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化

漢文，完全以漢字書寫。漢字經過3000年的演變，至今發展成通用簡化漢字。漢族的語言通稱漢語，屬漢藏語系漢語族，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豐富的語言之一。

漢語屬漢藏語系，按學術界較常見的劃分方法，可分官話、粵語、吳語、閩語、湘語、贛語、客家話七大方言（有許多不同的劃分方法，參見漢語方言）。

對漢語標準語的規定，漢族所在的不同地區各有不同，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定為標準官話（以官話區的北京話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語言，其稱謂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別稱為普通話、國語、華語），香港定為標準粵語（廣州話）。中文的書寫表達方式分別有繁體中文（或稱正體中文）和簡體中文。

中國法律規定，現代漢語普通話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漢文起源於遠古，現行的方塊字是從4000多年以前的殷商甲骨文和商周金文演變而來。

漢語普通話有4個聲調：55（陰平聲）、35（陽平聲）、214（上聲）、51（去聲）。南方江淮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粵語等方言區聲調可達5~9個，保留入聲，部分地區上聲，去聲分陰陽。研究漢語語音系統的科學，是“漢語音韻學”，建立於公元5世紀，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

漢語的辭彙特點，一是單音成義，即一字一音表達一個意思，構成了一個語素（詞素），獨立使用。二是語素的構詞能力極強，有包含原意的合成詞構成，有不包含原意的聯綿詞構成。三是注重詞中的字序，字序不同，表達的意思也不同。成語代表了華夏文明的語言集粹。

漢族的語法特點，第一是詞序固定，一般按“主語——謂語——賓語”的詞序構成句子。在現代漢語典型句型中，定語一般置於它所修飾的名詞前面，狀語一般置於它所修飾的動詞前面。第二是虛詞的應用，在漢語語法中佔有重要地位。第三是漢語在習慣上的表達與理解，常常不受近代以來從西方引進的語法理論中形態成份的約束，而受“意合法”原則制約。所謂“意合法”，就是語意合乎邏輯的法則。

中國哲學自始就關注人，它的主要成就毋寧在學以成人上。人文的早熟與發達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周易》中即有“人文”這個概念，它的內涵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即用各種文明成果來內化、熏陶、造就人，使之達於各社會發展階段應有的高度。並強調“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不僅是少數士君子所具備的品德，也是通過教化使全社會具備的品德。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它的全部注目點皆在學以成人。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基礎，立功立言是它的自然推出、延展。孔子一生都在教人成就此理想人格，他的目標是“內聖外王”“崇德廣業”，即內以成就德性，外以建立功業。孔子自己“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教導弟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他擔憂弟子“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並告誡弟子“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弟子概括孔門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弟子學有所長，著名者如“四科十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皆學以成人的佼佼者。此後孟子、荀子等大儒遵循孔子的基本路向做了適合各自時代條件的發展。經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洗禮，至宋明學以成人達到了歷史上的最強音。宋明理學吸收佛家在宇宙論、心性論上的成果，創建了一整套學以成人的理論。它的天道論除了探討萬物本身的性質和法則，更為人性論建立了形上學的基礎：“天德之大德曰生”是人的善性、人的仁愛之心的天道根據，“天命之謂性”；而人性論又是修養論和治國論的根據：“率性之謂道”。理學大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即學以成人的集中表述。中國歷代哲人是這一理想的踐行者、示範者。中國哲學中的學以成人，不僅是成就一種技藝，更多的是成就全面發展的人格，《莊子》庖丁解牛所謂“由技進道”。中國學術是合真善美為一的。真給予人的是事物的規律、法則，而通過比類、連通、體證、象徵等思維方法，規律、法則變成了道德原理，真同時具有善的功能。善所帶來的崇高感、充實感、慰藉感同時具有美的品格，這就是境界的超越和人格的升華，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國哲學真善美合一，哲學中包含著某種宗教因素。因為沒有基督教那樣的一神教，中國哲學對於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不是靠信仰而是靠理性，不是靠皈依而是靠自立，所以格外重視學以成人。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論語》、《孟子》、《荀子》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貴君輕”，提倡統治者實行“仁政”，在對人性的論述上，他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惡，也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表現。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縣）。據史記所說，他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創人物，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也被稱為“聖人”。

