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化

華夏也稱“夏”、“諸夏”，又稱為“華”或“諸華”。是古代居住於中原地區的漢民族的自稱，以區別四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姜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語言不達。”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守禮義之族人，稱為華人、華族、夏人、夏族，通稱為諸華、諸夏。古籍中將“華”、“夏”作為中原，“夷”與“裔”作為四方。華夏又稱中華、中夏、中土、中國。

華與夏曾相互通用，兩字同義反覆，華即是夏。“中華”又稱“中夏”。如《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裡的“華”亦即“夏”。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與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黃帝和炎帝在中原為爭奪部落聯盟首領而爆發了阪泉之戰，炎帝部落戰敗，併入黃帝部落，炎黃聯盟初具雛形。炎黃集團以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為主體，他們在涿鹿之戰中打敗了九黎族首領蚩尤帶領的東夷集團與苗蠻集團聯軍，將華夏聯盟的勢力擴大至今日的山東境內，並與山東境內的東夷集團的其他部落組成了更龐大的華夏部落聯盟，華夏族源流基本固定。公元前2100～前770年華夏族先後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

公元前221年秦朝結束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群雄割據的局面。漢族於先秦時期自稱華夏，從漢朝開始又逐漸出現了“漢人”這個稱謂。但華夏這個稱謂仍然延續至今。二十世紀之前使用得最多的稱謂是”華夏人“。比如漢朝多以”華夏人“自居，而明朝即以“漢人”自居也以“華夏人”自居，兩個詞為同義詞。總之，漢族和華夏族作為整體族稱是自從漢朝到現在最普遍的。

華夏文化是古代漢民族創造的文化。華夏是中國和漢族的古稱。“華”意為榮，“夏”意為中國之人，即中原之人。華夏文化的名詞之中，“文化”一詞是“人文化成”的意思，所重視是“人文”方面，即使涉及到物質方面，也是把物質化的東西當作文化的載體之一，或者說是文化的體現，純粹自然的物質是談不上“文化”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本身並不是文化，但是，文化卻融入在歷史之中。

“人文”來自哪裡呢？來自對天文、地理、萬物的觀察與感悟而得到的天道、地道的效法。這種效法是不是強調人的因素呢？當然也包括，因為伏羲氏當初就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旁及萬物、近取人身而創造出華夏文化的，但是，在華夏文化中卻把人看作是與天地一體的東西，因此，人無論如何努力，都是力求達到自然而然的境界，在社會理想方面體現為無為無不為的境界，在文學創作上體現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渾然天成”的境界。“人文”主要體現在禮樂政刑之中，尤其是禮樂。所謂“化成”是用什麼去“化”、如何“化”、“化”成什麼。華夏文化主張“以禮樂為主、以政刑為輔”去“化”；通過教育而使人們潛移默化；禮樂政刑表現為“雅”，而不符合禮樂政刑的則屬於“俗”，因此，“人文化成”也就是化俗成雅。

“華夏”一詞（華與夏的合稱）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尚書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即“華夏”本意。

可見，華夏族（漢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華夏有九旗。“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據《周禮》記載，這九種旗幟分別是：“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而在九旗之上有一大旗名為三辰。三辰旗就是日月星辰旗，算是在古代代表華夏文化的頂配國旗。

據先秦文獻的記載與夏、商、周立都的範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游為活動地區；主要分佈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文化，即為漢族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

華夏文化源自大地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華夏族父系Y染色體主體是O3a5及其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和B4。

八千年前華夏文明正式形成，並在地理位置上與傳說中的伏羲文明正好相符。大地灣遺址創下了6個中國之最：中國最早的旱作農作物標本；中國最早的彩陶；中國文字最早的雛形；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中國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國最早的繪畫。伏羲是中國最早的始祖

五、六千年前，華夏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長。於是華夏族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土地的爭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適於農作的肥沃土地。

華夏族的祖先黃帝和炎帝在中原為爭奪部落聯盟首領而爆發了阪泉之戰，炎帝部落戰敗，併入黃帝部落，炎黃聯盟初具雛形。華族從而佔據了中原，開始創造華夏文明。在中原更東的山東一帶，還有許多小部族，被稱為夷族。華人稱夷族為“東夷”，而被趕到南方的三苗為“南蠻”。

後來華族在涿鹿之戰中打敗了東夷集團的九黎族首領蚩尤，把聯盟勢力擴大至今日的山東境內。后又以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為主體，與山東境內的部分東夷部落組成了更龐大的華夏部落聯盟，華夏族源基本固定。公元前2100～前770年黃河中下游黃帝集團的後裔先後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至漢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統治漢族思想與文化兩千餘年；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與中國相鄰的國家。

