教於樂。“道”須臾不可離，“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可見，僅僅著力於文化設施等硬體的建設維護和所謂文化產品的提供顯然不夠。

2.文化建設離不開制度和行為規範的設計推行，因為制度規範可以將抽象的文化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行為依據，從而讓文化觀念滲透到生活行為的每一個細節中。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在歷朝歷代的制度、律法、禮儀、學規、鄉約、族法、家訓以及供孩童遵循的《弟子規》《女兒經》等制度體系中建立起來的，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行為方式、觀念模式和精神氣質。

3.文化既然是人類的生存方式，當然只有在生活實踐中體認和習得。人剛出生時只是一個生物人，經過文化的雕琢才逐漸“化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的“人”。學習“做人”，就是“人文化成”的過程。家庭是文化教育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但我們當代的家庭教育基本是缺位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被簡化成單純的知識和技能傳授，做人的知識和規則基本被拒之門外，生活中的“文化習得”被家長的代替和應試教育給阻絕了。

4.文化“教化”在古代也叫“風化”，是在真實生活中通過一代代人的“傳習”潛移默化實現的。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由此可知，“風化”的規律之一是“上行下效”。因此，政府官員、文化精英、家長師長應該成為文化忠實的實踐者和表率者。

5.“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文化強國”的內涵主要是大幅提升國民文化素質，塑造良好的民族和國家形象，並形成強勁的文化創造力、吸引力、滲透力、影響力和堅韌力。文化建設是長期的、精細化的系統工作，不容易見成效，比較容易出政績的領域大概是文化產業。為此，我們要特別警惕出現另一種傾向，即以經濟建設的思維定式和行為慣性，將文化建設簡單地等同“文化經濟”建設，片面地將發展文化產業放大成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目標依然是GDP。即使是文化產業及其產品，文化依然是第一屬性，“載道”“化人”是其本質的功能。

6．文化要“走出去”，更需要“走進去”。《“十一五”時期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和《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都提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方針。但是“走出去”卻不等於“走進去”。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面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在獲取文化產品出口和投資收益的同時，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可見“走出去”是過程，是手段；“走進去”是宗旨，是目標。為什麼“走出去”的文化卻無法“走進去”？這與我們的傳播思想和手段有很大關係。以我國巨額投資製作的文化形象宣傳片來說，我們的製作者過於熱衷表象和表演的熱鬧，而忽略了中國人真實生活的本身。過分的娛樂化和表演化損害了文化的原真性和深度與信度，給人造成了一種粉飾的、虛假的印象，除了懷疑和反感，不會發生更多的正面效果。

文化，說它是“軟實力”，力量卻很硬很銳。文化如水，具有不動聲色的滲透力、感化力、雕琢力和無堅不摧的穿透力，一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文化對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是骨子裡透出來的力量！經濟發展，可以讓一個國家“富”起來；文化發展，才能讓一個國家真正地“強”起來。

7.2012年3月8日，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範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王東林向大會提交建議，希望有關部門組建鄱陽湖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機構，“喚醒”埋沒於鄱陽湖底的珍貴文化遺產，讓鄱陽湖豐富的水下文化遺產得到保護並服務於我們的時代。鄱陽湖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是亞洲最大的淡水濕地，還在於它悠久曲隱的歷史履歷和豐富的水下歷史文化遺存。贛鄱水系曾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贛江更是南部中國不可多得的一條南北走向的河流，通過長江和運河挽起北方政治中心，南接廣東溝通海上絲綢之路。歷代的漕運、貨運、移民以及王朝經略南方的軍事行動，都與贛鄱水系密切相關。總括來說，鄱陽湖及其水系的水下文化遺存主要有以下幾類：由於地質變遷和鄱陽湖南湖形成過程中而沒入水底的古代城址和古聚落遺址、江湖險處尤其是號稱“中國百慕大”和“魔鬼三角區”的鄱陽湖老爺廟水域沉沒的歷代船隻及裝載物、歷代戰爭遺存和鄱陽湖枯水期現身出來的四通八達的湖中疊石古道和古橋遺存。

