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英

中國現代建築師、建築教育家柳士英先生（1893-1973），又名飛雄，籍貫江蘇省蘇州市，生於1893年農曆10月26日。先生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母以繅絲為生。

先生童年就讀於地方善堂附設小學，光緒三十三年（1907）離母懷到南京，考入公費的江南陸軍學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先生由南京返回故鄉隨兄伯英（同盟會會員 烈士）參加蘇州光復活動，組織革命新軍，擔任北伐先遣營營長，領兵參加會攻南京之役。

二次革命失敗后，隨兄逃亡日本，改名飛雄，於1914年考在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預科一年後升入本科。1919年“五四”運動前先生以滿腔愛國熱情積極響應，參加留日學生回國請願代表團，主辦《敘國日報》，參加罷課一年。

1920年先生畢業回國到上海，初在日人所設的“東亞公司”、“罔野建築師事務所”任技師，1922年脫離“罔野建築師事務所”，與留日同學、摯友劉敦楨、王克生、朱士圭諸先生創辦“華海建機事務所”

（一說“華海公司建築部），為我國建築師早期在滬創辦的設計事務所之一。先生任設計部主任。第一個設計工程為我國早期的現代工業杭州武林造紙廠，（會杭州華豐造紙廠）廠房及全部建築設計（1922年），其後設計工程布及上海、蘇州、南京、蕪湖等地。

在開辦設計事務所的同時，1923年先生又回到故鄉參加了著名的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創辦建築科，先生擔任科主任、教授，並邀請劉敦楨、朱士圭先生共同辦學，開創我國現代建築教育之先河。

1928年蘇州建市，先生被委任蘇州市市政工程籌備處總工程師，並首任蘇州市工務局長，在職期間，主持蘇州城市建設與規劃，制定三橫三豎六大幹道和外圍循環線，整理拓寬舊城街道；修復城內三橫四縱河道系統。開闢金門、平門；修築城市中心通往火車站、通往虎丘風景區交通大道，為蘇州市現代城市建設奠定基礎。 1930年蘇州撤市后，先生重返上海，重理“華海建築事務所”設計業務，並受聘執教於上海大夏大學、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任土木科主任教員。在此期間他仍繼續半工半教，在教學的同時，還創作了上海中華學藝社、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中華堂、大夏大學校舍新村、上海王伯群往宅等建築設計作品。1931年出席東亞學術協會會議。

1934年，先生受聘由上海前往內地湖南大學，任湖南大學土木系教授，並先後兼任長沙楚怡工業學校、長沙高等工業學校、長沙公輸學校教授，長沙迪新土木建築公司總建築師，湖南克強學院建築系主任、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任湖南大學土木系主任，創辦建築學專業。應當時國家建設急需人才，又創辦建築專科和土木專科。1952年受命籌建中南土木建築學院，任籌委會主委，一年後任中南土木建築學院院長。1958年後，先後任湖南工學院院長，湖南大學副校長，高教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等職。1962年擔任導師，為新中國培養建築學研究生最早的導師之一。曾編有《西洋建築史》、《五柱規範》、《建築營造學》、《建築製圖規範》等教材。

在建築教學中，他始終與生產實踐相結合，不斷創作提高，先後設計建造了長沙電燈公司、長沙醫院、湖南大學校園規劃和大禮堂、圖書館、工程館，主持武漢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理工大學）校園規劃及建築設計。其設計作品清新雅朴，融匯中西，具有鮮明個性及其獨特風格。

先生早期紮根內地，默默耕耘，勤奮開拓，教書育人，無私奉獻，在旅湘四十餘年中，為中南內地培養大量土木建築人才，發展內地建設，享有崇高聲望。他以畢生精力致力於開創和發展我國的建築教育和建築設計事業，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成為我國第一代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

新中國成立后，先生於195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曾任民革中央委員和湖南省委員，並歷任湖南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1年籌建湖南省土木建築學會，首任理事長。

1973年7月15日，先生病逝於湖南長沙湖南大學，終年80歲。

柳士英

中國建築學教育先行者湖南大學建築學科創建人

柳士英（漢，1893.11-1973.7，蘇州人）建築學家，建築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1920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1922年在上海與劉敦楨等組建“華海建築師事務所”。1923年在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創辦建築科，為我國近代建築教育之開端。1953年籌建飲譽海內外的中南土木建築學院。

