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

夏威（1893—1975），中將加上將銜，兵團司令。原名鈞善，字煦蒼。梧州容縣人。生於1893年3月2日。先後畢業在廣西桂林陸軍小學、武昌陸軍中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17年5月在廣西陸軍模範營任排長、連附。次1918年代機槍連連長。1920年脫離桂系軍閥，通電擁護孫中山，任馬君武田南警備軍第三營營長。1923年夏任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第三團團長。1924年升任第三縱隊司令。1926年3月任第七軍第六旅旅長。同年夏任第七軍第一路指揮官兼第一旅旅長，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任第三路第二縱隊指揮官，6月2日又任第七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9月18日因功升任第七軍軍長。10月19日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10月18日任第四集團軍第十五師師長。還曾任第二師師長。1929年春蔣桂戰爭爆發后，率部對蔣作戰，兵敗后避居香港。1932年任南寧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校長。1934年任第十五軍副軍長。同年9月代第十五軍軍長。同年10月任桂軍第四集團軍第一追擊軍軍長，率部追堵紅軍。1936年任第四十八軍軍長。同年1月23日任中將。同年兩廣事變後任改編后的第四十八軍軍長。1937年5月14日加上將銜。抗日戰爭爆發后，任第四十六軍軍長，留守廣西。9月13日任第八軍團軍團長。1938年4月12日兼任第八十四軍軍長。1939年2月6日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同年11月1日改任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桂南會戰。1940年1月31日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1944年8月率部參加桂柳會戰。1945年3月5日任陸軍總司令部第二方面軍副司令官。同年5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7月任第八綏靖區司令官，率部參加蘇中戰役。1947年7月選任中國國民黨黨團合併后的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8年8月26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9月2日被派為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49年1月任第十兵團司令，3月兼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同年3月24日免去安徽省政府委員及主席職。4月率部參加長江防禦戰。1949年12月去海南島。1950年定居香港。1975年1月3日在香港因車禍去世。

夏威 1893年3月2日（清光緒十九年正月十四）出生。夏家在容縣是個實力派，其父在當地頗有地位，這樣的出生環境在新桂系早期的骨幹中是很少見的。夏威和黃紹竑、白崇禧的關係都很親密，這主要是他們三人自從陸小開始，就形影不離，他們一起歷經過學生軍、武昌陸中、保定軍校三期步科、廣西陸軍第1師官、模範營的軍旅生涯。

夏威在模範營當的是第2連連附，後來他與黃、白一起調到新成立的機關槍隊當隊附。在當時，這個機關槍隊沒有設立隊長一職，於是全隊事務就有三人一起商量決定。沒過對久，黃、白兩人又都各自返回原來的連隊當連附，這個機關槍隊就成了夏威的部隊了。此後機關槍隊改編為連，夏就正式當上了連長。

1921年7月，曾經的模範營被擴編為田南警備軍，夏威同黃、白一起升為營長。應該說此時的夏威，就其資歷、威望等，和黃、白是旗鼓相當。可是夏威有一個性格上的缺陷，那就是喜歡做一個好好先生，而黃、白兩人則對待下屬恩威並濟。隨著黃紹竑拉起民軍升為統領之後，白崇禧也因受到馬曉軍賞識而升為統領，此時的夏威因在當營長期間沒有什麼出色表現，只能屈居白氏之下了，從此拉開了與黃、白的差距。夏威雖然在治軍上略顯平庸，但是他也有優點，那就是為人講究忠義，他先是堅定的跟隨於黃紹竑，黃下野后又成為白崇禧的忠心部下了。

夏威不僅為人忠誠，而且也擅戰。在討陸、討沈的戰役中，已經是廣西陸軍第2軍第3縱隊司令官（原討賊軍第3縱隊）的夏威經常承擔單獨作戰的任務，可見黃、白對其之倚重。也正是如此，在參加北伐的作戰中，時任第7軍第1旅旅長的夏威戰功不多，卻是第一個當上師長、副軍長，乃至軍長的人。

夏威雖然在黃、白的漸次提拔中成為了繼李宗仁之後的第7軍第二任軍長。但是其個人威望仍顯不足，加上在北伐作戰中始終作為先鋒的鍾祖培、李明瑞等人也不服他，這就使夏威雖是軍長，卻名不符實。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造成了蔣桂戰爭中，新桂系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威對於新桂系在武漢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擔任第15師師長的他，不僅不能掌握住手下三個旅長，而且經常不在部隊。這一方面可能於所屬三個旅長都並非出自討賊軍系統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他將武漢局勢全部寄托在胡宗鐸和陶鈞兩人的身上吧。

1929年初，蔣介石在湖南培植親信，以奪取桂系控制的湖南地盤，桂系將領夏威（第七軍軍長）、胡宗鐸（十九軍軍長）、陶均（十八軍軍長）從湖北發兵湖南，驅逐湖南省省主席魯滌平，以何鍵取代。這一事件成為蔣桂戰爭的導火線。蔣介石在蔣桂戰爭期間扣押粵軍首領李濟深（廣西人）、收買粵軍將領；派已經下台的湖南軍閥唐生智赴華北活動被桂系收編的湖南將領，白崇禧倉皇出逃；又調動數十萬大軍進攻湖北的桂系第四集團軍部隊。當時第四集團軍司令李宗仁不在湖北，夏、胡、陶三人以夏威為總指揮，擬在武漢外圍抵禦。不料，夏威在出發赴黃陂前夕，忽患白喉，臨時將前線指揮權交給李明瑞。李明瑞與楊騰輝臨陣倒戈，與此同時湖南將領何鍵通電擁蔣，第四集團軍迅速瓦解，桂系戰敗。

