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和鼎
原21集團軍副總司令第39軍軍長
劉和鼎,男,漢族,1894年12月13日出生,1969年4月7日去世,字波鳴,安徽合肥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畢業。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5師中將師長。1928年暫編第17師第49旅,中將副師長兼第49旅旅長。1931年1月1日獲頒三等寶鼎章。1936年1月1日晉頒二等寶鼎勳章,敘任陸軍中將。1940年9月11日調任第33集團軍上將副總司令兼第39軍軍長。1946年5月5日獲頒勝利勳章。1949年赴台灣,1969年在台灣病逝。
劉和鼎,1918年4月出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部(總司令吳光新)上尉參謀。1919年1月調任湖南省督軍署(督軍張敬堯)警務處少校視察。12月調任北洋陸軍第9混成旅(旅長吳鴻昌)少校副官。1920年9月出任四川陸軍第3獨立旅(旅長林宓)少校參謀主任。1921年6月出任福建陸軍第2混成團中校團附兼營長。1925年9月出任安徽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馬祥斌)中校參謀長。1927年3月12日混2旅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5師(師長馬祥斌),升任上校參謀長。6月獨5師擴編為暫編第11軍(軍長馬祥斌),升任少將參謀長。11月7日暫11軍縮編為獨立第5師(轄三團),升任中將師長。1928年9月13日獨5師縮編為獨立第2旅(轄三團),降任中將旅長。12月6日獨2旅改編為第4集團軍(李宗仁)暫編第17師(師長張義純)第49旅(轄三團),
升任中將副師長兼第49旅旅長。1929年1月20日第49旅改稱第56師(師長張義純)第166旅(轄三團),仍任中將副師長兼第166旅旅長。4月7日第166旅改編為獨立第7旅(轄三團),仍任少將旅長。5月3日獨7旅擴編為第56師(轄兩旅),升任中將師長。9月兼任福建剿匪軍指揮官。1931年1月1日獲頒三等寶鼎章。1933年12月27日升任第39軍(轄第56師)上將軍長兼第56師師長。1935年12月11日辭去師長兼職。1936年1月1日晉頒二等寶鼎勳章。同月24日敘任陸軍中將。11月12日獲頒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勳章。1939年1月14日升任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上將副總司令兼第39軍軍長。4月28日調任第11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上將副總司令兼第39軍軍長。1940年9月11日調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上將副總司令兼第39軍軍長。1943年1月調任第21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上將副總司令兼第39軍軍長。3月17日辭去軍長兼職。1944年10月帶職入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學習。1945年1月陸大畢業后仍任原職。10月調任第8綏靖區(司令官夏威)上將副司令官。同月10日獲頒忠勤勳章。1946年5月5日獲頒勝利勳章。9月辭職后改行經商。1947年3月22日退為備役。1949年5月移居台中。1969年4月7日在台灣台中病逝。
1938年,國民政府為阻擋日軍西進在河南鄭州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使黃河以南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事過50年後的今天,當地的人民對這場災難仍然記憶猶新。黃河決堤方案,在國民黨當局醞釀已久。不少中國國民黨要人很早就提出了決河制敵的計劃。還在1935年日本侵略軍控制了河北、威脅河南時,國民黨高級軍官內部就有掘黃河堤之議。當時在武漢行營任職的晏勛甫,曾就日軍可能侵佔鄭州一事,擬出兩個腹案:一是必要時將鄭州付之一炬,使敵人無可利用:二是挖掘黃河大堤,以阻敵西進。1938年4月,陳果夫也致函蔣介石,主張在河南武涉縣的沁河附近決黃河北堤。他認為只須將地勢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決開,使全部黃水北趨漳衛,則大局可解,而可致敵於危地。蔣介石批示:將此議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核辦。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張由河南銅瓦箱決堤;陳誠建議由黃河南堤黑崗口等處決口。1938年6月1日,日軍攻佔睢縣等縣,進犯開封,鄭州危急,第一戰區長官部討論了晏勛甫(時任戰區參謀長)的方案,認定掘堤可以將敵人阻絕在河南以東,保全鄭州。這個議案在呈報武漢軍委會後,得到蔣介石的批准。同年6月20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豫東守軍向豫西山地轉移;同時秘密決定決開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西進。
