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

“貴族”是具有豐富人文內涵的一種特指，最早的貴族起源於歐洲，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統，貴族不僅意味著一種地位和頭銜，也意味著社會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一種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的東西。貴族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貴族精神的第一個特點是騎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並延及孺弱。

貴族精神的第二個特點是強烈的主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里莎修女出身富裕家庭，曾任修道院院長，而她赤腳走進印度社會的底層，一生都在奮力拯救那些在貧窮和苦難中掙扎的平民。貴族精神中的社會責任主要元素其實就是平民意識，“俯身而下”，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懷。

儲安平在其《英國採風錄》中記述了他對英國貴族和貴族社會的觀察，他說：“凡是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們都看不起金錢……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用當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話來說：貴族精神的實質是榮譽。

貴族精神跟物質條件，有的時候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就像當年張愛玲所說的，舊上海公寓里的那個電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領帶打得整整齊齊，才肯出來給顧客開電梯，這也體現了一種貴族風度。還比如許紀霖教授所說的，有一個下崗的三輪車夫，靠自己蹬三輪車的微薄收入，養活了幾十個孤兒，一個一個送他們去上學，我們也可以說，這個人具有一定的貴族精神。所以說，貴族精神說離我們遠也遠，說離我們近也很近，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精神貴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貴族”的含義外，還有“出身高貴的”、“高尚的”、“偉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輝煌的”等含義，“貴族精神”則包括高貴的氣質、寬厚的愛心、悲憫的情懷、清潔的精神、承擔的勇氣；以及堅韌的生命力、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嬌、不乞、不憐；始終恪守“美德和榮譽高於一切”的原則。

“貴族精神”並不必然為“貴族”所壟斷，我等平民只要不斷努力學習堅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狀態，同樣是具有“貴族精神”的貴族，我們所要強調的是“精神的貴族化”。然而，如今國內對於貴族的理解是：擁有高檔住宅、豪車、美女如雲、消費歐洲奢侈品、子女入學“貴族學校”和出國留學等等，崇尚這樣的貴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貴族生活。不是表現在人對精神和審美的追求，而是體現在揮金如土綾絡綢緞花天酒地的金錢主義形式上。貴族化中的“貴”，就是華麗、氣派、顯赫、奢侈等形式。傳媒傳遞給我們一種錯覺就是這種和真正的貴族文化毫不沾邊的虛榮和幼稚的形式氛圍。這種貴族文化實際是一種膚淺、粗糙的文化氛圍，這將源於幼稚而止於成熟，源於虛榮而將止於務實。

貴族這一無論是在稱謂還是實質性的確認，都必須是與其品德、學識、行為相符合的。否則，即使其權傾天下，富可敵國，亦不能進入貴族的行列中。貴族的真正意義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為上的擁有。貴族精神的高貴之處，那就是乾淨地活著，優雅地活著，有尊嚴地活著。他不會為了一些眼前的現實利益，去背信棄義，去不擇手段。基於這樣一種意義上來講，精神的貴族和所謂富有之人應該是沒有關係的。精神的貴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貴族。因為這種貴族精神不是用錢可以買來的。

貴族最重要一個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這是尼采道破的。這個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紀最後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預感到20世紀這貴族將會死亡，也就是貴族精神將會滅亡，他很天才，預見到這個，所以他當時就高舉貴族主義的旗幟，所以他在《善惡之彼岸》這本書和《道德系譜學》都寫得非常好，他對貴族進行定義，那麼定義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對人的一種自由意志，對人的個人的尊嚴的一種充分的肯定，尼采他這點有一點是有道理的，他認為上層人跟下層人，他的道德準則跟精神準則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標準和精神標準是不同的。他鼓吹說，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謂貴族要向下等人開戰的，他是貴族主義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說的這條自尊的精神，這是對的，貴族很講究自尊，我們知道貴族有一個最基本的行為模式，就是決鬥，普希金、萊蒙托夫，這些貴族偉大的詩人，他們就是決鬥而死，那麼這個決鬥的行為語言，說明什麼理念呢，就是說有一種東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這就是我個人的尊嚴，這就是自尊。所以這點是貴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強調自尊，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強調個人的尊嚴，但是貴族他知道，我們是生活在社會裡面的，人與人是相關的，既尊重我們自己，還要尊重別人，所以我們跟別人的關係當中要講規則，講原則，要講遊戲規則，這是貴族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凡是貴族，他的精神裡面一定是低調的，這個低調是什麼？就是自尊，自立之外，還要有個自明，貴族雖然擁有財富，擁有土地，有錢，但是他自明，因為他有比較高的學養跟修養，知道世界有多大，歷史有多長，我們自己的位置，個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麼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調。

中國一直存在貴族及具有貴族精神的人，那就是君子。

君子的形態又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周代，君子是等級制意義上的，與歐洲的貴族相當。周代與歐洲10到15世紀之間的治理模式是相同的，即封建。分散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的首領是貴族，也即君子。周代君子與歐洲貴族都是武士，崇尚榮譽。

孔子時代，封建制解體，原來的君子群體也敗壞了，社會趨向平民化。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會中重建君子群體。孔門弟子絕大多數是平民，孔子希望將其養成君子。《論語》就是君子養成教本，而孔子創立的儒學，從根本上說就是君子養成之學。

孔子所締造的這個新興君子群體不再是等級制意義上的，而是德行意義上的。君子原來出身高貴，現在則是平民中的卓越者。

宋明以來，這種君子精神繼續下移，形成明清時代基層社會的“紳士”。晚清，君子精神伴隨著現代工商業發展，又生髮出“紳商”。

秦漢以來社會治理之主體與文明之支柱：儒家養成之士君子群體。這個群體每代都有傑出者，如《史記·儒林列傳》所記秦漢之際反抗專制的儒生，漢晉時代持家極嚴、面對皇權也保持尊嚴的士族；宋代社會之自由氣氛，也是由儒家士人創造和維繫的。到現代，儒家精神同樣養成一批批仁人志士，推動中國社會之現代轉 型。

是的，中國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君子傳統，在短暫的中斷後，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君子傳統又開始復甦。這些新興君子包括關心公共事務的企業家、社會活動人士等。正是這個群體創造和維持了市場秩序、社會之自我治理與民間文化的空前繁榮。如果人們期望中國社會進一步轉型，那麼君子群體的重生就是前提。沒有一個分佈在社會各層面、各角落的君子群體，就沒有社會自我治理，不可能有平穩的制度轉型和理性的政治。

君子合群，但不結黨營私（君子群而不黨）；君子能與不同意見的人和諧相處，不強求別人與己同調，就如和諧樂章乃五音譜就，獨調不成樂（君子和而不 同）；君子有三個金標準，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可見君子不僅僅是德行意義上的，還有知識和實務方面的要求。簡單說，就是有愛心、有專業知識、勤 勉肯乾的專業人士，這是孔子心目中的精英形象，這樣的人，必將有益於社會：“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人都說好、誰也不得罪的，孔子斥之為“鄉願，德之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