因駐湖北的第七軍等部隊是桂系主力，第七軍軍長兼湖北部隊總指揮夏威受到桂系將領的指責，一度被冷落，數年後才復出任十五軍軍長。其實，桂系的戰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上沒有號召力，所以在蔣介石的銀彈、官司彈攻勢下，到處瓦解。此外，李、白在北伐期間大量收編外省軍隊、重用外省將領，卻無力加以嚴格控制，也是第四集團軍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具體到第七軍來說，瓦解的根源也在李宗仁，而不在夏威。俞作柏是桂系猛將，在統一廣西的戰爭中，在三巨頭之下，戰功最大的便是俞作柏。可是，李宗仁對俞作柏並不信任，在北伐前剝奪了俞作柏的兵權。俞作柏胞弟俞作豫、表弟李明瑞隨李宗仁參加了北伐，但因俞作柏的關係受到打壓。特別是李明瑞，作戰勇猛、戰功卓著，卻得不到重用，眼看著外省人陶均被白崇禧提拔後來居上當了軍長，因此心懷不滿。這種內部矛盾，為蔣介石所利用，才導致了桂軍主力的瓦解。

蔣桂戰爭失敗了。夏威覺得對不起黃、白兩位對他有提拔之恩的長官和好友，於是一個人灰心喪氣的逃到香港去了。不久、李、黃、白等人也都逃往了香港，但夏威因對他們懷有愧疚之感，始終不願相見。哪怕是李、黃、白在廣西重新掌權時，夏威也不願意重返部隊任職。不過，這倒使他避開了中原大戰。

1931年6月的兩廣合作，使白崇禧走上了重建桂軍的道路。在他的主持下，大批沉員被裁汰，部分高級骨幹也因對時局抱悲觀態度而選擇轉政、辭職、或退居二線，這使桂軍就特別缺乏可用的高級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夏威禁不住白崇禧的再三邀請，決定復出，成為了第15軍的副軍長。

其實白崇禧打算讓夏威直接當15軍的軍長，可是夏在蔣桂戰爭中的負面形象已經在全軍根深蒂固。為了能讓夏威順利接手這個軍，白崇禧決定自兼軍長，讓夏當副手。而實際上，白崇禧是放手將15軍的全部事務都交給夏威來管的。幾年下來，夏威儼然一付軍長的地位，白見15軍的幹部已經不像當初那樣反對夏威了，就在1934年9月正式任命夏為第15軍軍長。

1934年11月，夏威以十五軍代軍長的身份參與湘江戰役，對紅軍造成較大傷害。

新圩在廣西灌陽縣西北部，南距縣城15公里，北距紅軍西進路線最近點大橋村古嶺頭5公里，距湘江渡口三四十公里，一條從灌陽通往全州的公路從這裡經過，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嶺頭是紅軍前往渡口的必經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邊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新圩往南至馬渡橋長約10公里的公路兩側丘陵連綿，草木叢生，可以建立阻擊陣地。為了防止灌陽縣城方向的桂軍北上切斷紅軍西進通道，中革軍委命令紅三軍團五師從新圩南下，佔領馬渡橋，將桂軍阻擋在新圩以南。

並派出部隊沿公路向南面的馬渡橋推進，佔領公路兩邊的山頭。當日下午，紅五師先頭部隊與桂軍偵察連遭遇，紅軍主動出擊，將桂軍偵察連擊退，並沿公路向南追擊至楓樹腳附近，因前方的馬渡橋已經被桂軍佔領，便在楓樹腳周圍的山頭構築工事。李天佑得到報告后，決定將阻擊陣地設置在從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長約8公里的公路兩側山頭上，這段防線距灌陽縣城7公里，距紅軍向湘江前進的通道最近點大橋村5公里。紅五師的第一道陣地設在楓樹腳附近，以公路為界，將部隊分成左右兩翼，互相配合形成交叉火力。紅十五團布置在公路的左側，即打鑼山、水口山、鐘山上；紅十四團布置在公路的右側，即月亮包山、判官山上；師指揮所設在距第一道阻擊陣地一二里的楊柳井；臨時調配的軍委“紅星”炮兵營，部署在指揮所附近左側的山地上。

在國民黨方面，桂軍部署在新圩方向的有7個團，以第15軍軍長夏威為指揮官，15軍44師（王贊斌）為主攻部隊，15軍45師134團（凌壓西）為44師預備隊，以第7軍24師為15軍預備隊。時任桂系15軍參謀長的藍香山回憶說，桂系估計中央紅軍5日可以通過完畢，湘江戰役前，白崇禧授意夏威在灌陽召集15軍的三個師長黃鎮國、王贊斌、韋雲淞開會，討論兩個截擊方案：第一案，在紅軍通過第4日夜，15軍三個師全部展開，截擊紅軍大尾；第二案，在紅軍通過第5日夜，截擊紅軍小尾。44師師長王贊斌主張第一案，45師師長主張第二案，43師師長黃鎮國未表態。夏威取第一案，打電話請示白崇禧。第7軍軍長廖磊先接電話，他主張保存實力，防止蔣介石圖桂，反對第一案。白崇禧說：“在新圩用一個師打紅這后尾就得。”於是，在27日晚以44師莫德宏團在新圩展開，與紅軍接觸。