在軍事理論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問世。

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與數學的成就，一向為世人所矚目，其中如張衡(78～139)、祖沖之(429～500)、一行(俗名張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名人。

在文學方面，詩歌、散文的創作，佔有顯著地位，湧現了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如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均享有盛名。

在繪畫、書法、工藝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都有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他們獲得了令人讚歎的藝術成就。在這些藝術的發展中，尤其表現了漢族人民善於學習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長，以發展其藝術，形成了特有的風格。

西漢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別是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注重史學也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自司馬遷撰《史記》，歷代都有紀傳體史書，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編年體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為代表；其他各種紀事本末體史書及古史、雜史、地方史志、史學理論等官私撰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古代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出於漢族學者的手筆。

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至今的農書達370餘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在古代漢文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而屈原(約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約987～約1053）、蘇軾(1037～1101)、陸遊(1125～1210)、辛棄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與作品，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歐陽修（1007～1072）、蘇洵(1009～1066)、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蘇軾、蘇轍(1039～1112)時，古文運動大獲全勝，號為“唐宋八大家”。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長篇巨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齋志異》均素負盛名。

在一些類書巨著的編纂方面，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清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不僅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也顯示了古代漢族學者與少數民族學者合作與互相學習的精神。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體系形成的儒家學說對漢族產生著常常深刻的影響。

在道德修養方面，華夏文化重視:"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止於至善”、“復歸於朴”。心若有私，便不能與物合一，便不能達到至善，更不可能反樸歸真。《周易·文言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人之初生之時，本無私慾，一派天然純真，此是“先天”狀態；既生之後，進入“後天”狀態，隨著對外物的接觸，名利美色的誘惑常常蒙蔽我們的先天之性，因此，私慾就會出現了。人心本無私，但是，因為肉體的慾望而使人容易產生私心，所以，要回歸自然，就需要自覺地修養，修養的過程也就是存其天理、滅其私慾的過程，也就是心物合一的過程、達到至善的過程、復歸於朴的過程。在器物製造方面，華夏文化也重視把禮樂精神融入進去，而不是只求實用性，尤其重視不過分突出人工的技巧。中藥材一般是直接從自然之中而來，不去進行提煉加工；中國建築強調風水以及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建築材料也是以自然之中的石頭和木頭為主，即使所用的磚瓦是經過人工燒制的，這些磚瓦時間長了也可以再轉化為土；衣料採用獸皮、棉麻、蠶絲之類的東西；文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切無不體現著崇尚自然的精神。

華夏文化的“文”在經典之中，而“化”則把經典與現實聯繫了起來，至於“化”的成果卻瀰漫在與人有關的所有事物之中。“文”是“化”之本，“化”是“文”之用。華夏文化之“文”經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時代而由孔子集大成，《孟子·萬章下》說：“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由此而使華夏之“文”確定下來，成為“天之經、地之義”，“文”也就成了“化”的依據和原則，“化”的方法很多，“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至，因此，華夏文化不再對“化”的範圍加以詳細區分，因為分不勝分。但是，西方“科學”是追求“分析”的，因此，有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比如“喪葬文化”、“飲食文化”、“建築文化”、“廁所文化”等等，幾乎沒有什麼不是“文化”了。

如果按照華夏文化的“文”來看待西方文化，那麼，他們的“文”是什麼呢？因為西方文化的前提預設是“天人相分”，因此，純粹天然的東西只是“物”，只是“客”，所謂“客觀”也就是把這些“物”作為“人”的“客”去努力保持其本來面貌，也就是力求保證其“真”的程度，所以，“客觀”是把“人”於“物”連接起來的橋樑。“人”對“人”與“物”加以分門別類、條分縷析，然後產生了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因此，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人”的認識的產物，都帶有“主觀”的特徵。在“主”、“客”兩分的過程中，“人”成了“主”，而“物”成了“客”，而且在主客之間，沒有華夏文化中“賓至如歸”的觀念，它是“主是主，客是客”，在這裡，“人”是站在“主宰”位置的，所有的“物”都是“為我所用”的，一旦不能為我所用，便要改造或者消滅。我們可以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便是他們的“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科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他們的“文”也不是固定不變的。除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文”之外，還有一項，那就是宗教的經典。在西方的宗教信徒來說，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懷疑的，是超越於人與物之上的，但是，看看西方宗教（基督教）的演化過程，就可以知道，《舊約》的上帝耶和華信仰，到了《新約》之中已變成了“聖子”耶穌信仰，另外還有信仰“聖母”瑪利亞的，雖然說“聖父、聖母、聖子”可以“三位一體”，但是，這種信仰也像“科學”一樣“分門別類”了。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像“科學”一樣，使宗教信仰也要“不斷創新”了。因此，這個宗教性的“文”也只是相對穩定，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信仰也是“為我所用”的。

