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名

張若名，女，字硯庄，1902年生於河北清苑縣，張若名在1916年考入直隸女師。五四運動時期，張若名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參與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被推為評議部長。作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兩次去北京參加反“巴黎和會”簽字請願活動，加入覺悟社時她的代號為36，在《覺悟》創刊號上，張若名以代號“衫六”署名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文章高呼：“女子解放從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這就是說女子解放要靠女子自身主動去努力、去爭取，而不能在那裡坐等著別人來為自己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觀念，剷除男女心理、生理的不同，打破男女職業不平等的女權主張，代表了中國知識女性的共同聲音，也反映了廣大知識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覺悟”，引導了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方向。她最後提出“要具革命的精神，去實行解放，少數人預備造就多數人的解放生活。”

1920年11月，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輪船離滬赴法。1922年，郭隆真、張若名在法國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由於張若名法語口語流暢，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她在少共組織內擔負與法共保持秘密聯繫的任務。作家韓素音在其小說《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稱張若名當時與周恩來相戀，但未提出任何物證支持此說法。

1923年，張若名離開了巴黎前往裡昂。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法國共產黨里昂支部決定舉行追悼大會，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員參加。但少共主要負責人冒險行事，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併發言，結果張若名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並一直被警方跟蹤盯梢。加之因出身問題，她在黨內受到審查。這兩件事使她感到委屈和不滿，張若名決定退出少共，留在法國專心讀書，不再介入政治事務。

1927年，張若名考取里昂大學，並準備在這裡攻讀博士學位。1930年5月31日，張若名與在里昂大學讀博士的楊堃結婚。1931年元旦剛過，張若名、楊堃戴著“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光環回到北平。張若名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楊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學的河北農業大學任教。

1948年春，張、楊夫婦接受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邀請，舉家南遷，張若名任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中文系講授文藝理論與世界文學史，並在外文系講授法語。

1955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出國訪問途徑昆明，看望了張若名夫婦。

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因早年“退黨”問題而遭受迫害，1958年6月18日，中文系召開反右批判會，要她承認諸多罪名，張若名倍感羞辱，她最後含著淚水與洗不清的“諸多罪名”投河自盡——這位傳奇的女性以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傳奇人生。 后在周恩來、鄧穎超的親自過問下，中共雲南大學黨委對張若名的錯誤批判進行了甄別，向家屬賠禮道歉。

1980年，在鄧穎超的親自關懷下，雲南大學黨委為張若名作出政治結論：“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為其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中國民主同盟亦隨之又恢復了她的盟籍。

張若名被歷史塵封了近40年，國內外許多學者開始發掘、研究和介紹這位曾經有過光輝經歷的人物，已有眾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亞洲、歐洲、美洲一些重要報刊上發表；香港學者黃嫣梨博士，先後撰寫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一書。

張若名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那個時代中國少有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萬字，在法語教學領域培養大量人才，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

1948年任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中文系講授文藝理論與世界文學史，並在外文系講授法語。

1902年，出生於河北清苑縣。1916年，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1919年，“五四”運動中，張若名與郭隆真、鄧穎超等發起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9月她與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人創建革命團體——覺悟社。

1920年初，抵制日貨活動中，周恩來做總指揮，和郭隆真、張若名、於方舟帶領數千名民眾到直隸省公署請願。4人當場被捕，入獄半年。

1920年11月，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輪船離滬赴法。

1922年，郭隆真、張若名在法國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由於張若名法語口語流暢，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她在少共組織內擔負與法共保持秘密聯繫的任務。

1923年，張若名離開巴黎前往裡昂。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法國共產黨里昂支部決定舉行追悼大會，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員參加。但少共主要負責人冒險行事，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併發言，結果張若名險些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並一直被警方跟蹤盯梢，加之因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審查，她提出退黨申請，下半年獲准。這是發生在她22歲時的人生轉折。

1924年10月，張若名在法國參議員于格儒遺孀碧細女士的資助下，進入里昂大學學習。

1928年2月，獲得文科碩士學位，接著，繼續在該校攻讀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在法國著名心理學者塞貢教授指導下，從心理學角度研究法國文學史和文藝理論。