8.旅遊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行為有人只把人文景觀的遊覽活動當做文化旅遊，這種看法不準確。遊覽人文景觀時，固然可以通過了解文化遺產或參與文化活動豐富閱歷、開闊眼界；但遊覽自然景觀時，同樣可以通過閱讀自然、感悟自然來獲得思想的啟迪。”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謂“萬卷書”不僅是指紙質的書，也指通過旅遊閱讀的“大地之書”。人的身之所至，目之所及都受到環境和空間的局限。因為旅遊業，人們才得以在更廣闊的天地間飽覽山河之壯麗，感悟歷史之深邃、文化之多樣、民俗之豐富。在現代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遊客更有條件擺脫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實現自己的“逍遙之旅”。可惜，在快節奏和快餐化的現代生活中沉浮的人們，已經沒有了古人那種閑情和耐心，去作心靈的遊歷。旅遊不是為了花錢，也不只是為了購買幾個物件或拍幾張照片成為日後的談資，重要的是遊客是否豐富了自己的閱歷，並獲得某種感悟，從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

9.泛娛樂化的旅遊方式是對旅遊本質的異化近年來，不少地方為了吸引遊客，從產品設計到路線打造，大多以“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為追求。似乎只要足夠新奇，足夠娛樂，能吸引遊客，賺到門票，旅遊的設計工作就到了位，而且還美其名曰“文化旅遊”。我不否認旅遊活動需要趣味性。但是這種趣味性不能背離文化和歷史的原真性，更不能脫離文化的教化功能；一切違背歷史真實和人性之善的無厘頭式的趣味性，都不應稱之為文化旅遊。泛娛樂化的旅遊方式是對旅遊本質的異化。這種旅遊模式，只能帶給遊客淺薄的感官刺激，傳播謬誤，而不能讓遊客獲得真實的知識並得到更深層次的感悟，更不能促進文化的良性傳播。旅遊設計與開發，同樣需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並正確處理娛樂、趣味與文化探索和文化傳承的關係，這樣才能夠促進旅遊的可持續發展，最大限度地發揮旅遊的文化價值。”

10.休閑旅遊應讓文化去撫慰心靈休閑應該是勞動者的一項福利。休閑的作用是在緊張的工作之餘，調節一下生活的節律，放鬆一下疲憊的身心。但是，休閑決不單純是給你時間，讓你躺在家裡睡上幾天覺。休閑的調節方式最好是做一些不同於日常重複、單調的工作，你可以躲在家裡看一直沒時間看的書，可以帶上家人出門旅遊，換一種生活環境與方式。發展文化旅遊是構建現代旅遊休閑體系的重要內容。可惜旅遊業界的價值觀依然是金錢第一、效益第一，眼睛盯住的還是旅遊人數和旅遊收入等經濟指標，忽略了休閑旅遊真正的潛在需求，更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化旅遊在休閑旅遊中的深層與長遠作用。不要簡單套用經濟思維對待文化旅遊和休閑旅遊，目光要深遠一些，要充分注意旅遊的文化功能，尤其是在休閑旅遊中，不僅要滿足人們求知、探索、發現的慾望，還要讓文化去撫慰心靈。

