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滌平

魯滌平，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陸軍兵目學堂。

畢業后在湖南新軍服役，辛亥革命時為湘軍排長，營管帶。參加過反清之役，民國初年又參加過護國、護法諸役，

1915年加入中華革命黨。

1923年擁護孫中山，率部到廣東。後任湘軍獨立第三旅旅長、第二師師長，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軍長，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是湘軍元老譚延闓的嫡系將領，後任第四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序列上為第四集團軍總指揮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由於魯滌平沒有追隨桂系參加反蔣活動，取得蔣介石的好感，逐漸得到提拔。

蔣桂戰爭。後來在蔣、桂爭奪兩湖的戰爭中，魯滌平又在中央軍第三軍朱培德的軍中任第十八師師長。之後任武漢衛戍司令。

1929年，魯滌平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即湘軍舊部)總指揮，負責圍剿中共中央蘇區。下轄張輝瓚的第十八師、譚道源的第五十師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師等，並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

1925年11月上旬，毛澤東曾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與彭湃、阮嘯仙、易禮容、陸沉等7人，組成了“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毛任書記，負責領導此前成立的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當時，毛澤東曾與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一同，訪問過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以及副黨代表李富春，爭取他們支持在武昌開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此後，大革命失敗，國共分裂。1929年初，國民黨湘贛兩省的軍閥何鍵與魯滌平，聯手發動了第三次對井岡山的“會剿”。1月14日，毛澤東率紅軍主力下山，欲將敵軍引離井岡山。但紅軍在贛南數戰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殲滅了贛軍劉士毅兩個團，打破了危局，這也是贛南和閩西的紅軍根據地創建之始。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之後，國民黨又開始大舉發動對蘇區的“圍剿”。當時魯滌平任“江西剿匪總指揮”，他率領張輝瓚、譚道源的湘軍和鄧英新十三師的陝軍，進攻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結果，又被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游擊戰術打得一敗塗地，其手下的兩員大將張輝瓚、譚道源一俘一逃，或全軍覆沒，或潰不成軍，國民黨參與“剿匪”的將領們個個面如死灰，談“紅”色變，魯滌平也臉色無光。不久，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營主任的身份赴江西，發動了第二次“圍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幾近破裂的國民黨內部達成了“寧粵合作”，蔣介石迫於壓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魯滌平調往自己的故鄉浙江任省府主席。因參加“剿共”慘敗而大丟臉面的魯滌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張難先毫無準備，以至於當時杭州城裡傳出“張難先終究難先”的謔語。張主席只好拱手讓出湖濱“澄廬”的官邸，把權力移交給領兵前來的魯滌平。

顯然，魯滌平是因“剿共”無力鎩羽而來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蔣介石的老巢擔任“父母官”很不容易。於是，他索性採取“無為而治”的對策，大半時間他是在距杭州不遠的“清涼世界”——莫干山上養痾和避暑。

魯滌平擔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實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門都掌握在蔣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廳長是陳布雷、建設廳長是曾養甫、財政廳長是周駿彥、保安處長是宣鐵吾和俞濟時等等，他們都是蔣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陳”即“CC”的重要成員。魯滌平曉得其中的“遊戲規則”，凡事聽命於蔣介石的南昌行營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馬首是瞻。

於是，魯滌平在浙江的“政績”，大概除了濫發公債之外，就沒有什麼了。加上當時魯滌平的舊部以及劉珍年客軍的給養，都是由中央供給的(蔣介石下野后樂得讓汪精衛政府出錢)，也沒有給浙江人民增添什麼新的捐稅。借著魯滌平“無為而治”的這個機會，國民黨軍統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親信和心腹。後來這所學校的校長趙文龍就是他的“鐵桿”，也是不久之後相繼發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魯滌平猝死案的關鍵人物。

1934年離任。被調到南京，任南京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這是一個閑職。

1935年病逝南京。

魯滌平到浙江履新不過三個年頭，1934年忽然又被調到南京，任南京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這是一個閑職。可是不久，他卻奇怪地猝死。

魯滌平的猝死，其中疑竇甚多。一是他致死的原因：當時報紙上說是因腦溢血而斃命的，后卻有人說是軍統特務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點：一說是死於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說卻是死於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內，且此前省府內外已是戒備森嚴，對外的口風是魯滌平中風病危，需要安靜，禁止行人喧嘩等；三是在魯滌平死後，其“愛妾”在開喪前夕，竟然跳樓殉夫，這時已是民國，不是做烈女的時代了。這更為這樁懸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實，魯滌平與其小妾的離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漣漪”。