桂軍在佔據馬渡橋后無法繼續向前推進，便把獅子山、瘦馬岐、張家嶺一線做為前沿陣地進行布防。桂軍與紅軍的前沿陣地相距約1000米，中間為水田、早地和小村落，雙方都可以看到對方的陣地。

28日拂曉時分，桂軍44師在炮火掩護下，在機槍、重炮、迫擊炮掩護下，向紅五師前沿陣地發起進攻。紅五師沉著應戰，以密集火力封鎖公路，大量殺傷敵人，“紅星”炮兵營也向開炮支援。桂軍正面進攻受阻，遂於下午16時，遂派出一部兵力沿紅軍左側的瘦馬岐等幾個山頭迂迴紅軍前沿陣地的鐘山、水口山一帶。紅軍腹背受敵，損失很大，前沿陣地有的山頭一個排打得只剩下一名戰士。紅五師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線。當晚，紅軍後撤至楊柳井兩側的山頭平頭嶺和尖背嶺一線，連夜趕築工事，準備新的戰鬥。平頭嶺和尖背嶺是公路兩側的最高山峰，紅十五團防守公路左側的平頭嶺，紅十四團防守公路右側的尖背嶺，兩個陣地互為犄角。

29日，桂軍第24師及45師134團（團長為凌壓西）投入戰鬥，戰鬥更加激烈。桂軍先是以空軍第一隊6架飛機低空轟炸、掃射，繼而大炮轟擊，接著以步兵輪番衝擊。到中午時分，桂軍正面與側后迂迴相結合的進攻，已經把紅軍堅守的許多山頭逼到了絕境。紅軍與桂軍展開了白刃戰，反覆爭奪山頭，但終因力量懸殊，紅五師傷亡慘重。十四團政治委員負傷；十五團團長白志文（少將）、政委羅元發（中將）負傷，三名營長中有兩名犧牲，全團傷亡五百餘人。前沿的幾個小山頭相繼丟失，第二道防線眼看就要被突破。紅五師師長李天佑與政委鍾赤兵交換了一下意見，命令師參謀長鬍震到前線接替白志文指揮紅十五團，並電話命令紅十四團團長黃冕昌收縮防線，把團指揮所轉移到師指揮所位置。這時桂軍機槍、炮火已經打到師指揮所旁邊來了，師指揮所準備轉移。結果，未等師指揮所轉移，李天佑便接到了師參謀長鬍震犧牲的消息。李天佑剛剛到達新指揮所位置，又接到了紅十四團團長黃冕昌犧牲的報告。

當時，防守公路右側尖背嶺的是紅十四團。桂軍出動1000多人從正面進攻尖背嶺，被紅十四團擊退。桂軍受挫后，又改為從兩側進攻。紅十四團團長黃冕昌已經腿部中彈受傷，忍著傷痛指揮戰鬥。黃冕昌判斷，左側有紅十五團火力支援，敵人也不易攻上，右側一些火力調到了正面，是薄弱點，可能會成為敵人攻擊的重點，他命令部隊把主要火力立刻調往右側，左側只留一個排長帶兩個班堅守。

不久，桂軍果然出動2000多人向尖背嶺右側發起衝擊。桂軍翻過一個小山坡后，立即遭到紅十四團火力封鎖，無法前進。但是，狡猾的桂軍在強攻右側的同時，又集結一股力量攻打左側。左側情況危急，黃冕昌命令連指導員何誠帶隊向右側敵人打了個反衝鋒，趁機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左側。然而右側敵人又發起了反攻，紅軍寡不敵眾，被迫退進工事堅守。桂軍蜂擁而至，黃冕昌團長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紅十四團防守的尖背嶺和紅十五軍團防守的平頭嶺相繼失守。紅軍交替掩護，且戰且退，在板橋鋪附近的虎形山構築數層工事，集中兵力死守。

30日凌晨，紅五師接到緊急馳援紅四師光華埔陣地的命令，新圩陣地交紅六師十八團接防。由於十八團未能及時趕到，紅五師被迫繼續與桂軍苦戰。紅十五團政委羅元發回憶說：“戰鬥進行到第3天，部隊傷亡更大了。……就在這一天戰鬥中，師參謀長鬍震（這個時間可能有誤）也光榮犧牲。全團幹部戰士傷亡過半……有的連隊只剩下十幾個人，戰士們仍堅守著陣地。營長負傷連長主動代理，連長傷亡排長代理，陣地卻一直堅如磐石，矗立在敵人面前。”

血戰至中午，桂軍見拿不下虎形山（虎形包），便以重兵迂迴左側高山，向紅軍壓過來，同時出動多架飛機對虎形包狂轟濫炸。紅軍拚死抵擋一陣后，被迫撤出陣地，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樓山一線。

