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主義

西方社會科學界中從人文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持批判態度的各種左派激進觀點的統稱。它不同於從社會哲學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和其他各種“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代表人物有C.W.米爾斯、A.W.古爾德納等人。

50年代，在西方社會學中，一方面T.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巨型理論廣泛流行，但由於它忽視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個人以及小群體之間的互動，無法用它進行微觀社會研究，因而缺乏經驗資料的驗證，成為一種高度抽象的“廣涵理論”。另一方面，以P.F.拉扎斯菲爾德和S.A.斯托福等人為代表的科學主義佔據著人際關係和市場研究及其他經驗研究領域，使社會學研究專註於經驗資料，而無相關的理論指導，成為“抽象的經驗主義”。這兩種主要傾向造成結構與互動、秩序與衝突、理論與實踐的割裂，致使社會學在研究個人生活和社會歷史時脫離了作為行動主體和社會主體的人及其文化。文化批判主義正是針對美國社會學中的上述表現提出了自己對社會學改革的見解。

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1959)中，對帕森斯的“廣涵理論”以及“抽象的經驗主義”中的自然主義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自然主義方法論的盛行導致當代社會學失掉“想像力”，主張應在社會學研究中確立“文化的主線”方式，因為人們是用文化主線的方式表達最強烈信念的，若依靠其他方式，就會把社會學的主旨丟失，把問題混淆。在米爾斯看來，社會學想像力正在成為當代文化生活的主線，成為文化生活最顯著的特徵。社會學想像力是指一種理解歷史和個人經歷以及在社會中兩者關係的能力。社會科學都要涉及個人經歷和歷史以及這兩者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相互交叉和聯結，這 3個因素是與對人的恰當研究相一致的，這也是古典社會學一直沿襲下來的傳統。針對結構功能分析的共時態研究社會方法，米爾斯強調歷史是社會研究中的骨骼，否則就無法對當代問題包括人的本質闡述清楚；針對科學主義的社會學方法，他堅持對社會的研究還應包括關於人的心理研究，這種心理研究須以社會學為背景，並恪守與歷史的相關性。米爾斯刻意突出社會學研究應在歷史學的脈絡中以個體心理學為基礎，突出文化的主線用以糾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學中的自然主義觀點的迷誤。米爾斯在對權力精英、白領階層等問題的研究中，具體地表達了他的上述立場。

古爾德納在<西方社會學面臨的危機>(1970)一書中，通過對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批判，分析、揭露作為當代美國社會學基礎的各種偏見和假設，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學正在面臨著深刻的理論危機，表現為功能主義在社會學中統治地位的衰落，無力尋找出一種可供替代的新的理論模式。古爾德納認為，自然主義方法論所津津樂道的“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僅僅是一種理念，現實的情況卻是社會學事業的每一步發展均需要依賴資產階級國家的財政撥款，學院派社會學（如帕森斯理論）的任何自命不凡的超然獨立都是一種虛假的意識。古爾德納呼籲社會學應有反省的態度，用研究其他課題的同樣方法分析自身，以便揭示自身中存在的一切偏見、虛妄。在《意識形態和技術的辯證法》（1976）一書中，古爾德納詳細分析了當代美國社會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係，指出自然主義社會學自認為可以掙脫意識形態的困擾，恰恰是社會學缺乏反省意識的表現。他主張在分析美國社會學和美國社會時要增強反省性，要更多地自我認識。只有這樣才可以克服社會學和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正如社會學必須是反省的一樣，社會也必須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