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鐵吾

宣鐵吾，諸暨縣小東鄉高等小學畢業，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第二期畢業。其父為蔣介石青年時代拜把兄弟，故蔣視其為子侄。曾任紹興國恥圖雪會幹事，杭州印刷工人俱樂部執行委員長，杭州青年協作會委員等。1923年到廣州，入陸海軍大元帥府衛士隊任衛士，曾加入中共。1924年1月由沈定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任)、倪憂天(杭州文化印書局經理)介紹加入國民黨。同年春由胡公冕、徐樹桐保薦報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四隊學習，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一團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連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營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后，脫離中共組織關係，但因對清黨和大屠殺不滿，脫離部隊，往青島任青島市航務局科長，市政府土地局第四科科長，青島憲兵司令部團長。1928年春任杭州軍官訓練班第三大隊大隊長，同年冬併入中央軍校第七期，仍任大隊長。兼任中央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不久轉任南京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中央警衛軍第二師參謀長。1932年1月任第五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同年底任復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1933年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復興社特務處骨幹成員，浙江省政府保安處處長兼杭州警備司令。1936年10月授陸軍少將。抗日戰爭爆發后，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司令．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浙江戒嚴司令，浙江防空司令．併兼任金蘭、紹興戒嚴司令和浙江省保安縱隊司令，三青團浙江省分團主任、幹事長。1938年春，其基本部隊改編為陸軍預備第十師，任師長。1939年2月任第三戰區第十集團軍第九十一軍軍長。兼錢塘江北岸守備司令。1943年2月當選三青團第一屆中央監察會監察。同年8月赴重慶任軍委會侍從室侍衛長，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署署長。1945年8月，陸大將官班畢業，任中央訓練團上海分團主任，後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任綏靖公署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員，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49年夏往香港定居，後轉赴台北，曾任南山工商職業學校常務董事。1964年2月6日病逝。台灣出版有《黃埔一期宣鐵吾將軍紀念集》等。

宣鐵吾早年喪母，父為裁縫，家道貧寒。

宣鐵吾8歲入私塾，3年後家貧輟學，先後在紹興、杭州當排字工人。

民國10年（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宣鐵吾與陳兆龍、宣中華等過從甚密，曾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民國13年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學生第三隊。成為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深受蔣介石寵信。

宣鐵吾畢業后，在黃埔軍校教導團和國民革命軍中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參加過東征和北伐。

民國16年秋，宣鐵吾去青島土地局任第四科科長。

民國17年1月，蔣介石在杭州辦軍官訓練班，收容黃埔軍校第六、七期學生進行訓練，宣鐵吾任第三大隊大隊長。同年冬，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上校科長、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

民國21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宣鐵吾任八十八師參謀長，參加對日作戰。後任蔣介石侍從參謀、少將侍衛長等職。同年3月，宣鐵吾與康澤、鄧文儀等發起組織復興社。任復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

民國24年起，宣鐵吾任浙江保安處處長，兼杭州戒嚴司令、錢江南岸守備指揮官、浙江防守司令、金（華）蘭（溪）警備司令、浙江省保安司令、紹興戒嚴司令、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

民國28年2月，宣鐵吾任九十一軍軍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支團籌備處主任。

民國32年8月，宣鐵吾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宣鐵吾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

民國35年7月，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曾積極配合蔣經國在上海打擊囤積居奇活動，並多次鎮壓學生、工人運動。

民國37年11月30日，宣鐵吾調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未就職。

民國38年2月，宣鐵吾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同年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

解放前夕，移居香港。

1960年，宣鐵吾應蔣經國、陳誠之邀去台灣，任南山工商學校常務董事。

1964年2月6日宣鐵吾病卒。

抗戰勝利后，宣鐵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後由於榮德生綁票案，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宣又兼任警備司令，集軍警大權於一身，成為上海叱吒風雲的紅人。宣鐵吾與杜月笙幾次三番鬥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個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鐵吾何以敢和他對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蔣經國的支持。

一、宣鐵吾和蔣家的關係

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只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CP。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后，思想即逐漸傾向於後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

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安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係。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只有斗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

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物。他組建中統和軍統，本來有相互牽制之意，但後來戴笠青雲直上，權大包天，到抗戰末期，蔣介石對之已有戒心。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在重慶成立了一 個秘密五人小組，參加的有宣鐵吾、錢大鈞、胡宗南等人，唯獨沒有戴笠。小組表面上的任務是平衡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矛盾，實質上也有抑制戴笠權勢的性質。蔣經國是深切了解內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鐵吾。蔣經國和宣鐵吾都對當時的貪污和大發劫收財的現象深為反感，而這些醜事大部分是由中統和軍統的特務乾的。杜月笙和戴笠的關係之深，可以說甚於蔣、宣。蔣、宣後來和杜月笙的鬥法，實質上是對抗軍統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蔣介石已決定錢大鈞任市長。當時，吳鐵城和戴笠都曾推薦上海警察局長的人選；錢大鈞也開了一 套班子的名單。蔣介石對上海所有各局人選，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長一職，親自點名由宣鐵吾擔任。這樣一來，錢、戴、吳不僅無話可說，而且也真正感覺到了宣鐵吾的份量。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