11.不應荒蕪的文化空間我國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界定中，最值得關注的、最具創造價值的是“文化空間”的提出。這應該是一項最能反映民間文化(包括所有的非物質文化)生存與運動規律的學術創造。可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的作為恰恰忽略了“文化空間”的保護與耕耘的問題。我們今天有不少困惑實際上正緣於此。比如說城市的民間文化，並不是所有的文化因子都到了不可救藥無法延傳的地步，而是我們人為地、粗暴地像對待雜草一樣將它們連根拔起，再強行種上設計者(本質上是當權者)認定的所謂“現代的品種”。游商小販、街頭藝人的遭遇和命運，就是典型的案例。在今天，作為城市本原的文化風景，大都在一種看似“現代”、“文明”的城市治理行為中被無情地剿殺、毀滅。有不少人錯誤地認為游商小販和街頭藝人的活動會影響城市形象，同現代城市格格不入。一說要搞文明城市、衛生城市或旅遊城市創建活動，總要演化成一回回對游商小販和街頭藝人的大清剿。不客氣地說這種行為本質上具有一種下意識的“反文化”性質。個性化的城市形象不僅表現在它物理性的建築樣式和街道風貌，還表現在特定城市獨特的民俗風情等人文要素方面。古往今來，城市的游商小販和街頭藝人的活動營造了一方風土，成為一座城市鮮活的民俗風景。它是城市的情調、色彩、音效、氣息和味道，是城市形象非常重要的性格因素。可以想見，新疆的府治烏魯木齊如果沒有烤羊肉串、賣葡萄乾的小攤販，感覺上就不是烏魯木齊！烤羊肉的氣味彷彿就是這座城市的氣味。城市不管有多現代，都不應該沒有游商小販和街頭藝人。

12.關於“實幹”的新論述（1）“實幹”是明明白白地干，不是懵懵懂懂地乾乾任何事，都必須心中有數、清楚明白，既埋頭拉車，又抬頭看路，不是簡單地為干而干，更不能盲人騎瞎馬，走到哪算哪。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果方向迷失、路線偏離、甚至南轅北轍，走得越快，離目標勢必越遠。因此，實幹，必須擯棄盲動主義的“瞎干”和官僚主義的“瞎指揮”。“實”是一種實踐理性。實幹者首先要切實明了乾的方向與目標，弄懂、吃透省委的戰略部署，不能浮在表面。目標聚集方向，方向凝聚力量。“發展升級、小康提速、綠色崛起”是新時期江西發展的三大工作主題，是全省人民必須全力以赴的一場硬仗。為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任務的艱巨、條件的制約、時間的緊迫和經濟形勢的錯綜複雜，克服重重困難，抓住時機，集中發力，應對“爬坡過坎”、“全速衝刺”和守護“生態優勢”的多重挑戰，瞄準方向，集中力量，群策群力，不分神、不懈怠、不退縮、不折騰、不偏移、不踏空，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台階，堅實堅定地前行，確保江西在新一輪的發展競爭中不落後、不掉隊，實現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2）“實幹”是扎紮實實地干，不是花花草草地乾乾事貴在紮實，講究步步到位、注重細節，不能敷衍了事、花花草草，只追求速度和表面的光鮮熱鬧，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因此，實幹必須堅決反對形式主義的政績秀。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有效促進產業升級、開放升級、創新升級、區域升級，做大總量、提升質量，“在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同時提高增長效益”等，所有的這些戰略任務都必須有具體的戰術做支撐，都必須有具體的戰役和步驟來實現，需要步步有實招、招招見實效。古人曰：“為政貴在行，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意思是說，為政之道最可貴的是行其政，以實事求是、扎紮實實的態度與方式執行政令，則可以達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如果以文飾、浮誇的方式做表面文章，則必然事與願違。“治大國若烹小鮮”，成大事者應該自覺地遠離浮躁，戒除浮華，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將大事做實、小事做細、細事做精。小事成就大事，細節成就完美，所以細節決定成敗。

（3）“實幹”是認認真真地干，不是粗粗劣劣地干我們的實幹，勢必是建立在樹立科學發展觀前提下的實幹，必須更加註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更加註重生態經濟的實現，必須更加註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必須更加註重綠色品牌的維護。省委書記強衛強調，“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江西最大的優勢、最亮的品牌”，“如果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採取更為有力有效的措施，我們所引以自豪的生態優勢和綠色品牌，就可能最終喪失”。落實科學發展觀，正確並妥善處理加快發展與保護環境的矛盾，最需要的就是“認真”。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可見認真既是黨的一貫追求，也是黨的優良傳統。不講認真，科學發展、綠色崛起就是一句空話、一張美麗的標籤；在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面前，就難免厚此薄彼，甚至不惜犧牲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以換取眼前一時的政績，這樣的發展也必然是粗放、粗劣、不可持續的發展。