原來，史量才一案的內因，是因為蔣介石嫉恨史量才，並且不肯降服於蔣。當時，史量才已逐漸獲得中國報業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擁有《申報》、《時報》、《新聞報》等，這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輿論和宣傳構成了嚴重威脅。於是，蔣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劃一樁旨在消滅史量才的兇殺案，由國民黨特務來充當兇手(具體執行的人是軍統上海特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等6位“黑衣人”)，並由國民黨杭州警察局局長兼警官學校校長趙文龍配合執行。

這一行動的計劃是，在史量才一行從杭州返回上海之際，行動人員搶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準備，進而實施突然的刺殺。儘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楊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範，如配置了防彈汽車和防身手槍等，但畢竟不是精於黑道的國民黨特務的對手。於是，1934年11月13日，在滬杭公路海寧翁家埠段，發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傷兩人)。這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經由最高統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謀殺案之一，是宋教仁、楊杏佛被刺血案之後的又一血案。

“史案”發生后，全國輿論大嘩。特別是此前顧祝同在江蘇省政府主席任內悍然殺害了記者劉煜生，激起了全國新聞界和各界的軒然大波，為此國民黨軍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個“保護新聞事業人員訓令”的文件。然而，“劉案”后不久，又發生了中國新聞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為了應付輿論，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裝模作樣，布置偵查和破案，並且懸賞5萬元捉拿兇手。

由於“史案”發生在浙江，當時就由當省府主席的魯滌平去主持了。本來，這是搪塞輿論的把戲，也就是說，這是“做戲”給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不料，不知底細的魯滌平竟然“假戲真唱”，開始認真地著手偵查起來。這除了他不知道蔣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貓膩”之外，有人說，這也是他發自內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還有人說，魯滌平因非蔣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為犧牲品，所以索性放開手腳，把案情調查清楚，藉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會在浙江任內，破天荒地以職責為重，甚至帶病追查案情，並且居然在蔣介石連續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嚴密緝查和懸賞捉拿兇犯之後，又下發“最後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級負責機關呈報緝查結果，否則將予以嚴懲。

於是，他獲知了一點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個“史案”中的蹊蹺之處——為什麼案件發生在滬杭公路的海寧翁家埠段，但兇手所乘轎車的車牌卻被遺棄在西湖的蘇堤上？而且，這輛轎車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學校的？如此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長)、趙文龍(公安局長)、俞濟時(保安處長兼警備司令)等不無嫌疑了。當然，這時的省主席魯滌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卻說“史案”發生之後，蔣介石鑒於中外輿論的壓力，一面向史量才的親屬致以唁電錶示哀悼，同時貓哭耗子地為史量才的哀輓錄題寫了“哲人其萎”的題詞。其他國民黨的高官們如孫科等，均一一題字，表示悼念，魯滌平也獻了一副“輿論同悲”的輓聯。而在上海的追悼會上，卻有一副最醒目的輓聯，不啻是給他們一記耳光——“死亦尋常，忍此一剎那痛苦；有輿論在，有事業在，復何遺憾”。

與此同時，蔣介石煞有介事地給案發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魯滌平記了一個大過，並責成他10天緝兇破案，後來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調離職務。對此，魯的心情顯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國民黨“地頭蛇”乘機興風作浪，一面以“魯主席即將榮遷”為由，對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窺，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實。魯滌平的一番牢騷，經過他們的捕風捉影和添油加醋，上報給了蔣介石。蔣原本就惱怒戴笠等人在“史案”過程中手腳做得不幹凈，給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囑趙文龍，在魯調離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據說，就是在魯主席頻頻出席的下屬歡送宴會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藥。於是，他半夜毒發，一命嗚呼，時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魯案”，真正的元兇是蔣介石和其屬下的特務。儘管魯滌平曾因參加討桂戰爭而獲得過蔣介石的青睞，但他畢竟不是蔣的嫡系。此時的蔣介石，憂心於全國輿論對“史案”的關注，同時又懼怕先因不知殺史內情、繼而又獲知情由的魯滌平會認真偵查破案，這樣難保會有弄假成真的麻煩。於是，他就以辦案不力為借口，將魯調離浙江，接替陳調元，去南京就任所謂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閑職。而魯的原職，就由黃紹竑來擔任了。為了“作秀”，蔣把浙江海寧縣長也撤職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員也被記了大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魯滌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靜安和愛妾沙佐安的疑心。原來，魯滌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軍的首領都喜吃魚翅之類，中國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單中，居然也有魯滌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謂“三層套雞”的傳統湘菜，其實那是長沙名廚柳三和最擅長的名菜之一。據說魯滌平主湘之時，沙夫人患有頭痛的頑疾，當時醫生推薦了一個方子：用麻雀、斑鳩、烏骨母雞和天麻套蒸，飲其湯來治病。後來柳三和借用這個配方，在母雞肚子內放入鴿子，鴿子內再放入麻雀，麻雀內又放入天麻、枸杞之類的藥材，用此三物套蒸，製成了所謂的“三層套雞”，不久就名噪一時。魯滌平非常講究飲食，他還有專職的私人廚師。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碩，就有了“中風”的幾率，所以魯滌平因中風搶救不及而死的消息，當時一般人是信以為真的。可是，他的妻子和愛妾卻不這麼看。因為隨侍在魯滌平身邊的這一對妻妾知道，主子雖然一向身體不佳，卻沒有高血壓之類的疾病，懷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她們還從魯滌平生前的口風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尋常。魯滌平猝死之時，她們更親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難堪，尤其是在他臨死時的喃喃中，斷斷續續地吐露出的一些隱情也被她們聽到了。然而，身處高牆深院中的魯滌平的妻妾們，卻不知“江湖”的兇險，她們居然揚言要在魯滌平開喪時當眾喊冤。

