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滌生

出身於仕宦家庭，幼時受新文化影響，具有強烈反封建傳統意識，有人以前輩官多為榮，他卻譏之為“不過是一些滿州奴才而已”。他曾帶領本村學生，將村廟裡的神像拉倒。高小畢業后，到牟平、煙台、濟南求學。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因領導鬧學潮，一度遭當局搜捕。1937年底濟南淪陷后，奉命到博山成立魯東工委，任工委宣傳委員。壽光縣牛頭鎮武裝起義后，任八路軍魯東遊擊第八支隊政治部主任。曾任中共濟南市委委員。1939年4月，被選為蘇魯戰區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執委會主任。次年7月，被選為山東省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山東省委青委主任，後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青委書記。1945年任山東省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代表中國青年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的國際青年聯合會。1941年9月任中共魯南區三地委書記。1947年3月，奉中共華東局指示，來煙台參加籌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中共華東分局青委書記。 1950年，任青年團山東省委書記。1952年轉入工業部門工作，歷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工業部副部長、山東省城市建設部市政工程局副局長、局長，建築工程部非金屬礦局局長，國家建築材料工業部副部長等職。1969年7月，受迫害蒙冤去世。1979年平反。

楊滌生少時就很聰慧，一些古文和古體詩詞看過幾遍就能背誦下來，但他卻對科舉文章沒有興趣，相反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思想卻興趣頗濃。他的舅父是清末拔貢，能詩善文，曾經將自己寫的一些得意的舊體詩文送給他誦讀，楊滌生略一過目就丟在一邊，說：“我可不看這筆流水賬。”

萊山區南塂村，過去叫午台南塂，村裡的楊姓是清代著名的科舉官宦世家,從順治十六年（1659）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238年間，整個家族曾經出過六位進士、十八位舉人，取得貢生、庠生以上功名的接近二百人。受此影響，人們傳統觀念普遍較重，一度被稱為“封建堡壘”。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也出過一些衝破堡壘的革命者，萊山區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楊滌生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

1932年，14歲的楊滌生在本村的南塂完小讀書期間，中共地下黨員王鈞顯到學校任教，經常給學生們講一些革命道理。楊滌生受其影響，懂得了一些馬列主義進步思想，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進一步堅定了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信念。在這期間，楊滌生做了一件被當地父老視為洪水猛獸的事情，那就是率領學生將族人尊奉的村西回龍庵中的神像拉倒，以示對封建勢力的痛恨。當時，族中長輩雖然對他的舉動不滿，併當面對他進行了斥責，但私下裡對他的大膽做法卻十分驚奇，並深感後生可畏。

高小畢業后，楊滌生繼續到牟平、煙台、濟南求學。他一邊學習、一邊尋求真理，嚮往革命，千方百計地學習馬列主義知識，終於在 1936年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因在學校帶領學生鬧學潮，遭韓復榘政府搜捕，短時間回家鄉隱居。

1937年7月濟南淪陷后，楊滌生赴魯南參加中共山東省委工作，任中共濟南市委委員。不久，奉命到博山成立中共魯東工委。壽光縣牛頭鎮武裝起義后，楊滌生擔任八路軍魯東遊擊隊第八支隊（即著名的八支隊）政治部主任，帶領游擊隊打日寇、打土匪，建立敵後根據地，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當時縣城附近駐紮一股土匪，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八支隊決定端掉這個據點。經過偵察，發現這股土匪本是華北的偽軍，送日軍到山東后被收編一部分，剩餘的有 68人，自稱“韓營”。他們武器裝備精良，單靠小分隊難以制伏他們。於是楊滌生和八支隊領導帶領主力部隊將其包圍，四周村莊的群眾聽說八支隊幫助群眾清除匪禍，紛紛趕來圍觀助戰，滿坡遍野喊聲四起。這伙土匪見勢不妙，只反撲了一陣，便挑出白旗投降。