孔子周遊列國，先後到了衛、陳、蔡、楚、宋等國，宣揚其政治抱負，但皆不得要領。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心灰意冷，遂返回魯國，是為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歲。自此以後，他潛心講學和著書，在此其間與弟子重新編訂了《五經》和撰寫《春秋》，為的是要記載春秋時代所發生的大事，闡發儒家的價值觀。其一生主要貢獻在於，奠定了教育的基礎，他在政治上採取保守主義，主張恢復西周禮樂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導“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這些開明的啟髮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對於思想領域的開創性見解間接的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這一文化鼎盛現象的形成。

五年後，孔子去世，終年七十三歲。及后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話語，去蕪存菁地摘錄下來，編成《論語》，是孔子的“言行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是儒家學說的必讀經典。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魯國鄒(今山東鄒城)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孫子思的再傳弟子，也是孔子以後的儒家大師。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後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並且遊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跟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到了晚年，孟子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寫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以及盡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兩篇，因此全書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論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趙國郇邑（今山西安澤）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戰國後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關於荀子的記載很少，而且頗有出入。荀子是繼孔子、孟子以後最大的儒學的。他的思想記載於《荀子》一書中，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荀子曾經遊歷燕、齊、楚、秦趙多國，後任蘭陵令（今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家居蘭陵至死。

在蘭陵時荀子開始教書與寫書，有名的韓非和李斯就是他這時候的學生，他也在這段時間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雖是儒家之繼承人，但他並沒有盲目地將儒家學說全盤接收。反之，荀子將儒家學說融會貫通、加以發揮，提出了“性本惡”等影響後世深遠的學說。

代表人物：老子、莊子、慎到、楊朱。作品：《道德經》、《莊子》、《黃帝四經》等。

道家

道家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戰國后，因不容於世，后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藉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觀∶老莊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張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老道家追求大一統，主張因俗簡禮、寬刑簡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兩者都主張無為而治。

人生觀∶黃老道家主張因循萬物，身國同治，老莊派主張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慾”、“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代表人物：

據一般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太清宮鎮）人，生卒年不詳，一說生於公元前604年，謚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學主無為之說，以自隱無名為務。有很多學者認為老子是戰國時代的人，但是比較多人認為老子是春秋時代的人。

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經》一書上下五千言，書中廣論道的形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也提出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對於存活於其中的人類而言，其應學習的就是處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眾多的政治、社會與人生哲學觀點出來，主張“無為而治”。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國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於約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據《史記》所記載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莊子早年曾在蒙作過漆園吏，后一直隱居。他生活貧困，但淡泊名利，楚王聞其賢德，曾派使者贈以千金並請他作宰相，被他拒絕。遂終身不復仕，隱居於抱犢山中。

莊子學識淵博，交遊很廣，著有《莊子》一書，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獨到見解，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列子，名寇，又名禦寇（又稱“圄寇”“國寇”），是戰國前期的道家人物，鄭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與鄭繆公同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列子》一書，在先秦曾有人研習過，劉向所整理之《列子》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數，西漢時仍盛行，西晉遭永嘉之亂，渡江后始殘缺。其後經由張湛搜羅整理加以補全。

《列子》又名《沖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列禦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詳，大體是春秋戰國時代。該書按章節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寓道於事。

老子的弟子，與卜商子夏同時，而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現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認為是漢以後的偽書，但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所以確證是先秦學說思想無疑是中華文明正源。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繫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隋書·經籍志》列出的法家經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書》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韓非子》二十卷、、《新書》三卷、《正論》六卷、《法論》十卷、《政論》五卷、《阮子正論》、《世要論》十二卷、《陳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難論》五卷。

曆法是一種推算年、月、日的時間長度和它們之間的關係，制定時間的序列的方法。中國漢族從古到今使用過的曆法，就有一百多種。漢代以後各曆法規則基本沿襲漢代制定的漢歷（太初曆）。漢歷是一種陰陽曆，是把太陽、月亮的運行周期調和在一起，實現了陰陽合一的曆法。

