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澤
中華復興社創始人之一
康澤（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三期。國民黨著名特工，中華復興社創始人之一，復興社的名字就是康澤所取。同時也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三位創始人之一（另外二人為劉健群、陳立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議而被採納的，其受蔣中正之寵信可見一斑。
康澤曾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8年畢業，但不認同馬列主義，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回國后不久建議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採用俄國保衛局制度（格別烏），保護政權。初在南京國軍總部任侍從副官，中原大戰結束后，1931年經蔣批准成立南昌行營別動總隊，康澤任少將總隊長，在江西剿共時期為蔣所重用。在紅軍曾建立過的根據地，康澤的別動總隊特別活躍，督促地方進行清剿，恢復政權行使。在紅軍長征之際，蔣派薛岳率中央軍追剿紅軍進入川、康、貴、滇地區，每個縣都有康澤的別動總隊，以之監視地方共產黨與左派分子，作用極大。
康澤所帶領的別動總隊（共產黨稱為特務武裝，而康澤不認為自己為大特務），其隊員的成分，乃是收容黃埔軍校的失業學生而組成。按期別有校尉之別，人數初為數百人，後來發展至數以萬計，當年的劉伯龍、公秉藩等將軍都是康澤系要人。1932年後，康澤擔任過中華復興社中央幹事與書記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深受蔣的器重，即成為共黨所謂蔣中正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蔣中正在廬山成立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任用康澤當主任，招收各省高中畢業生，每期數百人，爰成為康澤集團的政治骨幹。
有人認為康澤不僅是蔣中正的愛將，一度亦為蔣蓄意培植的接班人之一；但後來蔣經國自俄歸來，且在贛南頗有表現，康澤與蔣經國為爭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和團中央領導位置及青年軍的編練工作而發生直接衝突，終不敵蔣經國。他長期控制的別動總隊，改編為新28師、新29師，編為第66軍，遠征緬甸。康澤想任該軍軍長，但何應欽認為康澤沒有作戰經驗未予批准，改由張軫充任。抗戰勝利后，蔣中正派康澤出國考察，1947年回國，就任第15綏靖區中將司令官。
1948年襄樊戰役中，襄陽城破，康澤被俘，蔣中正曾在軍事會議中肯定地說：“我所知道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很可能像張靈甫那樣壯烈成仁。”事實上康澤受共黨改造13年後出獄，並被安排在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同樣身屬戰犯，與康澤相處十年的李以劻曾言：康澤思想仍忠於蔣中正，雖經改造仍無多大改變，更談不上有認罪服輸的心理，表面上痛罵國民黨與培植他的校長蔣中正，共產黨宣稱改造成績很好，但實際上康澤對於共產黨是仇恨的，對共產黨私下亦有微詞。
毛澤東曾講過“農民對於康澤是不能饒恕的”等話，共產黨與康澤長期勢如水火，雙方都沾滿了對方的鮮血，所以康澤沒過得了文化大革命這關，其下場是半夜被紅衛兵打得半死，后被拖進秦城大牢，傷重而亡。
少年康澤
康澤，蔣介石衷心耿耿的將領，1904年生於四川省安岳縣通賢鎮。
康澤與其他人合影
1924年，康澤中學畢業時，聽說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島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便躍躍欲試，想去投考。
在進步教師李恆生、劉卓安的幫助和族人康紀鴻的接濟下，康澤遠赴廣州，於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從此，康澤講話的舉止、動作、辭令一概模仿汪精衛。康澤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在各種場合講話從不帶講稿，而且詞句簡練，有條不紊，經長期模仿，還真有點汪精衛的風度和派頭。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康澤學習勤奮，性格剛強，態度樸實。他秉承了農民那種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傳統美德，不貪玩樂，甚至節假日也不外出遊逛。有個星期日，康澤獨自在教室里聚精會神地整理校長的訓話筆記，突然聽到有腳步聲，轉頭一看，見是校長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進了教室。康澤趕忙放下筆起身作立正姿勢。