1930年，完成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紀德，法國著名文學家，194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得獎金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在歐、亞、美洲都產生過廣泛的影響。許多專家學者予以高度評價，從未謀面的的紀德在致張若名的信中說：“通過您的大作，我似乎獲得了新生。多虧了您，我又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我確信自己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張若名的法語啟蒙老師盛成教授在《紀德的態度》中文版序言中稱張若名是紀德的伯樂。

1930年春，周恩來去莫斯科開會，取道法國里昂與張若名會面，二人交談別後經歷，周恩來囑咐她雖然退黨但仍應做到“用生命保守黨的秘密”，張若名則保證“嚴守革命機密終生”。

1930年5月31日，張若名與在里昂大學讀博士的楊堃結婚。

1931年元旦剛過，張若名、楊堃戴著“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光環回到北平。張若名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法文”、“法國文學”等課程，並著文《關於安德烈·紀德》（載《法國水星》雜誌），楊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學的河北農業大學任教。

1937年至1945年，日軍佔領華北，中法大學停辦，她不願為日寇做事，在家賦閑一段時間后參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編輯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學復校，張若名回校講授“法國文學史”、“法國戲劇”等課程，並繼續研究文學創作的理論問題，發表了《紀德的介紹》（載《新思潮》，1946年）、《小說家的創作心理》（載《新思潮》，1946年）、《漫談小說創作》（《文藝先鋒》，1948年），還把魯迅和郁達夫的作品譯成法語介紹給法國讀者。

1948年4月，張若名與楊堃接受熊慶來校長之邀，到雲南大學執教，張任中文系教授，主講“世界文學史”和“文藝理論”，同時在外語系講授法語課程。雲南解放后，她建立了文藝理論教研室，擔任室主任。她在雲大執教10年，嚴謹治學，誨人不倦，對青年教師和學生，總是給予真誠而謙和的教誨。

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爭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外長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萬隆會議，途經昆明作短暫逗留時，看望了張若名、楊堃夫婦，周總理代鄧穎超向張若名問好，周恩來總理與楊堃，陳毅副外長與張若名進行了親切交談，整場會晤約五個小時，使她受到極大鼓舞。

張若名決心在文藝理論和蘇聯文學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相繼撰寫並發表了《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點》（《雲南大學學報》 1956年）、《試論文學中型典性的創作過程》（雲南大學《人文科學》，1957）兩篇學術論文。

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因早年退黨“問題”而遭受迫害。

1958年，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識分子就思想改造問題向黨“交心”的運動中，她被列為中文系重點幫助對象，數月的圍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負荷。

1958年6月18日，張若名含著淚水與洗不清的“諸多罪名”投河自盡，當時系裡開反右批判會，要她承認諸多罪名，張若名倍感羞辱，她選擇了投水自盡。1963年周恩來得知張若名自殺的消息，非常憤怒，在他與鄧穎超的過問下，中共雲大黨委才對張若名的錯誤批判進行了甄別，向家屬賠禮道歉。

1980年，在鄧穎超的影響下，雲南大學黨委才為張若名徹底平反。

張若名被歷史塵封了近40年，國內外許多學者開始發掘、研究和介紹這位曾經有過光輝經歷的人物，已有眾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亞洲、歐洲、美洲一些重要報刊上發表。香港學者黃嫣梨博士，先後撰寫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一書。張若名不僅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還是中國第一位法國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萬字，在法語教學領域培養大量人才，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0年5月31日與在里昂大學讀博士的楊堃結婚。

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早年“退黨”問題而遭受迫害。

1958年6月18日投河自盡。

1980年得到平反。

戰友情

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張若名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她與鄧文淑（即鄧穎超）同為該校第十級學員。“五四” 反帝反封建的號角吹響之後，張若名與周恩來等共同發起組織了天津進步青年革命團體――覺悟社。