（4）“實幹”是巧巧妙妙地干，不是平平庸庸地干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實幹，是求真務實、講求方法、注重實效的“巧幹”，不是只拼力氣、不動腦筋的“笨干”，也不是因循守舊、平平庸庸的“傻干”。“實幹”與“巧幹”不是對立關係。換言之，“巧幹”是“聰明、智慧、科學、創新的實幹”。實幹，應該充分尊重科學，發揚創新精神，建立問題意識，善於思考並破解難題，能夠運用創新思維突破常規，大膽探索，另闢蹊徑。智慧型的“實幹”是學習加創造的“干”，是謀定而後動的“干”，因而最可能創造新經驗、構建新模式。

（5）“實幹”是平平安安地干，不是冒冒失失地干一個時期以來，“群體性躁動”在少數地方的確已成為社會病、行政病。一說到“加快發展”，就只講速度、不顧一切，只想著如何“快快快”，頭腦就像久晴不雨的酷暑天一樣不斷升溫，不遭遇一盆冷水灌頂，很難冷靜下來。直到發生安全事故了，這才追悔莫及，認識上卻最多是“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怪自己倒霉，“不夠僥倖”而已。安全的“發條”是外力安裝進去的，不是腦中的自覺觀念。“實幹”是穩健、穩妥、安全地干，決不是莽莽撞撞、不顧一切的“蠻幹”；如果說實幹難免犯險，需要有勇敢精神，那麼，“冒險”也決不等於“冒失”。一個真正的實幹家，既處實效功，敢於歷險，又膽大心細，時刻保持一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因此，實幹興贛必須與法治江西、平安江西、文明江西建設結合起來，以人民幸福為最高追求，切實推進安全生產和安全管理，最大限度地“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千方百計提高人民群眾對社會平安和諧的滿意度，決不能以犧牲環境安全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為代價。

（6）“實幹”是清清白白地干，不是蠅營狗苟地干“實幹為誰干”，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大發展、大建設年代，是充滿機遇和誘惑的年代，因而也是大考驗的年代。考驗的內容不僅僅是智慧和能力，更包括一個人的道德品行。大發展、大建設，成就了不少人的事功，然而卻也有一些人私慾膨脹、投機鑽營，逐步背離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陷入貪污腐敗的泥淖，以致悔恨終生。中國文化倡導“厚德載物”，主張人應該向大地學習，培養厚實的德性，這樣就可以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用厚實的德性托起職務、級別、榮譽和地位。德之不厚，則必致傾覆，豈可不慎哉？只有時刻牢記宗旨，實心實意地在心裡裝著人民群眾，才能立身端正、信念堅定、盡己所能、盡己之責，清清白白地甩開膀子去實幹；只有清廉、無私、忘我，自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實、做好、做優。

（7）“實幹”是快快樂樂地干，不是別彆扭扭地干實幹，是要付出的，是要出力流汗的，是要應對挑戰、打硬仗、擔風險的，因而實幹需要有吃苦歷險的心理準備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支撐。然而，實幹又是快樂的。快樂是一種心境、一種能力。實幹的快樂是創造的快樂，是成就事業、成就自我、實現人生價值的快樂，因而是沒有掛礙的快樂。快樂的實幹是真正的實幹，因為在快樂的心境中，人的潛能和智慧都能得到最大的發揮，並創造出最佳的效率和效果。

快樂的實幹是一種能力，不僅因為人有惰性，而且在於人很難平衡其心。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時常會抱怨自己懷才不遇、大材小用，認為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出類拔萃，可惜沒有施展的平台；認為自己是匹千里馬，可惜沒有識馬的伯樂；認為自己成績大、貢獻多，可惜沒有得到應有的激勵……心態一失衡，情緒一“拋錨”，“實幹”就可能變成“虛干”了。快樂還是一種環境，實幹特別需要這種令人心情舒暢的環境。在一些單位和部門，雖說大多數人在幹事，但總有一部分人不干事或者裝模作樣假幹事，還有一部分人在“看事”。不干事、假幹事的人往往無所事事，以致無事生非，生出許多麻煩事；“看事”的人一見有事便興風作浪藉機整事，弄得幹事的人焦頭爛額、精疲力盡幹不成事，或者無可奈何乾脆躺倒也不干事。磕碰、折騰、內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實幹之大忌。