蔣介石徑直來到他的身邊，翻閱了他的筆記，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何不休息？”教官介紹道：“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蔣介石頻頻點頭，叫他坐下。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畢業后，經蔣介石推薦，康澤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康澤與賀衷寒、鄧文儀、鄭介民、谷正鋼、谷正鼎為同期 同學。他們氣味相投，欲在政治聯合中形成自己的勢力。他們看到，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有三四百名中國國民黨黨員，就想拉這些人結成派系，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於是，大家推舉賀衷寒領銜，康澤助之，以留法學生中有國民黨、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由，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這個活動，因遭到校方堅決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批准，鬧騰了一陣子便流產了。
“別動隊”贏得蔣介石信任
1927年10月，康澤由莫斯科學成歸國，任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總司令部江西“剿共”宣傳大隊大隊長，在反共、反革命戰爭中顯示出出眾的宣傳才華，贏得蔣介石特別信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內風起雲湧的抗日愛國運動震撼了國民黨政治統治的核心。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寶座上的蔣介石終日惶惶不安，苦心焦思。然而，他考慮的不是怎樣組織軍隊和民眾去抗日，而是想搞一個新花樣，去加強他的國家機器，實行更兇惡的統治，把已經動搖了的政權再鞏固下來。為此，蔣介石在南京他的官邸召集康澤、賀衷寒、桂永清、鄭介民、戴笠、鄧文儀等10餘名心腹開會，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共產黨又這麼搗亂，我們黨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黨部被包圍的被包圍，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被包圍。我們的黨一點力量沒有，我們的革命一定要失敗……我想，我們要有像蘇聯的那種‘格柏烏’（政治保衛局）的組織就好了。”
會後，中國的所謂“格柏烏”便按照蔣介石的旨意組織起來。賀衷寒負責起草章程，康澤負責起草紀律條例。關於組織的名稱，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康澤主張用“復興社”。結果，蔣介石選用了“復興社”，並寫了“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四句話作為“復興社”的政治綱領。1932年3月，“復興社”在南京勵志社會議室正式宣告成立，蔣介石兼任社長，其骨幹成員面對蔣介石舉手宣誓：“余誓以至誠遵守本社社章，服從社長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違誓言，願受極刑”。一個月後，蔣介石為“復興社”擬定了宣傳口號：“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
16年後，成了人民解放軍俘虜的康澤，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時，談到“復興社”這個組織，他是這樣說的：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蔣介石腹中托胎的產兒，所謂“政治綱領”完全是騙人的幌子，而宣傳口號才是它真正的靈魂。
在蔣記特務系統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復興社”。“復興社”又分為三支，一支是賀衷寒的“政訓”系統，一支是康澤的“別動隊”系統，一支是戴笠的“特務處”系統。
康澤的“別動隊”系統起源於“特訓班”。