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宗教信仰的各個方面，都體現著對“人工”的重視，這樣的“文”如何去“化”呢？他們把天人分開，認為天地萬物不是“人”的一部分，而是“人”之外的、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東西，所以，他們格外重視技術發明，因為技術水平越高就獲利越多。他們把神人分開，所以，有了政教分離，在政治上講究政府與公民之間簽訂“契約”，在宗教上講究上帝與信徒之間簽訂“契約”，有了這樣的“契約”才能保證各自的權利。他們說“人性惡”，所以用上帝、耶穌的神聖性來誘導人們去追求“博愛”，因為博愛可以人人獲利；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防止各自的權利受到侵害。然而，他們又順應並鼓勵人們的私慾，在人與人之間講究個人的權利和慾望，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無所不為，因此，顯得非常“自由”而且“平等”，具有一種瞑炫性的誘惑力；他們用人工的智巧來認識、控制天地萬物，以此達到滿足人的私慾的目的，因此，顯得格外發達、強大，具有一種神奇性的誘惑力。這樣，也就難怪人們常常要讚美西方文化了，可是，這種誘惑力的後面是什麼呢？

新石器時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前者是以手制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上具有彩繪和繩紋為特色，稱為彩陶文化；後者以輪制黑陶為特色，稱之為黑陶文化。一個是代表原始農業的母系氏族社會，一個是代表農業、手工業、建築業和冶銅業已有明顯發展和開始的奴隸社會。它們分別出現於公元前5000～前3000年與公元前2900～前2000年。傳說中的黃帝、堯、舜是該階段後期的代表人物，表示已轉入父系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初期國家階段。傳說人物來源不一，反映各氏族部落的融合過程。它代表華夏文化核心區的出現。從公元前21世紀以後、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幾個王朝。它使黃河支流的汾、伊、洛、渭至河濟之間及附近地區不同部落經過接近、交往、鬥爭、融合，形成華夏文化的核心區，並作為凝聚核向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地區與北方的紅山文化地區擴散並逐漸進行整合，最終納入華夏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封建諸侯造成的長期紛爭而留下的六國，統一了諸夏，開創了以後延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由於秦採取了車同軌、書同文、立郡縣和確定度量衡的標準等政策，對華夏文化擴散與華夏文化圈的形成起著關鍵性作用。

從秦把嶺南收入版圖以後，漢民多次大規模地向長江、珠江以及雲貴地區移民，不僅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也帶去了中原的華夏文化。

在北方，由於北面與西北都是乾旱的草原與沙漠，當地居民以游牧為主。其南面的漢族則以農為業。由於人口壓力、氣候變化以及征戰和防守的需要，漢人向北墾殖、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牧馬，往往產生邊境地區的相互鬥爭與掠奪。但是，雙方經濟上的互補產生的往來卻是基本的。由於游牧民族善騎射、機動性強，往往越長城，進入中原。在東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宋代時，游牧民族大量進入邊境與北方，並且建立一些不同地域的政權。元、清兩代，蒙古與滿族還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在這種民族與文化的大融合過程中，給華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賦予新的動力、形成新的整合。此外，與新疆、西藏地區，從漢、唐以後，由於民族遷移、政治與經濟等原因，不僅彼此文化上有密切聯繫，而且使華夏文化有所擴大。

華夏文化的發展與擴大是在漢族與周邊民族不斷交流、融合和整合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它不僅成為中國範圍內的主體文化，而且對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文化有深遠影響，其共同所在地域被稱為儒家文化圈，而且還通過華人的海外移民而帶到世界各地。它的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四大發明，對世界文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儘管春秋戰國時有諸子百家，但是從漢時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儒家思想居於統治地位。它的以“仁”為中心，對個人要求“一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周圍的人，要“孝、悌、忠、信”；對個人、家庭、國家和社會，則要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完整的思想和行為準則成為華夏文化核心，也是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重要差別。

漢語和文字亦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特徵。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中包括的方言有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和粵方言。儘管彼此互通性較差，但文字的統一卻彌補了此缺點，對華夏文化的統一作出了貢獻。漢字的方塊具有特殊的筆畫，而且一字一義、一字一音節、加上聲調不同、同音多字使其文學形式豐富多彩，在書寫上也成為一種藝術。由於華夏文化包括的地域遼闊，各地環境差異較大，戲曲、飲食、建築等都在具有共同特徵基礎上出現各種唱腔與樂器調合的地方戲，酸、甜、咸、辣、風味不同的菜系以及各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在節日上，春節是其文化區內的共同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