30日下午15時紅十八團趕到新圩，紅五師於16時移交防務，迅速趕到界首東南的渠口，與紅十三團匯合，從界首過江。

紅五師，這個彭德懷的主力師撤下來的時候，師參謀長、十四團團長、副團長及團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犧牲，十五團團長、十五團政委和十四團政委負重傷，營以下幹部大部犧牲。全師戰鬥之前有三千多人，下來的時候連傷兵也只剩下千餘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史》中說：“紅十四、十五團浴血奮戰三晝夜，傷亡2000多人”。1934年12月2日，軍委電台的一份敵情通報中提到：“我三軍團第五師此次戰役損失甚大，……十三、十四兩團，現僅有六百餘，十五團尚有四五百人……”。過江以後，紅五師縮編為一個團。

據當地老人回憶，在楊柳井附近的紅五師陣地，數以百計的紅軍死在戰壕里，因沒時間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來，將屍體埋在戰壕里。楊柳井居民何小妹回憶說：“戰壕溝成了殺人溝，死了的幾百紅軍戰士，沒有辦法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來，把屍體掩埋掉。”

紅五師撤離后，新圩方向的阻擊任務由紅三軍團六師十八團接防。紅十八團在新圩接防后，倉促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樓山一帶進行布防，其中以兩個營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樓山，一個營布防於陳家背。桂軍以一部繞過紅十八團向北追擊，一部留在楠木山村圍攻紅十八團。紅十八團傷亡慘重。為避免部隊被桂軍吃掉，紅十八團炮樓山防守部隊被迫後撤，向在陳家背布防的那個營靠攏。桂軍緊緊咬住十八團不放，在十八團撤退後迅速佔領炮樓山，並一路跟蹤追擊。紅十八團的兩個營剛撤到陳家背，桂軍便追了過來。戰至中午，紅十八團一部被分割包圍於陳家背，一部在團長曾春鑒、政委吳子雄率領下突圍而出，邊打邊撤，向湘江岸邊轉移，最後被桂軍分割包圍於全州古嶺頭一帶。紅十八團兩千多將士大部分壯烈犧牲，只有少數戰士突破重圍，但又在隨後的地方民團的圍剿中慘遭殺害，只有為數不多的戰士隱姓埋名，流落民間。紅六師另外兩個團（十六、十七團）損失也比較大，全師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縮編為一個獨立團。

關於楠木村戰鬥的慘烈，楠木村1916年出生的易炳宣老人回憶說：“桂軍是從馬渡河打過來。從村後向紅軍打來，紅軍叫我們不要出門，他們就在那邊山上（炮樓山）和桂軍打了起來。那仗打的啊，子彈從好遠的地方都打到我家的樓板上，有的還穿進牆來。……打了兩天兩夜，槍聲慢慢稀了，我看見桂軍密密麻麻從炮樓山那邊開了過來，也沒進村，就往新圩那邊追過去了。我是躲在屋子裡透過窗戶看到的。桂軍走了以後，我們村上的人過了兩天才敢到那邊山上去看，山坡上到處是屍體，儘是些十幾二十歲的紅軍啊！太多了，村上的人埋不過來了，只好把屍體推到戰壕里，又把土蓋上。”

有人講，中革軍委命令紅十八團，以一團之力阻擋從灌陽北上的桂軍7個團，本身便是一個失誤。其實不然，中革軍委並沒有指望十八團能以一團敵七團，他們只是在紅五師已經無力支撐的情況，作為一個應急措施，讓十八團暫時抵擋一陣，等候紅五軍團三十四師來接防。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時，中革軍委便電令紅三十四師：“三十日晨應接替六師在紅樹腳（楓樹腳）、泡江以北的部隊，主力應控制於紅樹腳，頑強保持上述地域以抗擊灌陽之敵”。但實際上，此時新圩紅樹腳（楓樹腳）陣地已經失守，三軍團部隊已經退到了6裡外的板橋鋪以北，軍委沒有命令三十四師到板橋以北接防，致使三十四師孤軍深入，被桂軍切斷了通往江邊的一切道路，最後全軍覆沒。

由於新圩失守，紅十八團全軍覆沒，紅三十四師沒能按計劃接防，從11月30日起，灌陽方向的桂軍蜂擁北上，其中桂軍44師經新圩西北方向的石塘圩向湘江麻子渡、界首方向追擊，24師由文市西側向北追擊，134團留在灌陽縣境。與尾隨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的先頭部隊相遇。24師向中央軍發起突然襲擊，將其先頭一部約一個連繳械。周渾元知是桂軍有意造成事故，不敢再向西追擊紅軍，率隊向北，經全州、黃沙河，向東安、武岡方面前進，前往湘西南繼續堵截紅軍。原來計劃由湘南出桂北之黃沙河向全州前進的薛岳部，得到消息后，也折回湖南東安，不再向廣西前進。覃聯芳24師見中央軍不再進入廣西，便率部調過頭來向西追擊紅軍。中央紅軍大量未來得及過江的部隊，被桂軍44師和24師切斷、衝散，損失慘重。