1933年蔣介石為了擴軍反共，決定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專門培訓反共下級軍官。蔣自兼校長，康澤任班主任。學員的來源從軍校各期失業學員、失業軍人擴大到大中學生。康澤辦班認真，很快便使特訓班成為了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武裝特務組織。同年10月，康澤又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所謂“別動隊”，是蔣介石從德國希特勒和義大利墨索里尼那裡學來的在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武裝特務組織。它以特訓班人員為基礎，受蔣介石的直接指揮。它的任務主要是分為若干個小分隊，深入蘇區進行反共活動，並在那些紅軍暫時撤離的地區，組織帶領地主還鄉團對革命群眾進行血腥鎮壓，反攻倒算。它的隊員，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它的人數雖不多，但武器好，又都接受過新的反共理論教育和嚴格訓練，個個窮凶極惡，所以破壞性極大。他們所到之處，大肆誣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和蘇區的反動勢力相結合，任意搜查、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訊和殺人，極力摧毀中共的地下組織。由於它們屢建“殊勛”，所以也就屢屢得到蔣介石的嘉獎和表揚。蔣介石曾下達旨意：“為保證別動隊員執行緊急任務的需要，一切車輛均應予以方便。”
“別動隊”得到蔣介石的寵信，更加不可一世，他們自以為是蔣的“御林軍”，可以“見官大一級”，便到處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
抗日戰爭：當選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康澤平素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兩眼凶神惡煞，看人目不轉睛，也不斜視，一看就是幾十秒鐘，似乎要把你從骨子裡看透，活脫脫一個職業劊子手，好像見到人總在琢磨殺人時應從何處下手才能幹凈利落一樣。
戴笠和蔣介石
蔣介石認為康澤這個學生“忠實可靠”，而康澤則視蔣介石為“至尊”。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中曾流行過這樣一首頌歌：“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這首歌詞，據傳就是出自康澤之手。可見康澤把蔣介石捧到何等地步。
在當時國民黨內，人所共知蔣介石有兩個“寵兒”：一個是戴笠，一個是康澤，國民黨內稱“康戴二公”，為什麼有如此“封號”呢？因康、戴二人是蔣的內外情報耳目。任何人要見蔣介石都必須先在侍從室登記，然後由侍從室向蔣介石報告，蔣想見才見，不想見就不見。但“康戴二公”則例外，他們見蔣不受限制，隨時可見，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一起時，他二人也可以闖入。
抗日戰爭爆發后，康澤更是風光無限，先後兼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復興社總社書記；1938年，康澤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立法委員等職；1945年5月，康澤當選為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解放戰爭：出任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
抗戰勝利后，國共談判之際，在全國一片反獨裁、反特務、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下，蔣介石不得不將聲名狼藉的康澤派往國外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1946年夏，蔣介石公開扯下“和平、民主”的面紗，發動全面內戰，康澤於1947年初返國。同年3月被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同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襄樊新貌
猶如一聲晴空霹靂，康澤興緻全無，他趕緊不露聲色地離開眾位賓客，找到副司令官郭勛祺和綏靖區作戰、情報處長商討對策。
副參謀長易謙和第三處處長鬍學熙皆是康澤的心腹，看出康澤不是指揮大戰役的料子，便婉言向他建議，組織前敵指揮所，讓副司令官郭勛祺任前敵指揮，司令官可以相機隨時突圍。康澤不聽他們的建議，說：“我一切聽命於總統，決不擅離職守。”
為了“固守”襄陽城，掃清城外的射界，他下令化學炮連用美式迫擊炮發射黃磷彈，燒毀城垣外的所有民房。
襄陽解放 康澤被俘
1948年7月2日，正當豫東戰役如火如荼、區壽年兵團遭痛殲的時候，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命令以王近山為司令員的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桐柏軍區主力和陝南第十二旅發起襄樊戰役。
襄樊城為襄陽、樊城的總稱。襄陽城北依漢水，與樊城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為萬山、真武山、琵琶山、鳳凰山、虎頭山、羊祜山等海拔160米到460餘米不等的山地，形成護衛襄陽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有高厚的城牆，城牆外有寬闊的水壕，城內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永備工事，易守難攻，所以在當地老百姓中流傳著“鐵打的襄陽”的說法。