覺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有了領導核心。張若名、周恩來等經常在一起研究鬥爭形勢，探討救國良方。當1920年1月，天津反動軍警逮捕請願代表后，周恩來、張若名等開會緊急動員，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請願示威，營救被捕代表。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和於方舟4人被學生們公推為代表，要求面見直隸省長。 遊行隊伍在周恩來的指揮下，群情激憤，一路高呼愛國口號。可是，當他們來到直隸省署門前時，省署兩扇大鐵門已緊緊關閉，任憑你口號呼得再響，門內卻不見有任何動靜。周恩來、張若名等4位代表從門下的縫隙鑽進省府，找當局說理，遊行隊伍繼續在外邊呼喊口號聲援。當周恩來他們一鑽進省署大門，埋伏的大批反動軍警隨即一擁而上，將他們悉數逮捕，隨即打開大門，棍棒飛舞，水龍噴射，反動軍警們瘋狂地毆打、驅趕遊行學生。 被捕后的周恩來在獄中領導著難友們的鬥爭。他們經過獄內外半年多的共同鬥爭，終於於1920年7月17日重獲自由。 出獄后的周恩來、張若名等經過思考，認為通過和平手段救國已經不可能。“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們決定西旅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當年11月，周恩來、張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從上海乘坐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前往歐洲勤工儉學。在法國，周恩來、趙世炎等在巴黎發起組織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張若名則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採取互教互學的方法。張若名聰穎好學，進步很快，法文學得也比其他人要好，這樣就常常由她主講。所以，從1919年到1924年，周恩來和張若名等一同為反帝反封建而鬥爭，一同為探求救國真理而努力，他們是親密的戰友，相互間有著深厚的戰友情誼。

女友情

據1992年11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寫作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說，“當時他似乎愛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來愛上的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張若名。

周恩來他們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愛國運動時，鄧穎超才只有15歲，還沒有到談情說愛的年齡，而且覺悟社組成時是主張獨身的。但是張若名已經是19歲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來小兩歲。據周恩來嫡長侄女周秉德回憶，“七媽”曾對她說，“當時和我們在一起的張若名，和你伯伯接觸比較多。當時我曾經以為，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和她結合可能是最合適的了。我們周圍的人也都這麼認為。”後來周恩來與張若名在愛情道路上分手，周恩來轉而寫信向鄧穎超求愛時，鄧穎超還十分詫異地寫信問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為什麼不提若名姐?”可見，周恩來與張若名當時的戀情已是他們同學和朋友圈子內的公開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她說得更清楚了：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觸戀情的時候。周恩來、鄧穎超對她沒有家長式的管教，也沒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說起了他們當年的“戀愛史”，對她進行現身說法的教育。鄧穎超諄諄告誡秉德說：“年輕人都要經歷談戀愛的過程，選擇對象應該首先考慮志同道合，也要考慮家庭可靠。”周恩來接著深情地回憶說：“秉德，你知道嗎?我在和你七媽結婚之前，在巴黎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長得還算不錯。” 當秉德發出懷疑的詢問后，鄧穎超笑著說：“五四運動那會兒，我才15歲，根本沒有考慮過談戀愛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歲，他立志振興中華，獻身救國事業，而且抱定獨身主義。後來去法國勤工儉學時，他與覺悟社的郭隆真和張若名同行，那時覺悟社的同志們都說，如果今後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要結婚的話，他和張若名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周恩來接著對秉德說：“開始我們的確不錯，在巴黎，我們先後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黨。但是，後來，因為出身問題，她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為參加政治社會活動，遭到法國警察的幾次跟蹤和盤問。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滿，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后，她最後決定脫離政治活動，退出黨組織，專心讀書，以期學成后回國效力。然而，我認定的是馬克思主義，誓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生，要準備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終生伴侶，也理所當然是志同道合的，經得起革命艱難險阻考驗的戰友。這一點，你七媽是當之無愧的。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說清楚，轉向你七媽頻繁通信，還求婚。”周恩來這一段發自內心的話把他與張若名分手的原因說得很清楚。因為在周恩來的心目中，當一個人決定投身革命后，無論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風險都要堅持鬥爭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息。 根據一些零星史料，如果從張若名這一方面考慮，也確實難為她了。張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縣一個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運動后，就十分勇敢地沖在了運動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闖勁遭到反動當局的忌恨，還把她抓進監獄，她沒有絲毫動搖。在監獄中，她還在思念著外邊的同學和戰友。但是由於她父母對其投身革命極其反感，曾多次勸說，要她放棄那些“拋頭露面”的行為，在學校好好念書。她非但沒有接受，卻“鬧”得更凶，繼續為革命奔走呼號。父親盛怒之下，登報宣布與她脫離父女關係，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學習費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歐洲勤工儉學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她還不斷遭到黨內關於家庭出身問題的審查，尤其是她和當時旅歐的中共負責人任卓宣意見不合，任卓宣還故意把她暴露給法國當局，以“考驗”她在政治上的堅定性。這使她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她經過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選擇：退出“少共”，脫離政治，專事學問，以期學成后報效祖國。但此舉又不符合周恩來的擇偶標準，最終導致他倆分手。