其實，紅軍在湘江戰役中的最慘重損失，並不在三大戰場（新圩、光華鋪、腳山鋪），而是在中央紅軍後續部隊趕往湘江的途中：紅一軍團少共國際師僅剩2700餘人；紅三軍團六師十八團被桂軍切斷，全軍覆沒，紅十六、十七團損失也比較大，全師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縮編為一個獨立團；紅五軍團三十四師被桂軍切斷，遭到桂軍王贊斌44師、韋雲淞45師和廣西民團的圍剿，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率余部二百多人(也有說不足二百人、一百四十餘人)，進入湖南，被湖南軍閥抓獲殺害；紅五軍團十三師在全州兩河鄉魯梘村隔壁山一帶阻擊桂軍，損失較大；紅八軍團被桂軍打垮，由長征出發時的10922人銳減至1200人，番號被撤銷；紅九軍團二十二師損失四千餘人，基本上全師覆沒，軍團縮編為三個團。

12月1日，夏威率44師、24師追擊紅軍至湘江，當晚將軍部移駐興安。2日，桂軍在桂北編組兩個追擊隊，夏威15軍協同桂北區民團聯隊為第一追擊隊，廖磊第7軍為第二追擊隊，24師歸還第7軍建制。夏威將44師（缺132團）留興安，45師由興安開往灌陽，一面防止湘軍與中央軍進入廣西，一面與民團配合清剿湘江東岸的潰散紅軍。夏威本人親自率領15軍43師的三個團（每團缺一個營），以及15軍44師的132團，共9個營，以每一個營為縱隊，共分9個縱隊，向西繼續追擊紅軍。

從12月2日起，黃克誠大將回憶說：“我軍過界首之後，沿山地西進，沿途仍不斷遭到桂系軍隊截擊……我軍在廣西境內大約走了十來天時間，絕大部分時間在緊張的戰鬥中渡過。桂軍的側擊戰術很令人惱火，我們不得不隨時提防桂敵的襲擾，以致在這十來天當中，我很少睡眠。有時抽空打個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經非常緊張。直到進入湖南、貴州境內，才得以睡上個安穩覺”又說：“桂系軍隊不僅戰鬥力強，而且戰術靈活。他們不是從正面，也不是從背後攻擊我軍，而是從側面攔腰打。廣西道路狹窄，山高溝深林密，桂軍利用其熟悉地形的優越條件，隱蔽地進入紅軍側翼以後，突然發起攻擊，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軍既不熟地形，又缺乏群眾基礎，所以吃了大虧。”王平將軍回憶說：“白崇禧的部隊都是本地的老兵，他們熟悉地形，常以班排為單位分散在山上側擊紅軍，很難對付。”

夏威的第一追擊隊給紅軍以較大傷害。12月5日，夏威部43師偷襲紅五軍團指揮機關所在地千家寺。紅五、八軍團倉促應戰，邊打邊撤，向老山界方向轉移。在戰鬥中，紅五軍團十三師有兩個團，即三十八團和三十九團，被桂軍切斷。三十九團改道經水埠塘，三十八團沿河道突圍，都順利歸還建制。但是，紅五軍團十三師，在千家寺還是遭受了不小的損失。43師129團團長梁津回憶，他們在千家寺俘獲紅軍千餘人，整個追擊期間，該團共收容紅軍一千三百餘人。127團第1營營長顏僧武回憶，他們在千家寺俘獲紅軍五百人（15軍參謀長藍香山回憶為六百多人），收繳步槍三百多枝，還有許多步槍彈和手榴彈，同時收繳紅布白字的紅軍第十三師旗幟一面。

湘江一戰，紅軍損失三萬餘人，湘軍損失七千多人，桂軍損失二千人。紅軍的損失除紅一軍團腳山鋪阻擊戰(說法不一，,從二千至七千不等)、少共國際師的一部分損失為湘軍造成，紅五軍團一部分損失為中央軍造成外，大部分損失為桂軍造成。而桂軍對紅軍的傷害又主要來自夏威部。

抗戰爆發時，已經改稱為第48軍的原15軍奉命開赴上海參戰，部隊臨行時，夏威被提拔為第8軍團軍團長，部隊則由繼任軍長韋雲淞率領。據說，白崇禧是怕48軍到上海后不聽夏的命令，而將他留在了廣西，當時黃旭初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主持民政；夏威任十六集團軍司令，主持軍事。

1939年日軍侵入廣西時，時任第16集團軍總司令的夏威等到了上陣殺敵的機會。而他卻告誡屬下的175師師長馮璜：“抗戰是相當長期的，不可把‘本錢’一下賭光。”桂軍在夏威的指揮下節節抗擊日軍，有效的拖延了日軍的進展速度，更是有利的配合了中央軍在崑崙關戰役打的勝仗。不過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日軍重整旗鼓，在賓陽發起了反攻（桂南會戰）。本來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中國軍隊措手不及，紛紛敗退，夏威的第16集團軍也不可避免的屬於敗軍之列。戰後，由於要牽制戰區司令張發奎，夏威沒有受到責難，反被提升為第4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6集團軍總司令，並繼續在廣西率部與日軍相持。

1944年10月的桂柳會戰，是夏威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當日軍對桂林和柳州發起進攻時，夏威為了保存新桂系的實力，主張將主力外調，只留兩個新兵師守桂林。結果桂林守軍孤軍奮戰全軍覆滅，而夏在知道桂林丟失后又立即命令放棄柳州，使日軍順利佔領柳州。此役對桂軍來說雖然悲壯，但是對於桂軍的高級將領來說，實在是難辭其咎。