縱觀中國古代曆法，所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大致來說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節氣、安置閏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計算等。當然，這些內容是隨著天文學的發展逐步充實到曆法中去的，而且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大致又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古歷時期：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採用的曆法；漢歷發展期：從漢太初元年以後，明代末年為止，這期間修制訂曆法者有約一百家，均有文載於二十四史的《歷志》或《律曆志》中。諸家曆法雖多有改革，但其原則卻沒有大的改變。漢歷完善期：明代末年至今。明末崇禎年間由徐光啟、湯若望等人利用漢歷規則，引進了歐洲天文學知識、計算方法和度量單位，編製完成《崇禎曆書》，於清初取名《時憲書》，並開始實施的這套曆法。辛亥革命之後，於西曆1912年孫中山先生宣布採用格里高歷（即公曆，又稱陽曆），漢歷被稱為舊曆、夏曆、陰曆，到文革時期被錯誤的稱為農曆。漢歷，是中國與西曆（公曆）并行的曆法。是漢文化對世界的曆法文化的一大貢獻。

風水在中國歷史悠久，古稱堪輿，是人們對居住或者埋葬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以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主要關乎宮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選址、座向、建設、布置等。主辦方表示，很多人將風水與迷信聯繫起來，其實，風水是一門發現自然、利用自然的科目。

在古代，漢族對於風水學是十分重視的。像婚喪嫁娶、易居開業都要迎請易學風水大師來進行卜卦預測，提前破災消難。用現代人的話去理解，就是風水好的地方，人們居於此處，能助人事興旺、發財，可令後代富貴、顯達。在古代符合風水寶地標準：後有靠山、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風水告訴人們要能順應自然規律，要優化自然環境。

住在風水好的居所，人的身體健康和心情舒暢，工作起來就有勁；居住在常年見不到陽光的房間，生活質量不高、心情不舒暢，工作也會受影響。

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於1550年最早提出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是中國的三大發明，並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在此之後，簡·博定重申了同樣的論斷。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各種發明的威力、效能和後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第一種在學術上，第二種在軍事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在中國至遲在20世紀20年代即有在“三大發明”中加上紙擴充為“四大發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這一提法已被廣為認可。

中醫即以漢民族的醫學實踐為主體的傳統醫學。中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理論基礎，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漢方、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導引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

狹義的中醫，指的則是漢醫。1949年之前，漢醫一詞比較普遍。日本的漢方醫學，韓國的“韓醫學”，朝鮮稱的高麗醫學、越南的東醫學都是以中醫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漢族的數學的發展源遠流長。在從事社會勞動生產活動的過程，人民逐漸有了數量的概念和認識了各種簡單的幾何圖形。特別是農業的逐漸發達，需要與之相應的天文曆法，需要知道適於農業、的季節安排，而最簡單的天文學也是脫離不開數學的。土地面積、糧倉的大小、建築材料的長短和方位的測定等等也都需要數學。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劃著一些陶文，有一些顯然是表示數字的符號。

傳說夏禹治水時就用了準繩、規矩，並且用到了勾股測量。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們所使用的記數法已很完備。記數的原則是遵循十進位。從一開始就應用完備的十進位，這一點和巴比侖和古埃及所用的記數方法相比，有著顯著的優越性。西周時期金文中的記數方法和商代完全一致，以後一直沿用下來，直到今天。之後漢族數學開始形成以《九章算術》為中心的體系。《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數學書籍還只有兩種，《隋書·經籍志》已增至十九種，《新唐書·藝文志》更增加到35種。其中以唐代數學家李淳風奉命註釋的“十部算書”最為有名。1606年MatteoRicci和徐光啟合作共同翻譯了古希臘著名的數學著作《幾何原本》前六卷。

除了整數之外，漢族對分數的認識也比較早。同時還掌握了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算。春秋時代的齊桓公就曾把會背誦“九九”乘法歌的人當作貴客請進“招賢館”，雖然這在當時已經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在《管子》、《苟子》等一些古書中也都有“九九”中的個別句子。

