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專業化

垂直專業化分工興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使國際分工深入到了產品的生產階段內部，每個國家只在商品生產的特定階段進行專業化生產。Audet（1996）、Campa和Goldberg（1997）以及Hummels等人（2001）等的經驗研究表明，垂直專業化分工使全球中間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對各國的生產效率以及出口績效產生了重大影響。80年代以來，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以加工貿易③的形式取得了長足發展。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1981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佔全國總出口的比例為4.82%，1990年上升為40.94%，2004年進一步上升至55.28%。中國加工貿易的迅猛發展反映了中國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在不斷提高。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會影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這一點沒有什麼爭議，但對這種影響的具體計量分析尚屬鮮見。同時，此影響對不同類型產業有何差異以及差異的形成機理等均有待揭示。本文將垂直專業化分工因素引入到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分析框架中，探討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動態變化的影響。

為了分析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動態變化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我們首先需要分析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各產業的發展水平。Hummels等人（2001）提出的“垂直專業化指數（share of 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可以較好地衡量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一國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其計算公式是：

VSS=VS/Xk （1）

式中VSS代表一國的垂直專業化指數，VS代表一國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Xk代表一國的總出口額。垂直專業化指數實際上度量了每一單位出口中垂直專業化貿易的份額。Hummels等人將垂直專業化貿易界定為一國總出口中由進口的中間品所創造的貿易額，其計算公式是：

VS=uA[I-A]X （2）

式中，u為（1×n）維的元素為1的向量，A為（n×n）維的進口中間品係數矩陣，I是單位矩陣，A是（n×n）維的國內直接消耗係數矩陣，X表示（n×1）維的各產業的出口向量，凡是產業部門數目，[I-A]是列昂惕夫逆矩陣。本文根據上述公式和中國1995年、1997年、2000年的17部門《中國投入產出表》分別計算了中國相關產業在這三年的垂直專業化指數，我們的計算及其分析結果如下。

1．總體垂直專業化水平。中國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總體垂直專業化指數分別為22.73%、19.76%和25.88%。從縱向看，2000年的VSS比1995年上升了13.85%，表明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呈現繼續深化的趨勢。從橫向看，中國目前的總體垂直專業化水平與美國（1972～1990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為8.6%）、德國（1978～1990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為19.2%）和日本（1970～1990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為14.8%）等發達國家相比要高，但是與韓國（1963～1995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為32.2%）、台灣地區（198l～1994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為38.5%）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垂直專業化水平相比要低。⑥

2．各產業的垂直專業化水平。將各產業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除以該產業當年的出口額便得到了各產業的垂直專業化指數（見表2）。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垂直專業化指數較高，其中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包括機械工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等）的VSS最高，三年的平均值為33.99%；其次是化學工業和金屬產品製造業，三年的平均VSS分別達到了29.80%和28.69%；農業、食品製造業、商業飲食業、紡織服裝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VSS較低，三年的平均值大都在18.5%以下。從垂直專業化貿易額的構成來看，機械設備製造業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分別為1070億元、1170億元和3040億元，占當年垂直專業化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為35.52%、35.83%和50.63%；如果加上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化學工業、金屬產品製造業以及其他製造業等另外幾類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則在1995年、1997年、2000年中國主要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占當年垂直專業化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高達63.14%、66.57%和74.83%；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紡織、縫紉及皮革產品製造業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占當年垂直專業化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為23.64%、19.39%和13.16%；剩下的一些產業（有些屬於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有些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應比例大都在2%以下，對總的構成狀況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上述數據指標表明，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主要發生在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垂直專業化分工水平較低。

3．進口中間品所創造的凈附加值占該產業出口的比重。我們可以通過它進一步了解到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生產在國內的深加工程度。這個比值越高，說明該產業在垂直專業化分工生產時在國內所創造的附加值越多、加工程度越深，從而產業發展的關聯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也越大，有利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反之則不然。我們首先計算不考慮產業關聯和循環利用效應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其計算公式是：

VS=uAX （3）

式中VS表示沒有考慮產業關聯和循環利用效應的垂直專業化貿易，u為（1×n）維的元素為l的向量，A為（n×n）維的進口中間品係數矩陣，X表示（n×1）維的各產業的出口向量，n是產業部門數目。接著，用考慮了產業關聯和循環利用效應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VS減去VS，可以得到進口中間品所創造的凈附加值（VS），再將VS除以相應產業的出口值，便可以得到進口中間品所創造的凈附加值占該產業出口的比重（見表3）。

表3 進口中間品在國內創造的凈附加值占該部門出口的比重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相關年份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