柳士英沉靜篤厚，不趨名利；作品清新雅朴，融匯中西。

柳士英1920 年畢業回國到了上海，正值工業資本擴張。在日華紗廠做了一年建廠施工員，後轉東亞公司，嗣後轉日本岡野建築師事務所，任設計師。1922 年，柳士英毅然脫離岡野，與留日同學、摯友劉敦禎、王克生、朱上圭一道，創設了“華海建築師事務所”。所址設於上海九江路與江西路口，獨立自營設計業務。從時間上看,“華海”比目前認為的國人最早的事務所“庄俊建築師事務所”，要早兩年，應為最早。

但“華海”未有壯大發展，一是由於外國洋行打樣間傾軋壓制；二是當時民族資本不敵外資，國人事務所少而無影響力，業務難覓；三是無上層政治背景，無財閥後盾。經過幾年支撐．終因社會所迫，不得不停業中斷。

1930 年，柳士英回上海重理“華海”業務，以圖重振。

除了“華海”設計項目外，柳士英還作了不少規劃及設計。1928 年，當時蘇州設市，柳士英被委任為蘇州市政工程籌備處總工程師，1929 年又任蘇州工務局長，主持城市規劃和營建。他整理舊有街道及河道系統，規劃三道交通循環線。但這些改造措施影響了私人房地產得失，觸犯了地方權貴惡勢力的既得利益，阻力橫生，進展遲緩，最終僅完成十分之一二。

1923 年，“華海”業務受挫，難以施展，柳士英回到家鄉蘇州，利用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為基地，創立建築科。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築科的創辦真正揭開了我國近代正統建築教育的歷史。

柳士英自任建築科主任，教授建築營造、建築設計、建築史等主幹課程。相邀劉敦楨、朱士圭協助創辦，並來此執教。建築科教學體制參承日本，偏重工程技術掌握及運用，以培養全面懂得建築設計及施工的人材為目標。學制三年。開設建築意匠（即建築設計）、中西營造法、建築歷史、結構設計、測量、美術等。從專業課程設置上可窺見柳士英強調學以致用的觀念。至1927 年，畢業了兩屆學生。

1927 年建築科併入南京東南大學，嗣改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又改中央大學，就此成為中大建築系之前身。這亦是我國大學建築系之首創。正因如此，蘇州建築科值得書上一筆。

1934 年，由劉敦楨力薦，當時湖南大學土木系主任唐藝菁親赴上海相邀，柳士英來湘，任教於湖大土木系。從此致力於湖南，傳播建築教育，未曾離走。

柳士英是較早紮根內地傳播建築教育，從事設計實踐的建築師。1934年他設計的長沙電燈公司廠房及配套設施，為湖南最早的現代工業建築之一。此外在長沙還設計了湘鄂贛粵四省物品展覽會館、商務印書館、長沙上海銀行、長沙醫院、李文玉金號等建築。擔任過長沙迪新土木建築公司建築師。

1934 年，柳士英在湖大創設了建築組，開創了湖南現代建築教育。抗戰前後又兼任長沙高等工業學校教授，輔佐省立克強學院開設建築系，兼任系主任、教授。解放后被任命為湖大土木系主任。1951 年舉辦“建築專科班”和“土木專科班”，快速輸送人材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事業上。1952 年主持完成了有湖南大學土木系和華南工學院建築系參加的武漢華中工學院建校總體規劃和多項學校建築設計。

1953 年院系調整，國務院決定合併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南昌大學、廣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華南工學院所屬土木系和鐵道建築專業，成立中南土木建築學院，柳士英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10月16 日，中南土木建築學院正式成立，柳士英任院長，設有營造建築、道路建築等系。《中南土建》雜誌及《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學報》陸續發刊。短短几年，學院師資、科研、基建成績斐然，成為國家土建人材的重要培養基地。1958 年學院更名湖南工學院，柳士英任院長。1959 年又改湖南大學，柳士英任副校長。