解放軍各參戰部隊按計劃完成對襄陽城的合圍。王近山司令員從當時的敵我態勢出發，下令首先“刀劈三關”——奪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門外的鐵佛寺。戰 鬥打響后，襄陽守軍憑藉有利地形和既設工事進行頑抗，並施放毒氣，使解放軍無法前進。
一連幾天，解放軍對襄陽城南山區的攻擊屢屢受挫，傷亡不斷增加，官兵中產生了急躁情緒。
王近山採納大家的意見，下令採用“撇山攻城，直搗西門的戰術”。避開敵人山頭陣地的火力，直接攻城。
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電令康澤：“匪眾我寡，守備襄樊，則更單薄，著即放棄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陽待援”、“已令整編第七、第九師主力分道兼程來援，因抽調兵力需時，務須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當日下午，樊城守敵懼怕被殲，在飛機掩護下放棄樊城，遵照命令撤過漢水，縮回襄陽城內。
7月11日起，解放軍各參戰部隊按照各自分工，發起總攻擊。第六縱隊主力採用在城西狹長走廊上挖交通壕和梯次掩護的辦法，毅然楔入西關，激戰至13日將大部西關佔領。
西關告急，康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他迫不及待地向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乞求援助。蔣介石在複電中給康澤打氣：“共軍必無遠程炮與重武器，棄山守城，固守待援。”14日下午，白崇禧派飛機掩護城南山地敵軍全部撤回襄陽城內。
康澤明知不能抵禦解放軍的進攻，但還在電台里向蔣介石表示決心：“生決與城共存亡”。故作鎮靜，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命令下屬照例每天升旗、降旗，也照例每天給下屬講話，給部下打氣，要部下和他一道把自己的胸膛當作抵抗共產黨進攻的武器。同時，他又不得不向南京發出最後乞電：“職固守最後碉堡以待援軍。”
15日20時30分，紅色信號彈劃破夜空，解放軍對襄陽城發起總攻！火炮不斷轟擊西門防禦工事。爆破組在炮火中連續爆破，把城牆炸開了一個大洞，第六縱隊首先突破西門，隨後桐柏軍區和陝南軍區部隊分別從城東南和城東北突入城內，同敵軍進行逐街逐巷爭奪，襄陽城內戰鬥空前激烈。激戰到16日拂曉，各參戰部隊很快便把敵人壓縮在康澤司令部所在地東街楊家祠堂和古樓一帶狹小區域。直到這時，康澤仍繼續負隅頑抗，幻想蔣介石派援兵解圍。殊不知，援軍在途中遭到解放軍強大兵力阻擊，已無法到達襄陽城。
康澤司令部周圍步槍聲、機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四面八方皆有解放軍喊話聲：“繳槍不殺！”“投降不打！”這時，胡學熙找來一套士兵服，勸康澤化裝成士兵，趁亂逃走。康澤將頭一梗說，“這不是我康澤的為人。”奉令指揮堅守碉堡和坑道的副官回來找康澤，可找遍了司令部亦不見康澤的影子。好容易在右邊一條坑道里發現康澤正頭戴鋼盔，盤著雙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便和衛士將康澤扶起來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層。一直跟司令官形影不離的易謙、胡學熙早已丟下司令官自己逃命去了。
康澤在坑道里“老僧入定”時，副司令官郭勛祺則在中心碉堡里督戰，指揮特務營和憲兵數百人拚死抵抗。僵持至下午16時，王近山指揮部隊開始了最後的攻擊：炮兵射擊，步兵衝擊，工兵爆破，楊家祠堂的圍牆被轟垮，塔樓工事被炸塌。突然，又有幾包炸藥從碉堡牆根爆炸，驚天動地，碉堡里蔣軍官兵非死即傷。解放軍戰士端槍衝進碉堡底層時，只見康澤卧倒在地上，身軀右側被火藥燒傷，但傷勢不重，因戴著鋼盔，頭部未損。
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攻勢和政治攻勢下，襄陽守敵2.1萬餘人被殲，康澤、郭勛祺等一批高中級主官被俘。
重新改造 康澤被特赦釋放
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心腹，他應該成為蔣介石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1948年7月22日，蔣介石授意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對外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將軍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第二天，《大公報》以大號字作標題———《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詳細”報道了康澤“壯烈成仁”的事迹。然而，康澤在襄陽之戰中“業已殉難”，純屬蔣介石的一廂情願。中共的新華廣播電台，在康澤被俘之次日，即1948年7月17日晚上即向中外宣布，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之役中被俘。1948年7月下旬《新聞天地》的報道中，也透露康澤並未殉難，而是被俘了。