摯友情

周恩來對於與張若名分手這件事曾對侄女周秉德說：“世界上男人與女人的關係，除了戀人，還有友情，不能當妻子，卻能繼續成為朋友嘛!就說張若名，我們在天津是一塊坐過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棄對革命的追求，但不等於她就一定站在敵人一邊，出賣我們，我們還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來從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國內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蹤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蹤盤查。他參加大會後返回國內時，為了安全起見，不得不繞道歐洲。周恩來到法國巴黎後去找了張若名。他告訴她，他已經和鄧穎超結婚，他代表鄧穎超問若名姐好。她告訴他，自己雖離開了革命隊伍，但決不出賣朋友和黨的秘密，仍然願意做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革命者，並表示決心，要時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張若名和丈夫楊堃一起離開北平中法大學前往昆明，除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希望楊堃去該校執教外，也有人說張若名有出於“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戀對象，一直和她保持著親密朋友關係的周恩來率領千軍萬馬就要進城了，以後如何相處呢?還是離得遠些好，於是，他們舉家南遷昆明。但是，她曾對周恩來盟誓一樣地說過，她將永遠不背叛共產黨，永遠保持一個革命者的精神狀態為國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這一陰影卻始終籠罩著她。她只能時時事事嚴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遠當一個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來赴印尼參加亞非會議途經昆明。他利用這一機會，到雲南大學會見了張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楊堃，並一起共進午餐。據當年隨同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總理一見到張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說：“多年不見了。”然後又說：“我代表小超問若名姐好。”總理還問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較長時間的談話中，還談到他們當時一起鬧學潮、坐監牢和在歐洲的一些事。當說到張若名1922年入黨等事時，周總理明確告訴她說：“你當時參加的只是團的組織，還不是黨的組織。”有人據此說，周恩來這樣說是為了保護張若名，因為當時極“左”的政治氣氛籠罩著全國，退團比退黨的政治分量就輕得多了。 上個世紀50年代末，張若名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把哪怕一閃而過的“私心雜念”也要向黨交心，導致她被打成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認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壓力下，張若名終於頂不住而投水自殺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結束后，在鄧穎超的親自過問下，張若名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而那時她已離世20多年了。

著作

1）《紀德的態度》（中文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6年 L'Attitude D'Andre Gide北平中法大學叢書之一1931年。

2）《關於安德烈·紀德》（Sur Andre Gide） Le Mercure de France1935。

3）《佛朗西斯·若姆》（Francis Jammmes）中法大學月刊第9卷1期1936。

4）《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波德萊爾、魏爾倫和蘭波》中法大學月刊第11卷4、5期合刊1937。

5)《中國兒童生活——民俗研究》（La Vie De L'Enfant En Chine）北平法文（L'Ami）月刊第3卷4期1939年。

6）《法語直陳時態的用法》（L'Emploi Des Temps L'Indicatif En Francais ）《法文研究》雜誌1939—1940年連載。

7）《紀德的介紹》北平《新思潮》月刊1卷4期。

論文

《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點》（《雲南大學學報》1956年）

《試論文學中型典性的創作過程》（雲南大學《人文科學》，1957）

五四運動時期，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參與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被推為評議部長。作為天津的正式代表，兩次去北京參加反“巴黎和會”簽字請願活動，加入覺悟社時代號為36，在《覺悟》創刊號上，以代號“衫六”署名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

1922年在法國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由於法語口語流暢，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在少共組織內擔負與法共保持秘密聯繫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