隨著抗戰的勝利，夏威又成為勝利受降的既得利益者。他的16集團軍總部改組為第8綏靖區，夏威調任第八綏靖區司令，同年冬兼任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第八綏靖區司令部設在蚌埠，轄區為皖東北、蘇北的三十幾個縣。當時安徽的省主席是桂系將領李品仙。桂系在抗戰時期紮根安徽，將安徽變成了“第二廣西”。抗戰後，李品仙與夏威，一個在合肥，一個在蚌埠，繼續把持安徽軍政大權。

桂系將領廖磊和李品仙先後主政安徽。據說廖磊比較得人心，是他打下了桂系在安徽的基礎。李品仙主政時間最長，對李、白也很忠心，據說李宗仁的競選費用便是他從安徽搜刮的。但是李品仙在安徽的殘酷搜刮引起了當地民眾的不滿，加上CC系的攻擊，李品仙被迫於1948年下台，省主席一職由夏威兼任。據一些桂系當事人回憶，夏威素無政治經驗，無意當省主席，所謂夏威將李品仙逼走的說法，實在是無稽之談。

1943年夏威在南寧著有《民生主義經濟共管制》一書，1946年又作過相關演講，其要點有：1、土地共管，土地歸國家所有；2、工商企業共管，但並不消滅私人資本，只是節制資本；3、一切天然資源，如礦山、森林、湖泊等，應歸國有，其中大的由國家投資經營，一般的可以由私人承租集資經營；4、空中、海上、內河、陸路的交通運輸，大的概由國家經營，內河輪船、公路汽車，可由地方或私人集資經營；教育、文化、醫藥衛生、娛樂等項事業，可由公家舉辦，也可由私人投資興辦。

夏威任省主席期間根據“民生主義經濟共管制”，提出了一套施政綱領，主要有：“三公”、“八有”、“四求”、“四尚”等。所謂三公，就是“土地公有、銀行公營、兒童公育”（一說為“公教、公養、公醫”）；所謂八有，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人人有醫藥、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自由”（一說為“食、衣、住、行、教育、文化、娛樂、醫藥衛生”）；所謂四求，就是努力革新，求新、求政、求創造、求發展；所謂四尚是關於政風方面的，要求公務人員做到尚實、尚廉、尚公、尚正。夏威上任后，命令懷遠縣長龍躍在懷遠搞新政試點，登記人口、土地、住房、家禽、家畜、各項生產工具等，引起當地人的恐慌。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夏威於1949年初調任華中剿總副司令、華中軍政公署副長官，所謂“新政”也不了了之。

1946年底，桂系四十六軍（整編四十六師）軍長韓練成率該軍赴山東作戰，歸濟南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指揮。由於是桂系部隊，四十六軍也與與設在蚌埠的第八綏靖區總部保持電訊聯繫，46軍的進退行動及駐地位置，夏威全部了解。後來卻突然電訊中斷，彼此失去了聯絡，夏威心急如焚，知情有異，但也無可奈何。又過了幾天，收聽中共廣播，才知道四十六軍已經在山東萊蕪地區被包圍殲滅。這是解放戰爭中，衡寶戰役前，桂系軍隊最為重大的一次損失。

1947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率野戰軍主力(通稱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威脅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長江中游重鎮武漢。

劉鄧大軍進大別山之初，夏威便率第八綏靖區部隊圍攻劉鄧大軍。1947年11月，國民黨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所”，由國防部長白崇禧兼指揮所主任，集中第五綏區、第八綏區部隊、張淦第三兵團、張鎮首都衛戍司令部、空軍第四軍區駐漢口空軍、江防艦隊等部隊，約二十餘萬人，圍攻大別山。其中，進攻大別山的主攻部隊為夏威第八綏靖區部隊、張淦第三兵團。

夏威第八綏靖區指揮的部隊包括，整編四十八師（張光瑋）、整編四十六師（譚何易）、整編二十五師（黃伯韜，暫歸第八綏靖區指揮）。整編四十八師、整編四十六師是桂系部隊，裝備一般，每個師約二萬三千人。整編四十八師老兵多，戰鬥力強。整編四十六師新兵多，戰鬥力稍弱。整編二十五師為中央部隊，全師約三萬人，裝備好，戰鬥力強。

白崇禧對大別山的進攻部署是：（1）第三兵團張淦部第七軍由黃梅經英山、羅田向立煌（今金寨縣）方向推進（2）第三兵團張淦部整編二十八師由麻城向黃安方向攻擊前進。（3）夏威部整編二十五師（附青年軍第二0二師第二旅）以一個旅進至岳西，策應整編四十八師進攻立煌，其餘控置於桐城、潛山為戰略預備隊。（4）夏威部整編四十八師由六安南部之毛坦廠直接攻佔霍山，然後經諸佛庵向立煌推進。（5）夏威整編四十六師以一個旅向葉家集攻擊，一個旅控制六安、合肥等地，擔任後方交通線的確保。