宣鐵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屬於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警察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誌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啟程后，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頓風氣。並且特別提出要整頓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於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

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後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

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後支持。宣在上海並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

二、抗戰勝利后的杜月笙

杜月笙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起，結識了蔣介石。杜在青幫中的輩分極低，這是杜一生最感苦惱的事，但由於他後來和戴笠結下不解之緣，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謀劃策，因此，實質上成了上海工商經濟和黃色工會的幕後操縱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殺中雖然有“功”，但並未博得蔣介石的過分青睞，直到抗戰，杜竭力贊助戴笠組織“總動員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方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蘇浙行動委員會”由戴笠任主任委員，杜月笙、楊虎等任委員。杜慷慨解囊，捐助輕武器快慢機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個支隊，其中如陸京士、水祥雲等人，都是杜的門徒。這支雜牌部隊，就是後來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抗戰勝利，軍統特務“五子登科”，大發劫收橫財，當然也和杜月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抗日勝利后的上海，錢大鈞雖是市長兼警備司令，但只是一個空名，掌握大權的實際上是吳紹澍。吳在國民黨系統內不是個頭面人物，但因吳開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慶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直由吳紹澍負責。所以一旦勝利，他就從地下冒了出來，蔣介石不得不給他些頭銜和權力。當時，吳紹澍身兼東南軍政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三青團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社會局長和《正言報》社長等重要職務，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吳紹澍。

吳當時年少氣盛，他一登上“寶座”，就頭腦昏昏，公開和杜對峙起來。對於初出茅廬的吳紹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團根本不放在眼裡。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勢力是在黃色工會，因此，吳就任社會局長，他們就首先開刀。杜想讓吳開先當社會局長，陸京士當黃色工會總頭目，以此來控制上海的工人。

1945年秋冬，抗戰勝利后不久，杜一手包辦的黃色工會就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借口，鬧起風潮，搞得吳紹澍惶惶不可終日，終於以“辦事不力”被轟下了台；再加上中統、軍統紛紛告狀，吳紹澍竟被剃了個光頭，只剩下了《正言報》社長一個閑職。對於杜月笙這種做法，蔣經國和宣鐵吾儘管袖手旁觀，但更加深了本來已有的反感，認定杜是要以黑手統治上海，因此決心和杜較量一番。

吳紹澍倒台後，杜月笙的觸鬚事實上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只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恆社”社長（“恆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於軍隊和警察，對於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

三、萬墨林案件的前因後果

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在上海代杜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后，萬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於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衝。在蔣、宣和杜的鬥法中，他第一 個受到衝擊。

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蕩。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於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

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於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后，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並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後台，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於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

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麼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制，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 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後，苦思對策。

他們一方面叫軍統的小頭目戚再玉（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是個手操生殺大權的紅人）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杜月笙有個門徒陶建芳，黃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團團長、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和第三戰區高參等職。陶既和宣鐵吾熟悉，又對杜唯命是從，是個兩跨的人物。但陶不敢親自去對宣鐵吾講，就在深夜坐著杜的自備汽車，來找我商量，說萬墨林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視。我不好推辭，就讓陶去了看守所。陶向萬轉達了杜月笙的關心。當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來到我家中，杜月笙裝得一臉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誤會”。我感到難以下場，若不識抬舉，貿然得罪這位“大亨”，事情就麻煩了。

我就給想了個辦法，要陶建芳親自去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我當時認為他們通不了這個關節；萬一弄來證明，公事公辦，也可沒有責任。不料錢能通神，兩天以後，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我內心明白，落得順水推舟，就冒了個小小的風險，將萬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事後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我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 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並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麼嚴重的病，而我也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鐵吾恐怕也難應付。後來和宣鐵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並不是非置萬於死地不可，只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雲散以後，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

關於宣杜交惡，還有一段插曲可說。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係一向很好，就於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雲集，轟動全國。宣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麼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 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台，於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後，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

四、杜維屏被扣與獲釋

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後方動蕩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蔣經國到上海后，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我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於當頭一棒，因為杜對於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隻無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

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一 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注意。這樣一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但據我事後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連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後將杜交保釋放了事。

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一、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闆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只好告終。

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制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一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霉，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一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只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我記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瀋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范漢傑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併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並無地下黨。