漢族早期實際的計算是用算籌來進行的。唐代中葉開始，特別是由於宋代以來經濟的迅速發展，需要對計算工具進行改進。經過長時期的演進，到了元明之際，便完成了由籌算到珠算的轉變。到了明代中葉，珠算已經在全國普遍使用。珠算攜帶方便，和口訣相配合可以作到計算迅速。在世界同類計算工具中，可以說珠算是最好的。由於珠算的流行，籌算幾乎絕跡，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古代數學傳統也逐漸失傳。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土的科舉考試製度和主觀唯心論哲學思想的長期泛濫，認為一切專門學問都是“奇技淫巧”。到明清之際西方數學開始傳人中國的時候，國家的司天台已經很少有入可以掌握曆法的編製工作了。

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至今的農書達370餘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

有關中國百科類的圖書眾多，主要有山海經、夢溪筆談、天工開物、永樂大典等。

《山海經》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地理書。它主要記述古代地理、物產、神話、巫術、宗教等，也包括古史、醫藥、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內容。具體成書年代及作者不詳。

《夢溪筆談》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大約成書於1086年－1093年，收錄了沈括一生的所見所聞和見解。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已有多種外語譯本。

《天工開物》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同時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被歐洲學者稱為“技術的百科全書”。它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工藝技術的成就。書中記述的許多生產技術，一直沿用到近代。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共裝成11095冊。收錄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至先秦，下達明初，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傳。《永樂大典》收錄內容包括經、史、子、集、釋庄、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醫卜、文學等，無所不包。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提高了保存資料的文獻價值。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中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賓士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中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賓士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漢朝時候中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開闢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的情形。

晉代高僧法顯，65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臘繞行南海回國，歷經12年之久。回國后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

唐代名僧玄奘於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時間，經歷了110多個國家，行程5萬餘里。回國后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的述說，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宋代時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一年。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周去非和趙汝適搜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其範圍涉及到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元代時，成吉思汗的遠征使中西交通更為便利。

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半個世紀，明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船員最多時達27000多人。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盛況和見聞。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19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40國（其中親見22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20國的風土人情。最後一次航行製作的《鄭和航海圖》是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500多個地名，在當時的世界上稱得上首屈一指了。

在古代軍事理論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問世。西漢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別是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軍事著作《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

漢族歷史悠久，體育運動自古就有，早在黃帝之時，就以角抵、擊劍、射御、蹴踘、捶丸等體育活動來訓練青年，而唐堯、虞舜、夏、商、周此五代亦以拳術、投壺、劍術、弓矢、擊壤等體育活動來強健國人體魄。至隋唐之時，古代體育進入空前之狀，亦有出新之事，諸如摔跤、拔河、鞦韆，而最為興盛是馬球與足球，且女子亦有參加，此兩者於唐時傳入日本。這些體育活動到明清之際仍有所發展。然而，部分活動經過清末至民初一連串的戰爭與西化運動，至今多已失傳。至於如拔河、鞦韆等活動則歷久不衰，而如角抵則為日本傳於今。武術是燦爛文化中的瑰寶，是傳統的健身項目，幾千年來源遠流長，騎馬、射箭、摔跤、釣魚、龍舟、棋類等體育活動也是流傳廣泛。但同整個中國一樣，漢族的近代體育的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傳入。新中國成立以後，漢族的體育運動基本與全國的體育保持一致的發展態勢。

在古代漢文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而屈原（約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約987～約1053）、蘇軾（1037～1101）、陸遊（1125～1210）、辛棄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與作品，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

散文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歐陽修（1007～1072）、蘇洵（1009～1066）、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蘇軾、蘇轍（1039～1112）時，古文運動大獲全勝，號為“唐宋八大家”。

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長篇巨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齋志異》均素負盛名。還有不少少數民族作家也運用漢語進行創作，產生了許多名家與名著，而《紅樓夢》，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作。