進攻過程中，張淦部第七軍除在漫水河附近遭到解放軍小部隊抵抗外，未遇有組織抵抗，該軍後轉至鄂東滕家堡壘、麻城一帶。夏威部整編25師在衙前鎮（今岳西）遇到有組織抵抗，激戰一晝夜，后解放軍向太子廟方向撤退，25師佔領衙前鎮后未再前進。夏威部整編四十八師由毛坦廠向霍山進攻過程中，遇解放軍有力抵抗，戰鬥激烈。48師所屬176旅猛烈進攻，解放軍撤至霍山縣城，有固守模樣。該師繼續進攻，經兩天多的戰鬥，始佔領霍山縣城，解放軍向諸佛庵方向撤退。該師進佔立煌時，解放軍已主動撤出。48師向河南商城方向追擊，在商城以西之沙窩、白雀園兩處與解放軍掩護部隊遭遇，發生激戰，后解放軍主動轉移，戰鬥遂告結束。

白崇禧號稱“小諸葛”，自詡對付解放軍很有“經驗”，常說：“不怕共產黨凶，只怕共產黨生根”。他對大別山的解放軍採取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緊密配合的所謂“總體戰”。他先集中兵力攻佔大別山東部核心地帶，將劉鄧大軍擊散，然後分區“清剿”；積極修復公路，架設通信網，擇定戰略要點構築工事，分派兵力固守；實行保甲連坐制，“築寨並村”，隔斷劉鄧大軍同大別山人民的聯繫；利用地主、惡霸、特務，在國民黨軍所佔之處，“恢復地方行政，組織及實施民眾組訓”，配合軍隊“進剿”。這些措施給劉鄧大軍很大傷害。因為很難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劉鄧大軍陷入無後方作戰中，得不到群眾支持、後勤補給困難、招兵難、逃亡多、病亡多、傷兵死亡率高，以致不得不從老根據地抽調整個縱隊帶裝備人員進山支援。

大別山鬥爭之艱苦，有一位老同志回憶說：“我是紅四方面軍的，讓張國燾整得三過雪山，兩過草地，又編到西路軍翻過祁連山，闖過大戈壁，什麼苦沒吃過？咱紅軍、八路軍就是苦出來的。可進了大別山，我覺得那日子比長征還苦，苦上幾倍。”

為調動敵軍，緩解大別山壓力，劉鄧派剛剛抵達大別山的第10、12縱隊分別西越平漢路，開闢江漢、桐柏根據地，連同已經建立的皖西、鄂豫軍區，擴大解放軍軍勢力範圍。之後，又將野戰軍指揮部一分為二——“后指”率第1縱隊北渡淮河，合同陳粟、陳謝牽制敵人，開闢中原戰場；“前指”則率第2、3、6縱隊留在大別山區，尋機殲敵，鞏固根據地。

可是，白崇禧不為所動，仍集中主要兵力於大別山區，採取軍事和政治相結合、圍攻與“清剿”相結合的“總體戰”——網羅地主惡霸，發展特務組織，恢復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網”、“公路網”，配合正規部隊，摧毀共產黨地方政權和武裝；實行“三光”、“移民”、“並村”政策，掠奪糧食，捕殺共產黨幹部，製造無人區。

留在大別山的三個縱隊被迫採取分散活動方式，活動範圍僅限於大別山的邊緣地帶，其中第2縱隊在淮河南北轉戰，第3縱隊在皖西一帶游擊，第6縱隊則在大別山南麓活動。大別山中心地帶全部為敵所佔，解放軍攻佔的縣城和大的市鎮全部丟失。敵人所到之處，立即恢復其反動統治，我地方政權被迫轉入地下。到1948年3月，劉鄧大軍主力部隊全部轉出大別山，根據地全部變成了游擊區。

劉鄧大軍從1947年8月進入大別山，到1948年3月轉出大別山，在大別山艱苦轉戰7個月之久。關於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的鬥爭是勝利還是失敗，存在著爭論。不過，劉鄧大軍在大別山處境艱難，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

劉鄧大軍主力（1、2、3、6縱隊）自根據地渡黃河時為12.4萬人，魯西南傷亡1萬左右，但殲敵5.6萬。加上魯西南部分俘虜，減去南下途中犧牲掉隊等損失，到達大別山時不少於11.5萬人。而最後在臨泉寨會師時，4個主力縱隊（1、2、3、6縱隊）只剩下5.6萬人。當然，還有部分部隊作為地方化的部隊留在了大別山，但這些部隊主要是後來的12縱隊和其他各縱分出的部隊，合計2萬多，3萬不到一點(也有說一萬多人)。

關於劉鄧大軍的損失，有專家經研究，認為在7萬人以上：原始主力11.5萬，加12縱1.2萬，加後來補充兵員約3萬，這樣總共進大別山的兵員為15.7萬人。減去剩下的8.6萬（留在大別山的部隊以3萬人計），劉鄧大軍在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總計損失了7.1萬人。如果把南下路上和10縱柳林的損失計算進去，則損失則在8.6萬人以上。這個減員數甚至超過了遼瀋戰役東野全軍的傷亡。