國民黨襄樊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被俘了！並未如他向蔣介石保證的和國民黨報紙所宣傳的“與城共存亡”。
康澤未死被俘，使國民黨營壘十分震驚，也使蔣介石狼狽不堪。蔣介石不得不派人將康澤妻朱素懷，子康仲蒙、康亞蒙送往台灣。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康澤這個反共20餘年的特務頭子實行寬待政策，非常關切地給他治傷治病。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將軍還在戎馬倥傯中接見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這位四川老鄉談了話。
中國共產黨也給了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熱血的人民公敵康澤重新做人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澤被批准監外就醫。1963年4月，康澤被特赦釋放，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康澤先後撰寫了《復興社的緣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我在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中的一段》等等回憶性文字。
康澤於196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摘自《藍衣社碎片》
藍衣社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吸收了一萬餘名各類軍校畢業生，其中大多數是政治軍官、憲警人員、特務頭目。兩年裡，它也多少改變了民國脆弱、渙散的圖景——官場與民間、官員和社會的嚴重隔絕，改變了基層官兵得過且過、橫行市井的習氣。
它更使蔣介石在“二次復出”后，成為了南京無可懷疑的頭號人物。但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務是維繫脆弱的平衡。藍衣社卻破壞了這個平衡。政學系首要人物、蔣介石的頭號幕僚楊永泰，從1932年年底起就不斷地以“養虎遺患”的歷史經驗來告誡蔣介石，已到了遏制藍衣社發展的時候。隨著幾千名“帶兵官”的進入力行社和軍人會，藍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隊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懼的是，胡宗南、桂永清、關麟征、黃傑、俞濟時、宣鐵吾等十餘名魁首，他們所帶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銳的部隊，是這個政權的基石。
他不怕“蔣家天下陳家黨”，但他怕“蔣家天下藍家軍”。失去軍權，何來天下？
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騰傑，“停止在帶兵官中發展成員”。
1933年7月，就是賀衷寒在廬山開始訓練他的3400名政治軍官的時候，他就指令一個仍然年輕、前途無量的軍官，也在廬山組建了一個“軍官訓練團”。這個軍官訓練團以“帶兵官”為對象，受訓人員將達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沒有人可以代表“黃埔系”。他要使黃埔幾千將軍、數萬校尉重新組合，最終出現三個小派系，即何應欽的保定系，賀衷寒的政工系，和一個新的“武官系”。
他開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賀衷寒。在這個廬山的沉悶秋天，凡是賀衷寒的上行報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聵，不會做事”等話語。
他開始指責明瓦廊，指桑罵槐地指出“湖南小團體”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場合，他拐彎抹角地說賀衷寒有“野心”，“腦後有反骨”。這些批評給肖贊育、鄧文儀等造成很大的壓力。至於性格乖張、原來就不大買賀衷寒賬的豐悌，更立即疏遠了他。
這一年9月，對被認為是藍衣社“最重要文獻之一”的《一得集》，蔣介石潦草地批註了“不曉大道”、“狂妄”、“可見幼稚”等話語。
這個黃埔建校一直的“政治領袖”，這個連政敵都不敢就他的個人忠誠加以攻擊的“忠臣”，開始成為蔣介石的“逆子”。
許多老於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賀衷寒的失寵。甚至，連康澤都隱約地覺察到了這一點。但只有賀衷寒自己，雖然也偶爾不解，失意，憤懣，卻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種“飲冰懷霜”的情結，繼續在廬山上奔忙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是賀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當蔣介石不為人覺察地醞釀孵化“武官系”時，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從此時開始。這一落似乎聲色不動，但卻巨大無比，一個“藍衣社帝國”的主宰者，一個黃埔系的政治代表，一個南京政權事實上的第二號人物，從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權力的峰頂了。