柳士英注重自身修養，認為建築有社會性，要求設計者清廉完善，這是從事設計的第一步。他推崇朱熹在嶽麓書院的教訓：“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詠，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習學建築，亦可循學問、思、辨之序，把直接經驗加以系統化，如是方能革新學術，磨礪品行。

他在教學中尤為強調兩方面：須精通歷史本原及發展。

第一，“無源之水，不能廣矣”，認為是否了解歷史實為內行與外行之重大區別。他對中西學術淵源理解頗深，加之本身存養省察，故能熟諳運用。第二，須熟悉技術構造處理，這是取得深厚廣博造詣之必要條件。對重要的結構處理，他常親自計算出圖，如湖大禮堂舞台結構就是他完成出圖的。他時常滿堂講透一個節點大樣，並且認為“三分匠，七分主”，不求一錘定音，注意在施工中觀察修改。

柳士英寬厚雅朴，不求聞達。工作一絲不苟，防杜敷衍，染濡師生。對組織無有煩勞奢求，年歲漸高，仍伏案精繪，孜孜不怠。教學過程中，他編著有建築設計、建築構造、建築歷史、結構等課程教材講義，如《西洋建築史》、《五柱規範》、《建築營造學》。1959 年發表“建築美”一文。1962 年開始培養建築學研究生，為我國培養建築研究生為數

不多的最早的導師之一。同年擔任原建工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

柳士英在湘40 年，在湖大及中南土木建築學院等院校傳播建築教育的同時，亦留下不少作品。原湖大校址多設於嶽麓書院原址。1926年劉敦楨設計了湖大第二院。1933～1935 年間，蔡澤奉設計的圖書館及科學館相繼落成。1934 年柳士英對湖大校區進行了多處修葺、擴建和規劃，對教學區、風景名勝、宿舍、實習工廠統籌安排，使“山靈雖奇，得人文而顯”，始尊定了湖大校園之良好雛形。1938～1945 年間，湖大多次遭受日軍狂轟濫炸，圖書館及許多校舍被焚毀。柳士英不屈強暴，撤至湘西辰溪龍頭建分校，因陋就簡，修建了大量校舍。1946 年復原遷還長沙本校，面對殘垣斷壁，柳士英組織拆遷修復、重建校園，設計建造了不少校舍，完成了科學館改建加層，使歐式鎖心石門及檐壁線腳與中式裝飾及屋頂揉合，取得中西合璧的效果。是年又設計並招商承建新圖書館，對民族形式進行了有益嘗試，體量頓隙有致，橫側高低仰借疊伏，處理較成熟，而無明顯折衷印跡。1948 年柳士英設計的工程館是具濃郁“機器美學”色彩的作品，以水平窗帶之圓轉隱喻機械皮帶輪的上下傳動，形象簡潔實朴，既有學府味又迴避了當時一般教學建築呆板和抑鬱之陋端，屬上乘之作。1951 年柳士英設計了湖大禮堂，當時湖大校長李達未經教育部批准即拍板上馬。20 世紀50 年代伊始，蘇聯影響還未擴大，但已出現了“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前奏，大禮堂自然採用大屋頂形式，正面曲脊飛檐，交織錯疊，側面壁比扶搖壯觀。值得注意的是檐下斗栱處理不恪守法則，似從檐下反掛而下，形成奇特裝飾效果。教育部領導視察后大加讚揚，收回了對先斬後奏而發的責難，建議推廣。從他20 世紀50 年代中期的許多作品中，至今依稀可見從“民族形式”到“反浪費”運動的偏擺痕迹。

柳士英留日求學間，正值各路早期現代思潮湧入日本之際，折衷主義“洋風”、新藝術運動、分離派、表現派等紛至沓來，他接受了早期現代思想，主張合理的功能布局、協調的形體、嚴謹的比例尺度，從中窺悉到這些熏染。

對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固有形式”及“國粹主義”，他為之惻動，始終沒有走完全照搬宮殿型固有形式的套路，是一個較具風骨，有主見的建築師，他竭力推舉現代思想，早期作品講求結構邏輯，主張建築應通過純潔手法反映現實，以適應鋼筋水泥材料特點，隨著設計閱歷加深，他的“自然主義”傾向愈加明顯，清新雅朴的風格日臻成熟，雖然“功能至上，以真為美”的思想至深，但他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功能主義者，其獨特之處在於其作品中多殘留有“新藝術運動”之遺風，喜好斟酌裝飾與細節，躑躅其間，尋得慰藉，取得巧妙的平衡。

