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經濟學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人們不斷深入地認識生產力運動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經濟學正是適應這一需要在中國誕生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對社會生產力的構成因素和發展動力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索。60年代初期，為了總結中國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一批學者呼籲研究社會生產力自身的運動規律，並有一系列討論社會生產力內在矛盾和特殊規律的文章問世。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亂，研究活動中斷。70年代後期，生產力經濟學的研究得到恢復和發展，並終於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需要的基礎上創立了這門新興學科。

生產力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產力的構成因素、組合方式、存在形式和發展規律的理論經濟學，但又具有鮮明的實踐性。作為理論經濟學，它同政治經濟學有共同之處。例如，它們的基本特徵都是運用科學的抽象，分析研究經濟過程的一般規律性，共同構成其他經濟學科的理論基礎。但是，二者又有顯著的區別，主要是：在生產方式這個統一體中，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係為對象，聯繫著生產力研究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規律，而生產力經濟學則以生產力為對象，聯繫著生產關係研究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規律。作為具有鮮明實踐性的經濟學科，生產力經濟學同技術經濟學、規模經濟學、生產布局學等應用經濟學科既有聯繫，也有區別。聯繫在於，它要從各門應用經濟學科中吸取理論營養，探索合理組織社會生產的途徑；區別在於，它只為各門應用經濟學科提供一般的理論、方法和原則，而不提供只適合某一應用經濟學科的特殊理論、方法和原則，更不代替它們進行專門性的探討和論證。

生產力經濟學也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物質本身的規律性，而生產力經濟學則以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為研究對象。

生產力的構成因素

作為社會生產力的細胞形態，生產力因素是研究生產力經濟學的邏輯起點。生產力因素中的實體性因素包括三項：①勞動者；②勞動手段；③勞動對象。生產力因素中還有滲透性因素，亦稱附著性或媒介性因素。其特點是沒有實物形態，只能附著在實體性因素上，滲透在這些因素之中，或聯結在這些因素之間，通過改善這些因素的質或它們之間的聯繫來發揮作用。這類因素是在生產力發展程度較高的階段才產生和獨立出來的，包括四項：①科學，②技術，③生產信息，④現代教育。生產力因素中的運行性因素，指廣義的和現代的生產管理。

生產力因素的組合方式

社會生產力是特定的生產力因素在特定的組合方式下形成的有機總體，是一個多因素、多層次、多側面的巨大系統。社會生產力系統有四種基本的組合方式：①質態組合方式，亦稱屬性組合方式。指生產力諸因素構成生產力系統時在物質屬性上互相適應的聯繫狀態。作為單個因素之間的適應，這是一種技術性聯繫，即生產力諸因素(諸環節)之間互相提供生產條件、互相進行實物補償的“投入產出鏈”。作為諸因素總體的適應，這是一種經濟性聯繫，即社會生產力系統各大領域之間按社會必要勞動量相互進行價值補償的“投入產出鏈”。兩種聯繫是統一的。②量態組合方式，亦稱數量組合方式。指生產力諸因素構成生產力系統時客觀要求的數量配比。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生產力諸因素或諸環節為形成某種具體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另一種是生產力諸因素為在某一經濟實體內形成有效的生產力所需要的聚集程度，即規模。兩種表現形式之間有內在的聯繫，前者是相對量，從分解的角度考察因素之間的數量關係；後者是絕對量，從綜合的角度考察諸因素的聚集規模。③時間組合方式。指生產力諸因素進入或退出生產力系統運行過程在客觀上要求的先後順序，以及它們在運行中所持續的時間長短。這是每個生產力因素為其他因素髮揮作用提供條件，為整個生產力系統發揮總體功能提供條件所需要的一種時間安排。現實中至少存在三種基本的時間組合：勞動者因素與生產資料因素的時間組合，勞動手段與勞動對象的時間組合，基礎設施與製造設施的時間組合。④空間組合方式。指生產力諸因素構成生產力系統時在地域上的分佈和聯繫狀態。空間組合的意義在於：有利於解決某種產品的生產對某種生產條件的依賴，即“指向性”問題；有利於解決兩個以上地區的生產力因素之間互相補償的關係以及運輸手段與信息手段對地理距離和運行時間的影響，即“經濟互補性”和“時空收縮度”問題；有利於解決某種起主導作用的生產對其他生產的連鎖關係，即“乘數效應”問題；有利於解決在哪一地區配置（或停止）哪種生產最合算，即“比較利益”問題。

生產力經濟學還研究上述組合方式的制約因素和整體效益問題。

生產力系統的外部條件

社會生產力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總是在同外部環境不斷地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中運行和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系統的外部條件包括三大部分：①自然條件。②生產關係方面的經濟條件。③非經濟的社會條件，包括人口狀況、上層建築等。

生產力經濟學正處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時期，它的理論體系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在一些基本理論方面存在著不同觀點，如在構成因素上，至今仍有“二因素論”、“三因素論”、“多因素論”的分歧；在組合方式上，有“系統論”與“非系統論”的分歧；在生產力規律上，除了有是否屬於經濟規律、有無生產力基本規律、其內容是什麼的分歧以外，在有哪些生產力規律，如何表述，這些規律是否構成一個體系，它們同生產關係規律、上層建築規律、生產方式規律、自然規律是什麼關係等方面，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此外，也有人認為生產力經濟學不是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