意欲奪之，必先予之。當“武官系”已經初具雛形的時候，蔣介石諳熟民國政局規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現了出來。他先給了藍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給了藍衣社“真正的革命黨”的讚譽。而如此慷慨的手筆，鋪墊的都是“軍人會”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個未來“武官系”的首腦，名字叫做陳誠。
還不僅如此。這一天，蔣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會”的大約一千名失業軍官併入別動隊。在陳誠之外，他還要在藍衣社內人為製造一個可以和賀衷寒、“湖南派”、政訓勢力相抗衡的小組織。這就是康澤、“西南派”、別動隊。
鄧文儀後來談道，“……隨別動隊之坐大，以康澤為首的西南派勢力終於成型”。
和“滕傑時代”一樣，藍衣社的“賀衷寒時代”，在短短9個月後就開始落幕了。
效仿“黨衛隊”、解散軍人會，使康澤不僅控制了別動隊這個藍衣社惟一的軍事組織，還使他通過任覺五、葉維，間接控制了藍衣社惟一的二級組織。一個康澤與賀衷寒、西南人與湖南人相對峙的局面出現了。
也是這一天，蔣介石親自把幾千名受訓人員帶到廬山海會寺，編為由陳誠任教育長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第四營。
編營當天，蔣介石親到操場，對他們吆喝起了口令，並親自點名報數。而後又開始訓話。這同樣是蔣介石一生中罕見的雖無文采、略顯不倫不類、但激情澎湃的訓話之一。
他努力地揮動右手：
“同志們、軍人們！……你們受訓畢業以後，將要負最重要的責任，只要你們能耐勞吃苦、冒險犯難，那麼，你們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們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慮，我替你們完全負責！……”（《康澤自述》）
此後，陳誠公開評價：“……精神和紀律，均以四營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紀律？數以千計的前無產流氓者、在各個城市無事生非的前“失業”學生，都已經認識到康澤將給他們帶來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後幾年，別動隊不僅是蔣介石的私人“黨軍”，也是康澤的雇傭軍。
在短短兩周的廬山集訓后，康澤對別動隊進行了組織設計。
這首先是一個全盤效仿黨衛隊的組織。康澤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總隊部”。總隊以下，以“三三制”的黨衛隊編組為模式。即總隊轄三大隊、各大隊轄三支隊、各支隊轄三中隊、各中隊轄三區隊，區隊下設分隊。分隊配輕機槍一挺，各成員步槍手槍各一支，自成一個行動單位。
別動隊的服裝也效仿黨衛隊，一律灰色軍裝、灰布綁腿、白襯衫、黑鞋、黑襪，腰扎橫皮帶。此外，各中隊的第一區隊“規定為便衣區隊，持有特務證”（陳少校《黑網錄》），以方便秘密活動。組織上採用“軍裝掩護便衣，便衣領導軍裝”的原則，從而形成三層結構，即總隊——便衣——普通隊員。
康澤對別動隊頒布了極其嚴格、具有藍衣社和黨衛隊雙重風格的紀律：別動隊成員不許辭職，每個人都要做到“生的進來、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報告，得到批准後方可進行；在江西工作期間不許結婚，不許離開營房，每晚組長都必須組織查鋪；等等。違背這些紀律中的任何一條，康澤都有直接處以死刑的權力。
思想控制則更為嚴格。康澤規定：除《領袖言行》、《力行哲學》、《我的奮鬥》等書外，禁絕成員閱讀任何別的書籍。
至於成員腐敗，康澤更宣布“即使進民宅只取一隻雞、吃一頓飯而不付錢，指導組也可處死”。為杜絕腐敗，他首先以身作則。許多原別動隊成員幾十年後都談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時間裡，康澤一直“著士兵服裝，穿草鞋”，腰上別著一支匣子槍，這結合他的醜陋長相，一段時間裡，許多不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只是一個伙夫。
這就是早期別動隊的組織狀況。1933年10月初，編組完成後，這群大部分裝扮奇異、兵不兵民不民的人，這個帶著槍管理著一半江西的“馬上政府”，就開赴到以撫州為中心的前線和最近的收復區去了。它的總隊部駐紮撫州，各大隊沿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永豐等地散開。最後，各支隊、中隊及區、分隊，布置滿了各要線、要點。
藍衣社的“別動隊時代”開幕了。
