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博士

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繫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 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 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博士，古代學官名，始於戰國。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漢文帝時，始置《書》、《詩》的一經博士，並立諸子傳記博士，有博士七十餘人。景帝時，又置《春秋》博士。此時，博士雖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不僅《書》、《詩》、《春秋》有博士，《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有博士，並且《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兩家。這說明此時儒家在學官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罷傳記博士，又為《易》和《禮》增置博士，與文、景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合為五經博士。漢宣帝時增置博士為十二類：《易》為施、孟、梁丘；《書》為歐陽，大、小夏侯；《詩》為齊、魯、韓；《禮》為後氏；《春秋》為公羊、穀梁。西漢的儒學博士，對經學的建立和發展起廠重要作用。

漢武帝罷黜原有的諸子傳記博士，唯立五經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儒學和政權緊密相連，從而確立了儒學和儒學經典的權威地位，致使儒家以外的諸子學因無進身之路而日益衰微。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餘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於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係，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徠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博士秩卑而職尊。於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誌。在這以後，經學獨佔了官學。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 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權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面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日《新語》。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面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聯繫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於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　《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製。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採納。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佔官學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