將文化項目打造成傳世藝術品（見2013-07-31 《江西晨報》記者 姜旭東）

王東林是個健談的人，與他交談片刻，就能想象出他在講台上侃侃而談、旁徵博引的樣子，難怪會有學生說：“王東林教授是那種初看有些特別，細看很不一般，一開口就魅力四射的人。你只要遇見他或者認識他，就怎麼都忘不了他。”不像有些善言的人那般張揚而咄咄逼人，王東林在談話時會習慣性地壓低聲調，語速也非常平緩，顯得溫和而冷靜。不過在談到自己經手的那些文化產業項目時，王東林的話語中就充滿了熱情。“把項目做成課題，把課題做成作品”，這是王東林一直堅持的一個理念，而王東林的身份也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變得愈發複雜起來，他是老師，是學者，是策劃人，也是藝術家。

是現實主義者，也是完美主義者王東林有時候是一個“精明”的現實主義者，他眼光獨到，往往能發掘出可用的文化資源，做出準確定位，提出切合實際的策劃方案，吉州窯博物館就是一例，這個方案的原型是吉安縣博物館的建設方案，王東林在研討會上提出改變定位，建設吉州窯博物館，“對於吉安縣來說，當然需要一個博物館來介紹縣史縣情，但是對於整個江西甚至整個中國來說，一個縣級博物館實在是微不足道，與其這樣，為什麼不利用當地的國家級文保單位吉州窯來做一個專館？這才是不可替代的。”而到了項目的實施階段，王東林又會變身為一個不顧一切追求完美的完美主義者，吉安市廬陵民俗園的大型陶瓷壁畫“雙百圖”（百工圖與百戲圖）是鎮園之寶，是往來遊客必看的景點，這正是王東林近乎自虐的“吹毛求疵”的成果，在陶瓷壁畫繪製方法的選擇上，王東林與他的研究團隊排除了會褪色的釉上彩、顏色清淡的青花釉下彩、發色不夠完美的高溫釉下彩，他們在十五個月里經過了近30次小樣試驗，燒壞了無數瓷板，最終琢磨出能夠完美表現內容的窯變技術。

是大學教授，也是項目實踐者“把項目做成課題”，是王東林一直秉承的理念。作為一名大學教授，王東林對於講台有難解的情結，最早進行文化產業項目的策劃，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教學。“過去，我們對於企業文化以及文化產業的教學，更多的是以書本為主，僅有這個是不夠的，文化產業是實踐性的學科，作為文化產業方面的大學老師，要建立自己的案例，不應該在文化事業中缺位。就這樣，王東林開始把做項目和教學結合起來，他把自己做過的項目帶回到課堂，作為生動的實踐案例，同時還儘可能地讓學生參與到各種項目的策劃中來。王東林的研究生為了做吉州窯博物館的策劃方案，曾經五次深入永和鎮進行社會史方面的調查，搜集到各種珍貴的歷史資料。在王東林看來，身處大學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學校里有從事各種專業教學的老師、碩士生、博士生，我們可以把他們連結在一起，像思考一個課題那樣經營一個項目，這是一般的文化企業比不了的。”