第一戰區長官部在獲悉蔣介石上述決策后,隨即召集黃河水利委員會及有關河防軍政人員開會,研究掘堤地點,最後決定在地勢較低、堤防較薄的中牟縣境趙口決堤。並決定將長官部遷往洛陽,由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留守鄭州督工決堤。執行者是守備趙口河防的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為此,蔣介石特電令劉和鼎部守備擔任鄭汴間的游擊,以掩護決堤。於是,劉和鼎以三十九軍軍部和主力進駐鄭州,擔任鄭州的守備,並以所屬第五十四師公秉藩部步兵兩團擔任中牟縣一帶(包括趙口)的游擊任務,牽制附近日軍,以保證決堤工程的實施。
6月4日上午6時,劉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軍一個團在趙口掘堤,由於決口寬度過窄,待掘至水面,寬不過1米。難以繼續開掘。至6月5日上午,決堤工程還未完成。蔣介石當即在電話中命令商震“嚴厲督促實行”。商震當即令工兵營營長蔣桂楷攜帶大量炸藥與地雷,準備炸破河堤。劉和鼎也加派一個團協助掘堤,並懸賞千元法幣,限於當夜完成並放水。經工程兵用炸藥轟炸后,至下午8時許,開始放水,但因缺口兩岸傾頹,水道阻塞不通。劉和鼎又另派一個團作第二道之決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敗。於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師師長蔣在珍到趙口協助,蔣在珍建議在花園口掘堤,得到蔣介石的批准。劉和鼎派參謀處長黃鐸五負責辦理決口工程,第一戰區長官部程潛也派兵工專家王果夫負責設計和指導。這樣,決口工程在趙口和花園口兩處同時進行。
6月7日午夜,蔣在珍、黃鐸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園口,進行實地勘查,選定於關帝廟西掘堤。這個地點是黃河彎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賈魯河,使水東南行,注入淮河,還擬定了施工計劃,決定:秘密決口;以花園口為基地,由軍部架一電話總機,構成營以上的通信網,以加強聯繫;黃鐸五、王果夫常駐花園口,就近解決問題;決口工事以連為單位,分點掘土,輪流作業;一切準備於6月8日前做好,概限6月9日完成任務。
這次黃河決口重點在花園口。蔣在珍在執行挖堤任務時,把當地群眾趕到10里以外,周圍密布崗哨,不許群眾圍觀。他選出800名身強體壯的兵士,編成5組,每組工作兩小時輪換。夜間有卡車上的電燈照明,通宵工作。6月9日上午9時許,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寬,又時值黃河漲水初期,河身高於平地,水流從高而下,水勢很急,難以擴大口子。於是蔣在珍又請求調來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對準已挖薄的堤岸部分,開炮轟擊,一連發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開兩丈左右,河水洶湧泛濫,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黃水向東南奔涌。
在黃河兩岸,視界遼闊,那時日軍已逼近黃河北岸,在望遠鏡中可以窺見南岸動態。日軍夜間用探照燈向南岸偵察。為保證決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軍規定擔任趙口、花園口決口工事的部隊,在堤岸內側,構築掩蔽部和交通壕,以及偽裝被複等。蔣在珍在花園口派一個團執行警戒,謊稱日軍即將到來。把周圍10華里以內的老百姓強令隔離,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對決口一無所知,毫無應變準備,而國民黨當局又沒有遷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6月15日各點口子大開,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遷移、安置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居民談何容易。實際上,除少數保長、鄉長們遷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奪去生命,或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改道后的新黃河,主流寬達70餘里,最寬處達120餘里,洪水所至,泛濫成災,吞噬了無數生命財產,淹沒了無數肥沃良田。據當事人黃鐸五視察所見:“一望無際的浪濤中,只見到稀疏寥落的樹梢,洶湧的波濤卷流著木料、用具和大小屍體。孩子的搖籃,隨著河水飄浮,還可以斷續地聽到啼哭聲。”全家葬身於洪流者不知凡幾,甚至有全村、全族、全鄉男女老幼無一倖免者,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大災難。