四、蔣經國和宣鐵吾在1948年秋還殺了幾個軍統惡霸。

一個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後台是保密局的毛人鳳。戚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上海是個臭名遠揚之徒。特別是戚通風放走大貪污犯徐繼庄一案，使蔣經國大為震怒（當然還夾雜著軍統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就親自下令，將戚逮捕，經軍法判處槍決。另一個是張亞民。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因敲詐一個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鈔一案，后被告到蔣經國、宣鐵吾手裡，就也由蔣親自下令，將張槍決。這兩件大案，當時曾在上海各報連篇累牘刊載過，轟動一時，人民拍手稱快。但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殺幾個人已無起死回生之效。

抗日戰爭時期，宣鐵吾過生日，邀請齊白石赴宴作畫。齊白石來到宴會上，鋪紙揮毫，一隻水墨河蟹躍然紙上。眾人讚不絕口，宣鐵吾喜形於色。不料，齊白石筆鋒輕輕一揮，在畫上題了一行字：“看你橫行到幾時”，后書“鐵吾將軍”，然後仰頭拂袖而去。

拋售黃金弄得國民黨在財政經濟上油干燈草盡，宋子文也黔驢技窮，只好於1947年2月16日炮製出一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經國防最高委員會議通過於3月中旬開始實施。方案宣布停止一切黃金買賣，不準以黃金作為通貨在市場流行，個人不得攜帶和存有黃金，方案實施前存有黃金者立即到中央銀行按1946年價格換回法幣，違反者一經查出將依法治罪。政府拋售黃金給商民，半年後又強制從商民手中把黃金掠奪回來，國民黨真成了“刮”民黨。這一掠奪政策出台之後，軍警憲特聞風而動，把金蒼蠅和一般持有黃金者趕得雞飛狗跳。普通商民叫苦連天，大罵行政院長是全國明目張膽的最大搶劫犯，中央銀行是黑幫中的黑幫。

是年3月，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首先扛起“打金牛黨”的大旗，成立經濟監察團，發動上海軍警憲特連夜出動，突擊工廠商家，把守車站碼頭，逮捕金蒼蠅。並制訂鼓勵告密辦法：凡密報核實者以查得黃金的20%提獎。經監團的成員和告密者有了這樣特大的發財機會，哪肯輕易放過，在檢查中形同明火執仗，在密告中捕風捉影，鬧得烏煙瘴氣。

宣鐵吾經監團把上海正泰橡膠廠、大中華造紙廠、生化製藥廠的老闆送進特種監獄，誣他們是金老虎，打明叫響地向三個老闆說：“你們的案子大也大得小也小得，給你們一天時間考慮：要錢還是要命？要命就把黃金吐出來，要錢就準備棺材收屍。”

據檔案中宣鐵吾向國民黨監察院的報告記述：該經監團經3天3夜的突擊，把1600多家商店，400多家工廠，1200多個行商，800多個庄號，200多家妓院作了徹底搜查，共查獲沒收黃金20餘萬兩，美鈔120多萬元，價值在三四百億以上的棉紗百貨。

搜查民間黃金油水就如此之大，刺激得國民黨方方面面都想藉機插手。繼宣鐵吾行動之後出馬的是軍統二號大頭目、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1947年4月，鄭介民帶領一個檢查團到上海，為了不與宣鐵吾的經監團發生衝突，他先向宣鐵吾打招呼：“鐵吾兄，兄弟上命所差，來到你的地盤，我們先來個君子協定，你管民，我管軍，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宣鐵吾說：“好說好說，我們一言為定。”鄭介民說要搜查軍方搶購的黃金，那是因為他掌握了較多這方面的情報。他從情報中得知軍方搶購的黃金數量大，油水多，不似民間那麼零零散散。

1947年駐在山東、河南的有3個軍。3個軍的軍需處處長在南京領了幾大卡車的軍餉，從南京返回駐地。運鈔車已到了徐州，聽說上海正在拋售黃金。3個軍需處長靈機一動，命令汽車回頭跑上海，各派出一排荷槍實彈的士兵，挨家挨戶找金號銀樓用法幣換黃金。經過擠脖子，每個軍也擠得三五千兩黃金。

鄭介民來到上海，毫不掩飾地向他的部屬說：“軍隊會擠金老虎的脖子，我們就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擠他們的脖子。”為了給3個軍需處長和自己撈油水留餘地，他寫了3封私函給3個軍需處長，要他們立刻到上海對簿公堂。3個軍需處長得到鄭介民的私函，知道這是要腦袋搬家的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繼而一想，鄭介民沒有用國防部二廳的命令，用的是私函，這就表示可以私了：只不過是講價錢的問題，再說國民黨的事，若要認真，水都會毒死人，便也平靜下來。他們到了上海，經過與鄭介民周旋，把到手的黃金與鄭介民五五分賬，皆大歡喜，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