在躍進大別山前，劉鄧所率晉冀魯豫軍區總兵力42萬，其中野戰軍28萬，有10個縱隊和一個軍，還有一個炮兵旅。可是，從大別山出來后，中原野戰軍卻降為不足15萬人。所以出現這種狀況，除劉鄧野戰軍有兩個縱隊（第10、12縱隊）和一個軍（38軍）轉為地方武裝外，轉戰大別山過程中的嚴重減員是主要原因。而與此同時，這與劉鄧大軍的數量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躍進大別山之前，劉鄧指揮以1、2、3、6縱隊為核心的野戰軍，先後取得隴海、定陶、巨野、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等七大戰役的勝利“七戰七捷”，每戰都打成殲滅戰。後來又發動豫北攻勢、魯西南戰役，“九戰九捷”，使國民黨軍隊損失30個旅、近30萬人。有評論認為，躍進大別山之前，劉鄧大軍的戰鬥力一點都不比東北、華東的部隊差，甚至更強。但是從大別山出來后，中原野戰軍的戰鬥力明顯不及東北和華東部隊。

這一時期，中原野戰軍除陳賡率領的第4縱隊外，轉戰大別山的幾個主力縱隊均表現出野戰能力較弱。淮海戰役時，粟裕決定，消滅黃維兵團的全部繳獲，全部交給中野。淮海戰役后，又決定華野每個縱隊抽調6000俘虜兵補充中野。這樣中野才恢復元氣，渡江戰役前重新恢復到28萬人。

劉鄧在大別山搞了一段土改，應該算失敗了，直到淮海戰役時，大別山地區的政權建設也不算成功。在全國解放后，大別山還有十幾個縣城被土匪盤踞，是我國北方最大的一股。

1949年9月28日，白崇禧在衡陽召開高級將領會議，討論局勢。會上，第三兵團司令張淦主張反攻長沙與解放軍決戰，這個主張遭到多數人的反對，其中又以夏威反對最為激烈。夏威主張退回廣西部署作戰。白崇禧遲疑不決，宣布暫時在衡寶、衡耒之線採取守勢，靜觀解放軍的行動，再作下一步決定。結果，在衡寶戰役中桂軍遭到致命打擊，主力第七軍四個師中有三個被殲，48軍176師遭到殲滅。關於衡寶戰役，48軍軍長張鴻文回憶說：“白、夏二人的意見本是不一致的，但夏威不過是白崇禧的副長官，他無法，也無力改變白的決定。”回到廣西后，夏威表露出極大不滿地對張文鴻說：“如果當時按照我的計劃，就不致有衡寶戰役，也不致遭到如此巨大的損失。”

三大戰役后，解放戰爭勝負已分，之後解放軍摧枯拉朽，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在這種形勢下，小小的桂系想要阻擋解放軍最精銳的第四野戰軍，無疑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因此，夏威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這種形勢，恐怕白崇禧不是不清楚，而是“小諸葛”的自負與自尊讓他於心不甘，總幻想著要再掙扎一下。另外，他還幻想能得到美國的援助，進行反攻。他告訴將領，魏德邁說，可以提供四十個師的美式裝備，他打算十五個師的裝備給馬家軍，其餘裝備華中部隊，過早撤退會影響美援的接收。可事實證明，所謂的“美援”，只存在於幻想之中。

回到廣西后，夏威又極力主張退往海南島。白崇禧其實也作好了退往海南、越南、雲南三種準備。但是，白崇禧的自負與自尊，再一次讓他並不甘心恢溜溜地離開大陸，他仍然幻想著再與四野決一雌雄。白崇禧的不甘是有事實證據的：他一面重整桂系軍隊，一面讓李品仙成立桂林綏靖公署，做“總體戰”準備，組建軍隊、保安團、游擊支隊，在廣西全省範圍內徵兵、征糧、徵稅、修路、“剿匪”、空室清野、公開煙賭、一甲一兵一槍、清查戶口、限田減租……為了方便李品仙實施其“總體戰”的計劃，白崇禧甚至不惜讓黃旭初讓省政府主席一職。這完全不像急於離開廣西的樣子。所以，桂軍的廣西境內的停留，決不僅僅是因為要與粵軍協商退往海南島事宜等客觀原因所致，白崇禧的過分自信以及決戰幻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與白崇禧的過度自信相比，夏威的主張更要切合實際，但在白崇禧的眼裡，夏威的表現則是過於消極悲觀了，以致他到了台灣后，在回憶錄中仍然批評夏威在最後關頭“沉不住氣”。白崇禧本人倒是能“沉得住氣”，但他“沉的住氣”的結果卻是桂軍在廣西的迅速瓦解、潰散和覆滅，進一步的結果就是加速了海南島的解放。

夏威與桂系參謀長葉琪是親戚。夏威兄夏理孚，弟夏國璋。夏國璋抗戰時任桂系48軍174師副師長，率部參加淞滬會戰，1937年11月21日陣亡，被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1987年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民政廳批准夏國璋為革命烈士。

夏威妻劉光賢，有子夏宗政（排行11又名宗國，住址不詳）。夏威二妻鴻任，未記載有生育。繼妻陳明厚生有子夏宗徹（曾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電子系教授）、夏宗烈（曾任加拿大某航空公司經理）、夏宗軻（已故）、夏宗耀（已故）、女夏敏葵（1973年在香港病故）、夏捷葵、夏幸葵。夏威子女大多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