這次決河使河南、安徽、江蘇3省44個縣市、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淪為澤國,34.4萬多公頃耕地被淹沒,89萬多人死於非命,1250多萬災民流離失所。損失的財產按當時銀幣折算,價值達95280多萬元。三省中,河南受害最為嚴重,有21個縣市、900多萬畝耕地被淹,47萬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無人區。尤其中牟及花園口、趙口兩個決口附近水勢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溝、通許、西華、商水等縣也都遭到嚴重水災。至1947年,這6縣(加中牟縣)的人口總數只有受災前的38%。花園口地區首當其衝,受災情景更為凄慘,離決口口門只有半里的邵橋、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4個村莊全部被洪水衝掉。花園口地區的耕地幾乎全被淹沒,將近1/4的人被淹死。
黃河河水人為改道,河水向東南傾瀉,順著淮河的支流賈魯河、潁河、渦河,流至淮河幹流,再順著淮河南流注入長江入海。周口鎮以北,包括賈魯河與渦河之間和賈魯河以西的部分地區,為河水泛濫的北部;周口鎮以南,包括從渦河到泉河之間的部分地區,為河水泛濫的南部。這就是人們稱之為“黃泛區”的地方。從此以後,“黃泛區”這一象徵苦難的地理名詞便在地理書和歷史書上出現了。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黃河奪淮匯入長江,這又給淮河地區帶來連年水災。黃河每年把約100億噸的泥沙帶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幹流和許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黃河洪水滾滾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橫流,大片地區被水淹沒,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澤湖湖底泥沙淤積1米多高,沿湖積水成潦,蘆葦叢生,蝗蟲繁殖,使附近各縣連年發生蝗災,留下了極其嚴重的後遺症。這次黃河決口給“黃泛區”造成的災難持續五六年,有的地方長達8年之久。
據國民黨政府統計,這次決河使陷入泛區的日軍十四師團所派騎兵團的1個支隊遭到損失。該支隊一度截斷平漢路鄭漢間的交通,決河以後,該支隊因後路被截斷而被消滅。日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計劃亦被阻遏。然而,這些與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是無法相比擬的。雖然日軍不能再實施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但日軍將其主力南調,配合海軍,溯長江繼續西進。6月12日,第一戰區第一軍軍長李鐵軍電告蔣介石,黃河雖已決口,日軍仍可自由活動。13日又來電報告,黃河決口后,日軍仍西進,並請求增兵固防鄭州,不久,鄭州、武漢相繼失守,蔣介石決黃拒敵的計劃歸於破產。
早在掘堤之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曾連續發表日本飛機轟炸河堤的電訊,為其後來編造謊言打下伏筆。決堤后,6月11日,蔣介石給第一戰區司令官程潛發了一項密電,要求向民眾宣傳黃河堤是敵機炸毀的。花園口一決開,蔣在珍即將缺口附近的小龍王廟和房屋、大樹都用炸藥包炸倒,併發出電報,說日軍飛機前來轟炸黃河堤岸,炸垮花園口河堤若干丈寬。6月11日、12日、13日,國民黨中央社在從鄭州發出的專電中,編造說:“敵機30餘架,12日晨轟炸趙口,投彈數十枚,炸毀村莊數座,死傷難民無數,致黃河決口泛濫。”6月30日,國民黨政治部長陳誠親自出馬,在漢口舉行各國記者招待會,重複中央社的謊言。接著,外國新聞記者要求到花園口實地採訪。第一戰區司令部急忙轉令新八師編套日機轟炸經過材料,偽造一個被轟炸的現場。還調集新八師全體官兵、2000名左右民工,進行了一場假堵口的表演,以掩蓋事實真相。但是,國民黨的這種表演,漏洞百出。法國的《共和報》在評論中,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侵犯荷蘭、荷蘭決堤自衛來相比,並指出:“中國已準備放出大龍兩條,即黃河與長江,以制日軍的死命”。在花園口實地採訪的外國記者當場提出許多質疑,如黃河堤岸約有20米厚,而炸彈的彈痕不過1米左右深,這是為什麼?等等。可見,不少記者已窺知其中秘密。蔣介石決河拒敵的結果,不僅未能達到阻敵西進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又喪失了大片國土,加重了民族危機。扒河拒敵政策的徹底破產,是國民黨政府堅持片面抗戰、消極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