改革以來，農業和農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農業經濟效益還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地方，生產力要素配置不合理，結構不協調，不能不算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一，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大部分勞力仍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其二，隨著市場經濟的崛起和現代家庭農業的出現，廣大農民急需的是信息、技術和各種服務，而我們許多管理者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忙於催收催種、“兩上交”等事務工作，很難承當起現代管理的職責。其三，經營手段和經營對象極不協調。一是少加工，因而也就很少增值和不能增值。二是缺倉儲，特別是不能貯鮮貨，因而也就不能根據市場進行合理調劑。其四，隨著現代農業的拓展，生物工程、遺傳工程等現代科學技術正逐步向農業的各個領域滲透，但由於市場開放，農村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多半又離土離鄉，因而使得整個農村生產者隊伍的生產力素質與現代農業要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突出。因此，從生產力經濟學角度，研究和探討農村如何適應“兩個轉變”的要求，提高整個農村生產力水平及經濟效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在生產力諸要素之間的聯繫上

，提高屬性組合能力

屬性組合是生產力各要素之間進行物質能量轉移和能量傳遞的特殊方式，又是生產力各要素之間互相提供生產條件、互相進行實物補償的“投入產出鏈”，並形成相互適應的結構形式。根據現階段農村的實際，要全面提高整個農村的經濟水平與效益，必須優化四方面的結構：一是產業結構，大力興辦農副產品加工業，促進產品轉化增值，資本積累。二是技術結構，強化各種人才培養，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需求。三是產品結構，產品最終必須為消費者所用，才能成為商品，因此即使是農副產品，也必須適時調整，不斷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從而創造最佳效益。四是勞動力結構，根據農村實際，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整個農村勞動力釋放出最大的潛能。

在生產力諸要素之間的結合上

，提高數量組合能力

規模經濟是提高市場佔有率的有效手段，“維維”、“大地”的崛起，無不在於他們重視了生產要素數量組合從而形成了規模經濟。所謂數量組合，即生產力諸要素在構成生產力時的數量配比。就農村經濟發展來說，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配比的合理化，只有使生產力諸要素的數量配比合理，才能取得最好的經濟效益。二是生產的規模化，無論何種生產，只有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實行分工，達到專業化，從而促使生產成本的降低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在一定的限度內，規模越大，分工越細，經濟效益就越高。

在生產力諸要素之間的組合上

，提高時間組合能力

在農村經濟發展中，之所以特彆強調時序問題，主要是農副產品受季節變化的制約。當然，隨著科學種田水平的提高和“白色革命”浪潮的到來，不少地方大搞間套種和“反季節”蔬菜生產，也不失為提高經濟效益的一種措施，然而，即使如此也同樣存在一個什麼時間生產、什麼時間上市效益最佳的問題。所以，要駕馭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必須有高度的時序觀念，只有堅持科學的、合理的時序，適時組織各種經濟活動，並使其進入退出運行過程能符合最優經濟時間的要求，才能最大地提高經濟效益。

在生產力諸要素之間的統籌

，提高總體組合能力

農村經濟工作管理者的一個重要職責，就在於要對全部生產力要素進行通盤籌劃，以求“1+1>2”。農村是一個大的系統，由於鄉與鄉，村與村，人與人之間都是各自獨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又都是實行自負盈虧，獨立核算，所以在市場活動中必然要展開競爭。這種競爭，就其本質來講，可以極大地激發系統的活力。但是，內部競爭的開展，又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系統內部摩擦和能量消耗。因此，作為系統的管理者，必須要審時度勢，一方面要用協同的方法來解決內部競爭中的消極因素，盡量克服因此而產生的內耗；另一方面，又要用競爭來激發活力，克服因協同而發生的惰性。在協同指導下開展內部競爭，又在競爭的基礎上實行系統協同，從而獲得系統的整體功能。特別是在新形勢下，農村已同過去自給經濟大不相同，生產力諸要素的合理流動已十分普遍，涉及到信息、信貸、技術、儲藏、運輸、推銷、供應、知識等各個方面，因此，切實提高科學管理水平，以求總體組合的完善，實乃為農村經濟工作領導者一項繁重而緊迫的任務。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人們不斷深入地認識生產力運動的客觀規律。

生產力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由中國經濟學家于光遠於1961年首次提出。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亂，研究活動中斷。70年代後期，生產力經濟學的研究得到恢復和發展，並終於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需要的基礎上創立了這門新興學科。

薛永應：中國生產力經濟學奠基人

薛永應，1936年生於貴州金沙縣，后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研究生畢業后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選中，后被評聘為研究員。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和中國生產力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著有《社會主義經濟利益概論》（系中國第一部把經濟利益作為政治經濟學範疇來研究的專著）、《社會主義與物質利益》、《生產力經濟學大綱》、《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戰略大思路》、《生產力經濟論》等多部奠基性專著，創建了生產力經濟學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學術界給予“南薛北熊”（熊映梧也是在生產力經濟學上頗有建樹的經濟學家）的美譽。代表作論文《生產力系統論》和《論技術結構》，分獲中國最高經濟學獎――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入選1991年在美國出版的《國際名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