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

徠五經博士,學官名。博士源於戰國。秦及漢初,博士的職務主要是掌管圖書,研究古今以備顧問。漢武帝設五經博士,教授弟子,從此博士成為專門傳授儒家經學的學官。漢初,《易》、《書》、《詩》、《禮》、《春秋》每經只有一家,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稱五經博士。到西漢末年,研究五經的學者逐漸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稱五經十四博士。

基本簡介


位於山東鄒城市的孟府——專供五經博士居住
位於山東鄒城市的孟府——專供五經博士居住
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繫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 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 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名字來源


博士,古代學官名,始於戰國。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漢文帝時,始置《書》、《詩》的一經博士,並立諸子傳記博士,有博士七十餘人。景帝時,又置《春秋》博士。此時,博士雖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不僅《書》、《詩》、《春秋》有博士,《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有博士,並且《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兩家。這說明此時儒家在學官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歷史資料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罷傳記博士,又為《易》和《禮》增置博士,與文、景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合為五經博士。漢宣帝時增置博士為十二類:《易》為施、孟、梁丘;《書》為歐陽,大、小夏侯;《詩》為齊、魯、韓;《禮》為後氏;《春秋》為公羊、穀梁。西漢的儒學博士,對經學的建立和發展起廠重要作用。
漢武帝罷黜原有的諸子傳記博士,唯立五經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儒學和政權緊密相連,從而確立了儒學和儒學經典的權威地位,致使儒家以外的諸子學因無進身之路而日益衰微。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官員權利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餘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於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係,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徠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博士秩卑而職尊。於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重要標誌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1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1
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誌。在這以後,經學獨佔了官學。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 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權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面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日《新語》。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面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聯繫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於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 《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製。

歷史意義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採納。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佔官學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