傍晚時分，八支隊將他們帶到三合庄準備改編。到三合庄后，偽軍們見八支隊人數雖多，但裝備低劣衣著雜亂，便對改編一事支支吾吾。楊滌生等八支隊領導識破偽軍伺機逃跑反抗的企圖，要求部隊提高警惕，加強戒備，隨時制止他們逃跑。同時，連夜召開會議制訂解除偽軍武裝的行動方案。

次日上午，在村廟前布置了“歡迎會”，主席台上懸掛著“歡迎韓營兄弟加入八支隊”的橫幅，台下“韓營”排成兩列橫隊；每隊後面是八支隊從特務隊及各中隊中挑選的身強力壯的戰士，每人對準“韓營”的一個士兵，待機而動；在其後是八支隊的其他中隊，廟宇內及四周都布置了崗哨，準備好應付意外情況的措施。

會議開始，楊滌生主持會議並首先講話，當他發出“歡迎司令講話”的行動暗號時，站在“韓營”后列的60多個戰士迅猛地向前撲去，一個扭住一個，展開了搏鬥。剎那間，場地上槍擊、扭打、喝令、求饒聲響成一片。僅幾分鐘，便結束戰鬥，除“韓營”頭目隻身逃跑外，其餘 67名全部就擒，共繳獲長短槍70餘支及一些子彈。

1939年4月楊滌生被選為蘇魯青年救國會支委會主任。1940年7月被選為山東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之後擔任山東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代表中國青年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的國際青年聯合會。后歷任中共山東省委青年部部長、魯南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青委書記、華東局青委書記。1947年3月，奉華東局指示，來煙台試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9月，楊滌生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楊滌生歷任青年團中央委員、山東省團工委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工業部副部長、國務院城市建設部局長。

1967年，49歲的楊滌生擔任國家建築材料工業部副部長。他的卓越才幹和嚴於律己、不計個人名利的優秀品質以及平易近人的可敬可親形象，深深地影響著身邊的每一位同志。

楊滌生同志在生活上廉潔自律，當了副部長以後，住房、辦公室、用車等等，一切和原來當局長時一樣。超出政策和制度規定的待遇，他絲毫不佔，就是政策和制度規定內的待遇，他也盡量不受。他的宿舍距機關約有二公里遠，卻從不坐專車。根據規定，副部長不配專車但上下班可派汽車接送。他卻對秘書說：咱倆早上走路上班，可以起到鍛煉身體的作用；下班步行回家，可以消除一天坐辦公室的疲勞。他分工主管基本建設工作，經常加班，有時開會到晚上十點以後，仍然堅持步行回家。他的艱苦樸素的作風，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讚賞和信賴。

楊滌生同志在工作上注重研究、不知疲倦，為新中國建材工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擔任建材部副部長后系統地研究過建材工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報刊發表文章，從理論上作過系統的闡述。

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家正在大西南全力以赴籌建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一段時間內建築材料供應不足很突出，特別是水泥，成了制約整個基地建設的重要因素。為此，1965年12月楊滌生親自到西南三線的渡口市，督導為攀枝花鋼鐵基地配套建設的渡口水泥廠工程建設。他深入工地，與幹部、職工座談，了解情況，解決存在的問題。他多次對職工說：“三線”建設是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大家一定要齊心協力高速完成。

搞建設，建築材料是先行官，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以充沛的精力和特有的魄力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短短的十多天時間裡，細緻研究問題，大膽決策，“快刀斬亂麻”地把所有的主要問題都作了妥善解決。由於楊滌生同志指導思想對頭，部署得當，一座年產15萬噸的中型水泥廠在一年之內建成投產，開創了我國水泥工業建設史上的新記錄。

“文化大革命”中楊滌生遭受“四人幫”的不公正迫害，於1969年7月30日含冤逝世，終年五十一歲。

1979年4月11日，由谷牧副總理主持，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楊滌生同志的追悼會。悼詞高度讚揚了楊滌生革命、光輝的一生，說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黨的事業。刻苦鑽研業務，經常深入廠礦基層，認真調查研究，埋頭苦幹，為發展我國建築材料和非金屬礦工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