其他在繪畫、書法、工藝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都有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他們獲得了令人讚歎的藝術成就。

在這些藝術的發展中，尤其表現了漢族人民善於學習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長，以發展其藝術，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在一些類書巨著的編纂方面，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清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不僅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也顯示了古代漢族學者與少數民族學者合作與互相學習的精神。

漢族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特色。漢族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文化典籍極其豐富。幾千年間，無論政治、軍事、哲學、經濟、史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眾多的具有深遠影響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至漢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統治漢族思想與文化兩千餘年；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與中國相鄰的國家。在軍事理論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問世。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與數學的成就，一向為世人所矚目，如張衡、祖沖之等已被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名人。在文學方面，詩歌、散文的創作，佔有顯著地位，湧現了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如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均享有盛名。在繪畫、書法、工藝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也湧現出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漢族人民善於學習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長，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藝術風格。

漢字書法——漢族獨創的表現藝術，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書法，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傳統藝術。中國漢字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開始以圖畫記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演變成了當今的文字，又因祖先發明了用毛筆書寫，便產生了書法，古往今來，均以毛筆書寫漢字為主，至於其他書寫形式，如硬筆、指書等，其書寫規律與毛筆書寫規律相比，並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基於索本求源（指甲骨文之後），這裡重點介紹毛筆書寫漢字的規律。只要我們對書法有了“狹義”的理解，那麼對領會“廣義的書法”也會大有裨益。

漢族傳統繪畫形式是用毛筆蘸水、墨、彩作畫於絹或紙上，這種畫種被稱為“中國畫”，簡稱“國畫”。許多少數民族也擅長國畫，而且不乏名家。

元、明、清三朝，漢族音樂以戲曲音樂為主。元代戲曲稱為“元曲”，有雜劇與散曲之分。元曲音樂，來源於唐宋詞曲、大麴、諸宮調中名曲及北方民間流行樂曲。其中，單個樂曲稱小令，若干同一宮調七聲音階北曲的單體樂曲依一定的邏輯連成組曲，前有引子，後有尾聲，稱為套數。南方戲曲獨稱為“南戲”，戲曲由五聲音階的南曲構成。元代中期以後，雜劇戲曲南移，南北戲曲合流，形成“南北合套”的戲曲套數。

漢族是有音樂傳統的民族，漢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創造。秦以前，漢族先民已創造了樂器和樂曲，發明了樂律。漢唐盛世，漢族音樂以歌舞音樂見長；宋元以後，則以戲曲音樂為主。當今世界公認的音樂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漢族稱三分損益律）、純律及平均律，漢族皆獨立發明，其成果如車條之輻輳，匯入世界音樂理論之軸心。

漢族舞蹈通常與唱歌或器樂結合，稱為歌舞、樂舞。

先秦舞蹈可分為四類：

（一）表現農業生產活動的舞蹈，如《葛天氏之樂》。舞者三人，執牛尾踏舞步而歌，歌舞共八段：第一段歌民之初始，第二段歌燕子，第三段歌草木萌生，第四段歌五穀茁壯，第五段敬天行有常，第六段祈祖先佑福，第七段依靠大地賜予，第八段希望得到最多的禽獸。

（二）各時代頌揚祖先業績的大型樂舞，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韶》、禹《大夏》、周《大武》等。

（三）娛樂的小舞，如《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

（四）娛神的巫舞，如《代舞》和戴面具驅鬼除疫的《儺》舞。

漢代著名的舞蹈：《七盤舞》，以七盤置地而作伎舞，穿插於《百戲》之中演出；《鐸舞》，手執鐸鈴而舞；《公莫舞》，舞者執巾或舞長袖；《髀舞》，用有柄單面鼓作道具的集體舞。還有從巴蜀引進的《巴渝舞》等。

魏晉以後，北方《相和大麴》的樂舞有《羅敷》、《何嘗》、《夏門》、《碣石》、《白鵠》、《為樂》、《王者布大化》、《白頭吟》、《東門》、《西山》、《默默》、《園桃》、《置酒》、《洛陽行》等。南方則有《拂舞》、《前溪舞》、《明君舞》等。