已經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責罵的趙文龍，聽到這個消息自然不免慌張起來，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硬給戴上一頂紅帽子，說她私通共產黨，逼得她跳樓自殺。再“做”了這些女人。於是，接下來就有了魯滌平開喪的時候，他的小妾跳樓的一幕(當時稱她是哀思魯滌平，痛不欲生為主子殉身)。

從此之後，史量才一案和魯滌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後來，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馬山，當年他為其愛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莊”，依然是西湖邊最靚麗的一座建築物。而魯滌平呢？有人說他於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說靈柩被運回湖南安葬了。據說，曾有人為了“紀念”這位省主席，在西湖邊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當然，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無處可覓了。

魯滌平案給蔣可乘之機

1929年2月中旬，駐長沙的第十九師師長何鍵到漢口秘密報告說，蔣介石由陸路經江西運送武器補充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所部第十八師，積極備戰。當時李宗仁、白崇禧等都不在武漢，凡事由胡宗鐸、陶鈞、夏威作主。他們年輕氣盛，對此不細加審度，也沒有估計到這是蔣介石故意布置下的圈套。胡宗鐸主張先發制人，四集團軍總部民政處長潘宜之更從旁附和。這樣，2月20日，他們竟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下令免去湖南省主席魯滌平職，以何鍵繼任，同時派葉琪、夏威兩部由鄂入湘，解決魯滌平部。魯滌平倉皇率部退入江西。

這事是胡、陶背著李宗仁乾的。到21日海軍艦隊司令陳紹寬告訴李宗仁時，李這時才知道事態嚴重了，連忙化裝逃出南京，前往上海。

蔣看到武漢政治分會的行動，完全符合他的所料，因為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曾有過“不得以政治分會名義對外發布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內人員”的決議。而武漢正好違反了此決議。此時興兵討桂，便名正言順了。但是蔣對搞垮桂系，早有整套計劃，此刻還沒有部署完成，不想過早地暴露。因此，就指使吳稚暉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來調停“魯案”，表面上似乎是對桂系寬大，實際上是藉此掩蓋正在進行的陰謀詭計。

“魯案”既起，坐鎮兩廣的李濟深便電責胡、陶，並建議李宗仁自請處分。李濟深本來打算到南京出席編遣會議，到上海時，魯案已經發生，遂遷到法租界“融園”同李宗仁住在一起，會商善後辦法。此時，蔡元培、吳稚暉已到上海拜訪他們。蔡問李宗仁對“魯案”有何意見。李說自己應引咎自劾，以明責任。蔡謂這樣便有迴旋餘地，吳稚暉則提出邀李濟深一同去南京調停。李宗仁對李濟深此時去南京是否合適，表示懷疑。但吳稚暉拍著胸脯說：“任潮先生的安全問題，我敢以人格擔保。”這樣，李濟深遂隨蔡、吳到南京去了。

1929年3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根據蔡、李的報告，作出決議說，武漢政治分會改組湖南省政府一案，誠屬不合，應由該分會主席負責。對李宗仁不處分，對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張知本、胡宗鐸、張華輔予以免職，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事情至此，“魯案”似已完全解決，然而實際並不如此，鬧劇還在繼續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