柳士英對改良派的“中西合用，觀其會通”主張持贊同意見，但對“中體西用”不以為然，認為不必強分主次尊卑，而應平等視之，態度開明，並作了一些頗有創意的探索。雖然最終亦未跳出“折衷”囿框，但可貴的是他能靈活處理，融會貫通，決不恪守古典法式則例，不牽強附贅，即使20 世紀50 年代的“民族形式”作品，仍似清荷一枝，獨具風範。

其晚期設計中有不少值得借鑒之處，可用“細膩、變通、涵忍”加以既括：

細膩

細膩情寓細節之中，沒有細節就沒有建築，缺乏細節的建築是沒有靈魂的，細部是建築的濃縮。柳士英認為現代建築的裝飾在形式上與傳統建築不同，更需要在加工和材料使用方面格外審慎。細節、小尺度的部件處理能夠彌補建築視覺上的脫節和貧拮，尤擅如下處理。

曲線

他常把曲線揉進建築，承前啟後、上下過渡，無論由直轉曲作“收頭”，還是半圓轉柱、弧形體、屋脊曲線，甚至線腳變化都能別賦情趣，各臻其妙。

收頭

他有一設計準則：凡事應有交待。線、面、體之過渡搭接要交待清晰。建築亦有“起、承、抑、合、停”節奏變化，要總覽斟酌。其收頭處理體現在多方面：豎向段落常承沿“三段式”經典，靈活運用材料線腳變化來顯示頂部收頭處理；橫向展延到一定時或停或轉，如湖大工程館西端以孤形體加折線體為收頭，東端躍落一展作收頭。細部收頭處理更必不可缺。圓是最常用收頭方式，戲稱之曰“靈魂出殼”。收頭要水至渠成，不可有矯揉之嫌。

光影

運用陽光是最經濟實惠的裝飾手段，他常把大片連續牆體作輕微波折形處理，以承接陽光，使形影相得益彰，迤邐波動。

入口

他認為追求形體奇異繁縟不應以犧牲入口形象、地位為代價，在建築入口處下足功夫，決不會枉費，往往可立竿見影。

這些似乎“小題大做”的觀點手法，在當今也許會受至微辭和貶鄙，但現在草率無力度或渲染失真的設計不乏其數，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其實，許多傳統的構圖原則、處理技巧作為基本的判斷準則和構成手段仍然有效，決不應一俱推翻。再者，我們現在接受的大凡是徹頭徹尾的現代主義教育（譬如大學一年級皆以“構成”系列展開教學），卻未加明晰其來龍去脈，把學院派視如瘟疫；而後現代派一開始就只是提供了一種姿態，許多人趨之若鶩，結果學步邯鄲。

變通

變而求通，通達則融，融而生新。柳士英不拘泥盲從法式，敢於跳出法度之外，其建築有浪漫詼諧的一面，許多地方即使以摩登眼光審視，仍覺新奇：圓柱、半圓柱、退疊的豎線腳、弧線、曲拱狀踏步，依稀有“後現代”氣息。柳士英本人決無先知什麼“後現代”，但“變通”是設計之大法，適當變形、誇張是極其自然的，正所謂盈滿而溢，瓜熟蒂落。

涵忍

柳士英有樸素的建築觀，學術上不壯語驚人，設計不鋒芒畢露，而重洗鍊凝重，有涵忍的胸襟和修養。如原湖大女生宿舍，外觀雖實朴無畢，但進門正牆僅作一圓窗，一枝梅花探進，清雋高逸。

回顧柳士英一生，“華海”、“蘇工建築科”、“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幾多初創，足當在中國建築發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然而，他卻未獲得應有的榮譽和知名度，甚至至今仍被疏漏於中國近代建築史的研究中，究其原因：首先，華海及蘇工建築科存在時間不長，許多事已鮮為人知；第二，他早年來湘，紮根內地傳播教育，遠離上海等大城市，而這時正是大多國人建築師在大城市廣留作品的鼎盛時期。加之他本人對名利薄視，生性淡泊。其辛懇一生，更加值得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