唐代《坐部伎》和《立部伎》都是大型宮廷樂舞，其中最著名的是歌頌唐太宗業績的《破陣樂》。唐代多段的大型歌舞曲稱為《大麴》，如《霓裳羽衣舞》。動作剛健的舞蹈稱《健舞》，如《劍器舞》、《柘枝》、《楊柳枝》等；動作柔宛者稱《軟舞》，如《綠腰》、《團亂旋》、《蘭陵王》、《春鶯囀》等。

宋元以後，舞蹈多被吸收到戲曲中，或邊唱邊舞，或於戲劇中插一段與情節有聯繫的舞蹈。

此外，也還有專門的民間歌舞表演，如《舞旋》、《舞劍》、《舞判》（《跳鍾馗》）、《舞蠻牌》、《撲旗子》、《撲蝴蝶》、《旱龍船》（北方稱《水船》，南方稱《採蓮船》）、《竹馬》、（《跑驢》）、《村田樂》（《秧歌》）、《耍大頭》、《花鼓》、《腰鼓》、《太平鼓》、《小車》、《涼傘舞》、《藤牌舞》等。這些民間舞蹈一直流傳。逢年過節，南北各地漢族仍然按自己不同的音樂和鑼鼓配合，表演這些節目。

除了上列舞蹈外，現代還流行《龍舞》、《獅舞》、《高蹺》、《花燈》、《金錢棒》、《採茶舞》、《春牛舞》、《綢舞》、《茉莉茶舞》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民間舞蹈的基礎上，文藝工作者又改編了《紅綢舞》、《小車舞》、《花鼓舞》、《大頭娃娃舞》、《採茶撲蝶舞》、《荷茶舞》、《勝利腰鼓》等舞蹈節目。

和其他民族不同，漢族的姓氏多為單字。如：王、劉、李、張、陳、楊、趙、黃、吳、周、徐、朱、林、孫、馬、高、胡、鄭、郭、蕭、方、向。在春秋戰國時期，一般平民只有名沒有姓，貴族才能有姓。戰國后，姓氏制度瓦解，姓氏慢慢合而為一。

漢族主食以稻米、小麥為主，輔以蔬菜、肉食和豆製品。稻米的吃法以米飯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湯圓、粽子、年糕等各種不同的食品；小麥則有饅頭、麵條、花捲、包子、餃子、餛飩、油條、春卷、炸糕、煎餅等吃法。漢族講究並善於烹飪，有淮揚菜、魯菜、川菜和粵菜享稱為“四大菜系”，不同地區的漢族以炒、燒、煎、煮、蒸、烤和涼拌等烹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風味。

道教、儒學及其它

漢服是漢族的民族服裝。

先秦時期

素有“衣冠王國”稱譽的中國，服飾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的衣冠服飾制度，大約在夏商時期已見端倪，商朝時期主要是採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黃、白、黑等五種原色。服裝以小袖為主。

到了周代漸趨完善。並被納入禮制範圍，成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貴賤，各有分別。從此，天子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飾更加詳備，等級制度也日益嚴格。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百家爭鳴，出象了“七國異族，諸侯製法，各殊習俗”（《淮南子》）的現象，周代的一套服飾制度，到了戰國末年已名存實亡。

春秋戰國之際，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服飾，名謂“深衣”。是一種上下連屬的服裝，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服裝式樣，深受人們歡迎。它不僅用作常服、禮服，且作祭服。

秦漢時期

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創立了各種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這些制度的釐定，對漢代影響很大，漢代大體上保持了秦代遺制。張騫出使西域，使中華文化傳遍世界各地。

漢孝明帝永平二年，確立了漢代的冠服制度。儘管在形式上與周制有較大區別，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等級差別十分顯著。

漢代服飾的職別等級，主要是通過冠帽及佩綬來體現的。冠制複雜，僅收入《後漢書。輿服志》中的，就有十六種之多。

秦漢時期的男子服裝以袍服為重。西漢早期流行曲裾（即深衣），到了東漢，男子一般不穿深衣，而是穿直裾襜褕。除祭祀朝會外，各種場合都可以穿著。漢代婦女禮服，仍以深衣為尚，也穿袿衣、襦裙、窮袴。