平均而言，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產品製造業等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進口的中間品所創造的凈附加值占該產業出口的比重較高，分別達到了20.78%和18.08%；而紡織、縫紉及皮革產品製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口的中間品所創造的凈附加值占該產業出口的比重相對較低，平均而言只有13%左右。也就是說，在垂直專業化分工過程中，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進行垂直專業化分工生產時在國內的價值鏈條較長，從事的加工程度較深，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事的加工程度較淺。

Grossman和Helpman（2005）認為，垂直專業化分工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以及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既與發展中國家本身的技術水平有關（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越小，發展中國家就越有可能通過垂直專業化分工與發達國家建立起一條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鏈），也與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環境有關（主要是指經濟契約環境）。為了了解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動態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根據Grossman和Helpman的分析結論構造了如下計量模型，並運用中國1995年、1997年和2000年30個產業共90個樣本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

TCIit= β0+ β1VSSit+ β3LPIit（PRODUit）+ β4In（PRODUit）+ β5 VSSit LEVELi+ αi+ μit （4）

i=1，2，…，30；t=1995，1997，2000

式中，TCIit表示貿易競爭指數，我們用該指標衡量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小，通過中國1995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產出表中的進出口數據計算得出；VSSit表示垂直專業化指數，代表了產業i的垂直專業化程度；⑦LPIit表示勞動生產率指數，其計算公式是：LPIit =（Vit/Nit）/（VTt/NTt），式中Vit和VTt分別表示產業i和整個製造業在t期的產出增加值，Nit和NTt分別代表產業i和整個製造業在t期的勞動投入量。我們用該指標衡量產業i在國內整個製造業中的相對技術水平（即產業i與國內製造業中其他產業相比較的技術水平）；PRODUit表示產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是產業i的生產技術水平以及經營管理水平的綜合性衡量指標，其變化衡量了該產業i與其自身過去的技術水平相比較時的情況（即絕對技術水平的變化）；LEVELi是虛擬變數，當產業i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時取值為0，當產業i屬於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時取值為1； αi代表影響TCIit的全部觀測不到的、在觀測期內基本保持不變的特定因素（如產業的區位特性、市場容量以及契約環境等）； μit為隨機擾動項。LPIit與PRODUit的數據勻來自相關年份的中經網年度數據統計（http://210.32.137.243/），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貿易競爭指數與在關變數進行回歸分析的估計值

說明：計量軟體為Stata 8.0，*表示水平為5%時具有統計顯著性，括弧內為t值。

從表4中，我們看到Hausman檢驗的統計值十分顯著，故可以採用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值來解釋經驗分析的結果。

1．靜態效應分析。所謂靜態效應是指當技術水平保持不變時，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作用和影響。就本文的樣本數據集而言，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貿易競爭指數TCI）的靜態效應可以表示為：

△ TCI/△ VSS=-3.098+5.177 LEVEL（5）

上式表明，VSS對TCI的偏效應與產業的性質（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密切相關。當其他條件（例如技術水平）保持不變時，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對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TCI的提高具有正效應（5.177－3.098=2.079），對勞動密集型產業TCI的提高具有負效應（-3.098）。因此，從靜態的角度看，垂直專業化分工對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但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的促進作用則不明顯（甚至還存在負效應）。這一結果有助於解釋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近年來的變化趨勢。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過程中水平較低，加工程度較淺，所以垂直專業化分工因素對其競爭力提升的作用有限。這也證實了Porter（1990）的觀點，即豐富的基礎要素會使有關產業只是簡單地利用這種要素優勢，而不是想辦法儘力提升這些要素，致使這些產業難以形成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最終導致其國際競爭力下降。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例如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產品製造業等）從90年代中期以來垂直專業化分工水平相對較高，加工程度較深，這種分工使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較好地承接了發達國家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的國際轉移，從而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垂直專業化分工在這些產業中發揮了較大的技術溢出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出口渠道效應，使這些產業所使用的基礎要素的質量和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因此有利於促進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隨著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原有的部分優質資源（例如一部分熟練勞動力）也被吸引到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中來，導致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的正效應進一步加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則因此在短期內進一步受到削弱。

2．動態效應分析。這裡的動態效應是指垂直專業化分工通過影響產業技術水平的變化而形成的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作用和影響。在此，我們首先分析技術水平的變化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由於全員勞動生產率綜合性地衡量了產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分析全員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更具有意義。

根據表4，勞動生產率指數LPI的係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時，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提高，將會引起貿易競爭指數的提高。也就是說，產業的相對技術水平的提高會提升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根據表4，還可以得到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對數值（InPRODU）對TCI的偏效應：