是考據家，也是藝術家“把課題做成作品”，是王東林另一句口頭禪，在進行文化產業項目的策劃時，他既有文人學者作風，對任何細節都詳細考證，又有藝術家的激情與奇思妙想，把文化產業項目當做傳世的藝術品來打造。歷史研究者特有的理性思維讓王東林如同考據家一樣對項目策劃中的任何一個細節提出嚴苛要求，王東林的嚴謹，體現在每個項目策劃誕生之前的文本調查上：“在做設計之前，有兩個文本必須要搞懂，第一是環境文本，第二就是文化文本和歷史文本。”廬陵民俗園中的“雙百圖”展現了118項傳統手藝和遊戲民俗，涉及230個人物，在設計過程中，王東林與他的創作團隊查閱了大量民俗資料，並轉化為藝術形象；由於大多沒有照片依據，只能憑創作者的閱歷和文化組的描述構圖，他們反覆修改，逐漸接近或復原傳統面貌。而在理性的另一面，王東林展現的是藝術家一般對美的追求以及大膽創新的思路。在給九江市博物館做的歷史文化陳列方案中，他打破了博物館以圖片、實物為主的陳列方案，用詩一般的語言介紹了九江的歷史沿革與考古發現，流動華美的文字串起了展覽的各個部分，使其成為一個整體，“整個方案的寫作過程就是一個文學創作的過程。”

是歷史學者，也是創意推手在做過這麼多項目策劃之後，回溯自己從事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研究的歷程，王東林說很難找到一個清晰的起點，在他看來，這種轉變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畢業於江西師範學院（1983年改為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王東林在區域文化研究上著力頗多，他對客家學的研究貢獻很大。《論贛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搖籃地位》一文，使贛南得到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客家搖籃”一說至今已被廣泛認同。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泛客家論”、“新客”、“老客”等，都已成為該領域約定俗成的術語。著名歷史學教授姚公騫先生在閱讀過他的文章后曾對人說，王東林是他的學生中真正具備“史識”的一個，是可以有所建樹的。正因為在區域文化研究上獨樹一幟，王東林常常被政府部門、文化單位或是企業邀請參加各種文化項目的論證與策劃，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發現了地域文化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天然聯繫，“發展文化產業，就要思考如何發掘當地的文化資源並且加以利用。”王東林介紹，江西師大的前身台灣中正大學有一個傳統，非常有意思，即：“既貴專精，又貴宏通”。專，其實不難，選一個地方挖井，挖上幾年總會成功；“通”，尤其是“宏通”則很難，這意味著你必須廣泛涉獵各門學科，掌握多方面知識，並且能夠將各學科知識匯通思考，按照一定邏輯搭建新的構想；而創意往往就是在“宏通”中激蕩出來的。對於王東林來說，著書立說，把思想寫在紙上很重要；創意創造，把思想寫在地上，為社會、為時代作出實踐性貢獻同樣重要。

計有論著十餘部，論文數十篇，各類評論雜說百餘篇，影視作品十餘部；兩度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多次獲華東地區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圖書一等獎。作為民主黨派成員，2007獲民盟中央“全國優秀盟員”稱號，省統戰系統“興贛杯”二等獎，多次獲政協系統優秀提案獎。2012年被評為江西省優秀社科普及專家，2013年入選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專家。

文化創意與文化服務成果：曾擔任南昌紅谷灘“諧趣園”設計、南昌市城市規劃展示館設計、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新展設計（局部）、江西省（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北京新聞發布會展覽文案設計等；多次出任省內外重大文化建設項目的評審工作；2009年承擔“輝煌60年——江西省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大型成就展”總撰稿。2011年完成省交通廳電視片《碧水弦歌——崛起的江西水運》專題片撰稿；2012年應省文化廳和鷹潭市政府邀請擔任“道教文化巡展”策展人，完成陳展大綱設計；同年完成九江市博物館新館陳展大綱創作，入選全國博物館十大精品；2011年至2013年完成吉安市“廬陵民俗園與民俗博物館”設計製作並交付使用，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2012年至2013年完成吉安縣政府《中國吉州窯博物館陳展大綱及基礎課題》。2012年8月至1013年，承擔並完成《滕王閣主閣內部文化定位與裝飾改造方案設計》等。他2002年提出的《關於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博物館”的構想》，被認為是最有魅力的文化創意，先後在《江西日報》《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人民政協報》《中國經營報》《齊齊哈爾日報》等全國數十家媒體長文報道，並以江西“一號議案”提交全國人大，構想內容已寫入省市旅遊、文化和城市發展等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