魏晉時期

魏晉時期，大量北方人民因戰亂向南方遷移，加上許多少數民族入居中原，與漢族人民相互錯居，生產技術、文化思想乃至生活習俗包括衣冠服飾在內，漸趨融合。

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群臣皆服漢魏衣冠”。漢末，幅巾逐漸取代禮冠。漢族男子服裝，主要是衫，與秦漢袍服的區別在於袖口寬敞。以大袖寬衫為尚。漢族婦女衣衫以對襟為多，領、袖俱施邊緣，下著長裙，腰用帛帶系扎。履的顏色有一定製度：士卒百工無過綠、青、白；奴婢侍從無過紅、青。

隋唐時期

大業元年，隋煬帝即位，詔擬定服制。社會風氣發生變化，服飾日趨華麗。

唐初車服制度皆因隋舊，至高祖武德四年，正式頒布車輿衣服之令，冠服制度開始確定。男子服飾，主要有襆頭、紗帽、圓領袍衫。開元年間，胡服風盛。女裝出現“半臂”。天寶年間流行著男裝。

五代服飾，基本繼承晚唐遺制，男子以襆頭袍衫為主，婦女仍穿襦裙。男子大多穿靴。

宋代時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博士傅崇義上《三禮圖》，服飾制度始備。北宋年間，契丹服飾為漢族士庶男女相習成風。宋代服飾受程朱理學影響，總的來說比較保守和拘謹。各朝皇帝多次三令五申，多次申飭服飾“傷從簡樸，不得奢僭。”唐代的襆頭到了宋朝演變成為一種帽子。風行裹巾。宋代男子服飾，仍以圓領袍衫為主，並以顏色區分等級。婦女服裝，上衣有“襦、襖、衫、大袖、褙子、半臂、背心”等多種形制，下裳以裙為主。

遼金元時期

金代服飾，參酌宋制逐步建立。元初冠服車輿，皆從舊制。

《元史。輿服制》記載，世祖統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還沒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至英宗時，始定服御。遼代服裝以長袍為主，男女皆然。元代漢族男子公服多戴襆頭，多從漢俗。官服為質孫。婦女仍以襦裙為主，有時左衽。

明代時期

明代廢除了元朝服制，然後根華夏的傳統習俗，上采周漢，下取唐宋，對服飾制度做了新的規定。洪武元年、洪武三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別對冠服制度進行釐定，明代男子服裝恢復唐宋特色，以袍衫為尚，戴烏紗帽、襆頭、網巾、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統帽（瓜皮帽）等。官服用補子。婦女流行假髻，服裝以衫、襖、霞披、褙子、比甲、裙為主，一般用右衽。

清代時期

順治元年，清軍入關，剃髮易服，漢族男子穿上滿族服飾，順治九年，治定《服色肩輿永例》，保留了少量漢族服制中的特點。

漢族婦女在康熙、雍正時期還保留明代款式，時興小袖衣和長裙；乾隆以後，隨著環境的感染，被潛移默化的改變，衣服漸肥漸短，袖口日寬，再加雲肩，花樣翻新無可底止；到晚清時都市婦女已去裙著褲，衣上鑲花邊、滾牙子，一衣之貴大都花在這上面。

民國時期

民國成立初年，仿照西洋諸國服飾，頒布了服飾條例，但不合中國國情，未能實現。二十年代末，民國重頒《服制條例》，主要是針對男女的禮服及公服。而對平時的服飾則不加具體規定。滿式的禮帽、長袍馬袿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服飾。二十年代末，漢族婦女開始仿穿滿族的旗袍，到了三十年代，已經脫離原來形式，演變成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婦女服裝樣式。

現代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山裝成為漢族人的主要服飾，改革開放后，西裝等西方服飾也為漢族人所接受，從2003年開始，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復興的共同理想，世界各地的一些漢族人開始在日常生活中重新穿著民族服飾——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