△ TCI/△In(PRODU)=-266.2839+12.6562×2×In(PRODU) （6）

式（6）表明，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時，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對數值（InPRODU）對TCI的偏效應存在某個門檻值，當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對數值（InPRODU）大於該門檻值時，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引起貿易競爭指數的上升。這意味著，從長期來看，持續地提高一個產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對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必將產生促進作用。

現在來考察垂直專業化分工對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我們利用同一樣本數據進行了如下回歸分析：

In(PRODUit)= β0+ β1VSSit + αi+ μit （7）

式（7）中各變數的含義與式（4）中的相同，回歸結果（見表5）顯示，Hausman檢驗的統計值十分顯著，表明可以採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VSS的係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時，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將引起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從動態的角度看，垂直專業化分工有利於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和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利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表5 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對數值與VSS進行回歸分析的估計值

說明：計量軟體為Stata 8.0，*表示水平為5%時具有統計顯著性，括弧內為t值。

研究表明，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這種變化與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的國際轉移而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提高，對中國這類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產生了良好的靜態效應和動態效應。但是，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積極作用不明顯，這一方面是由於該類產業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水平較低，並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主要進行的是產品的粗加工；另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主要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是指紡織、服裝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從動態看，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的提高有利於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增進，因此總體上有利於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在垂直專業化分工條件下，中國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可以得到持續提升的結論似乎與比較優勢理論形成悖論。但如果從產品（或產業）的類型深入到產品製造環節去考察那些實際“密集”使用的要素則會發現，中國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往往是中國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在其中的生產環節（如組裝、加工等）起了重要作用。故上述結論並沒有否定比較優勢理論。而且，本文證實了中國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若能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而與跨國公司的生產鏈（或價值鏈）緊密結合起來，與它們先進的設計、研發、管理、技術、營銷網路等緊密地結合起來，則可更好地發揮作用，從而使相應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較之少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快。這表明，以下兩點值得重視：第一，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對外貿易理論中，勞動是惟一的生產要素；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H－O模型中雖然勞動已經不再是惟一的要素，但進口品和出口品在要素構成的類型上依然是可區分的。與此不同，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進出口諸方以在生產環節上多種要素（勞動、資本、技術等）的混合使用組成的生產經營“鏈”能引致參與“鏈”的諸方具有的比較優勢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可得到較顯著的提升。這也意味著從已有的比較優勢到獲得具體的更多的比較利益需要一個轉換過 程，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提升了原有基礎要素（Porter，1990）的質量和效率，是有效實現這一轉換的重要途徑。第二，垂直專業化分工是當今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通過要素雙向流動、優化配置從而各自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實現“雙贏”、“多贏”的有效方式。由於相關諸方在利益上可以達到“激勵兼容”，因而是可持續的。但也應看到，由於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處於主動的地位，目前的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仍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相應產業在人才、市場、技術、知識產權等方面還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在國際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相應的“控制權”問題應予以更多的關注。由此，本文得出的政策含義是：其一，鑒於垂直專業化分工從總體上有利於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有必要採取措施進一步抑弊揚利，促進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的發展和深化，爭取獲得更多的比較利益；其二，雖然中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藉助垂直專業化分工獲得了初步的發展，但是目前主要還是局限在這些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上，各產業應努力提高自己的自主創新能力，逐步超越垂直專業化分工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向垂直專業化分工中利潤更高的生產環節推進；其三，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必要引導這些產業更積極地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使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技術溢出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得到進一步發揮，使其基礎要素的質量和效率得到提升。

註釋：

本文所指的產業是指一國(或地區)的同類產品及其可替代產品的集合；從經濟實體的角度，本文所指的產業又是指一國(或地區)的生產經營同類產品及其可替代產品的企業的集合。

③加工貿易中進口中間品經加工后出口的貿易形態。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生產與貿易形態完全一致。

④20世紀90年代以來，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在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國際機構進行競爭力分析時得到了廣泛運用。鄒薇（2002）以及金碚（2003）等均採用該指標分析中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狀況。

⑤無論是RCA還是TCI都只是通過貿易狀況來反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由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內涵比較豐富，任何單一指標的衡量可能都會存在某種局限性。考慮到RCA和TcI在競爭力分析時得到了廣泛採用，同時也限於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的研究主要採用了這兩個指標。

⑥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引自Hummels等（2001）。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相關年份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

⑦各產業的哪數據參考了平新喬（2005）中的有關計算結果（該文計算哪時也採用Hummels等人（2001）的計算公式，其產業分類與我們計量分析時採用的產業分類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