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平

原十一軍政治隊隊長

李一平,(1904(甲辰年)—1991),國務院參事、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又名李玉衡。一九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雲南大姚縣。一九一九年在昆明省立一中求學。一九二二年起,先後在上海南洋中學、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川、滇、黔補習班、江蘇省立一中就讀。一九二四年秋考入南京大學文科。

李一平先生一生多次投身於革命事業。受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深刻影響,他寫的紀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曾被《新青年》雜誌轉載。一九二五年,他參與領導南京市的“五卅運動”。一九二六年參與了廣東革命政府關於出師北伐的策劃工作。在昆明,他還資助過李國柱、趙祚傳等烈士的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他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社會科科長、十一軍政治隊隊長。

人物簡介


李一平[愛國民主人士]
李一平[愛國民主人士]
隨著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的日益加劇,他痛感自己無回天之力,於一九三零年稱病,脫離了國民黨軍政界。在廬山創辦了“郊廬精舍”學堂,實踐教育救國的志願。“九·一八”事變后,他逐步認識到僅靠“知識”和“教育”救國,是不夠的,只有喚起民眾,團結抗日,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才是挽救 中國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在“郊廬精舍”一方面組織學生讀書學習,掌握科學文化知識,一方面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教育引導學生走抗日救國的道路,不少學生就從這裡走上了抗戰前線。
一九三八年,他離開廬山回到家鄉雲南大姚縣,創辦了大姚一中。該校是在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的滇西第一所高質量的完全中學,在楚雄地區乃至全省界都有較大影響。在大姚期間,他四處奔走,宣傳、動員、組織民工參加修築公路、滇緬鐵路,對支援抗戰和儘快改變西南邊陲的閉塞落後狀況,促進邊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付出了心血。
一九四二年,日寇由緬甸入滇,滇西淪陷。他應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龍雲先生之邀,赴昆明共商局勢及抗日謀略。此後即以雲南省第二屆省參議會副議長的身份,多次赴重慶與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同志聯繫,由此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並積極投身於抗日民主愛國運動。
抗戰八年,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以弱勝強,終於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壯舉中,深切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一真理。他幫助著名滇軍將領張沖先生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圍,輾轉北平,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在省參議會任職期間,雲南的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他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私交,應付了來自重慶國民政府的種種壓力。同時,儘力為民主黨派等籌措經費,資助愛國民主活動,為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而奔走。
舊政協移居南京后,他作為龍雲先生的代表,長住南京,與董必武等同志定期會晤,交換情報,策劃軍隊起義和倒蔣事宜,繼續為國共和談奔走。和談破裂,代表團撤回延安后,他代表龍雲先生來往於寧、滬、港等地,幾經周折,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繼續協助龍雲先生策劃滇軍起義和雲南起義工作。在雲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依照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的名單,營救了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一九四九年夏,他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請示雲南起義事宜,並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共商起義的具體部署,為雲南滇軍起義和雲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雲南起義后,他奉黨中央的指示,陪伴龍雲先生從香港回到北京。在港期間,他積極支持進步文化事業,《文匯報》最困難之際,曾代表龍雲贈款數萬元支持《文匯報》,使之得以繼續出版發行。
一九五○年,李一平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雲南省政府委員,並以教育界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全體會議。會後,受周總理之託,再次赴港從事統戰工作。后因朝鮮戰爭爆發,局勢發生變化,即返回北京。同年冬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參事。一九五三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併當選為歷屆常務理事。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他曾擔任參事學習組的召集人,積極組織參事學習、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作為無黨派人士,他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李一平先生擁護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古稀之年,不顧年高體弱,堅持外出搞調查研究,對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以及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提出了有益的意見和建議。他擁護“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殷切盼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並為此作了不少工作。他曾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關於修建享譽海內外的文化名人陵園的意見,並親自奔走落實,為保護國家文物做出了貢獻。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五時,李一平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八十七歲。
國務院參事室在《李一平同志生平》中盛讚了李一平先生崇高道德風範和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的電訊中說:“李一平先生幾十年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是黨的摯友和諍友。他一生研究儒學、佛學,講求做人之道,深受愛戴和敬重。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參事上書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李一平、廖華、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鈞、胡公冕、舒宗鎏、萬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張知行、范朴齋、陳修和、張志和、安若定、左宗綸、章友江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檯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
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係,國務院也開始著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