別動隊首先開始的，是對前線周邊10餘縣原和平居民的編保編甲工作。編保編甲從社會調查、戶籍調查開始。
便衣先進鄉摸底，對鄉村的人口、結構、誰家有人“通敵”、誰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況進行調查。這非常類似於後來土改時期工作隊的“劃分成分”準備。
然後，就是一個區隊或者一個分隊的“下鄉”。這一帶的精壯已經很少了，共產黨的徵兵運動在過去兩年內聲勢非常浩大。這樣，他們的小股武裝也幾乎沒有受到反抗。一個支隊接管一個甚至兩三個縣，中隊接管集鎮，區隊、分隊則深入到村莊。小半個江西在一夜之間被他們接管了。
在他們進村進戶之前，原來和蘇區有聯繫、或者有子弟在紅色部隊的人家幾乎跑了個精光。此時，蓋有康澤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現在村村鎮鎮：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別動隊不咎既往。違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這個一手軟、一手硬的野蠻政策非常見效。方舟，這個一度負責瑞金編保組甲的康澤嫡系，後來曾談到，連“朱毛”經營日久的紅都瑞金，都有一千幾百名“赤色群眾”到縣政府辦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農一批批地回來了，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后，“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蘇區周圍的幾十里方圓都被闢為環狀的“無人區”。康澤目光冷峻，指揮著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士兵，將數以百萬計村民驅趕出他們村莊，像牲口那樣圈入標準“戰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制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蘇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槍斃滅門。一家犯事，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方舟《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道：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幾乎沒有人通敵，沒有一粒米流進蘇區”。
一個多月時間，別動隊就控制了近20個縣的數百萬居民。“戰略村”、編保編甲完成後，在別動隊員、保甲長帶頭下，數十萬居民被發動起來。他們手執“刀片、長矛、鋤頭”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數以萬計的“民眾盤查哨”，以盤問、檢查過往路人。
“禁運”、封鎖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強大的民間管制以及“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形成了對瑞金的鉗制。康澤命令，各盤查隊伍一旦發現蘇區交通員、二道販子、走私的馬幫馱隊，不論有無“私通敵區”嫌疑，一律就地槍斃。其次，對稽查部隊則一手軟一手硬：凡勾結私運者一律槍斃；凡查獲物質或舉報受賄者，一律予以重賞。重賞是獎勵給有功人員“全部抄沒”，並連升“兩級薪餉”。
後來，蔣介石給別動隊的禁運工作有四字評價：“滴水不漏”。
物質極為匱乏的蘇區，立即感覺到這個扼制的威脅。史料記載：在從境外流入物質變得非常困難以後，為反封鎖，蘇區的一些高級幹部開始親自領導物質工作。“……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紅軍工作部長李克農、執行部長李一氓兩位部長的倡導下，成立了聯合消費合作社，總社設在瑞金。中央蘇區一些縣的保衛局在總社的推動下，也相繼成立了消費合作社。”
這些小型的“合作社”繼續組織著越來越困難的私運，並集中食鹽等物質限量供應。但當組織私運的人一個個被捕獲槍殺后，物質的匱乏乃至沒有盡頭的飢餓，仍然像魔鬼一樣冷冰冰地使蘇區一片絕望。當時身患“打擺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毛澤東，接到何長工送來的特效藥奎寧后，據說“流下了眼淚”。因為僅僅為這一小批藥品，就死了一個交通員。
傅連璋醫生回憶：毛澤東由此記住了比他小10歲的“康澤”的名字。幾年後，他對埃德加·斯諾談到了瑞金的毀滅：“……封鎖……尤其是極端缺鹽……整個地區人口銳減，有時是被強行大批遷徙，有時更乾脆地被集體屠殺”（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20多年後，他進一步指出，毀滅瑞金的兩個主凶，一是蔣介石，再是康澤。
在數以萬計的保甲長的協助下，幾萬民工被發動起來。一條一條的簡易公路被修建，連接不斷地通往蘇區，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漸形成環狀包圍時，依照德國顧問建議而構築的“堡壘”接連出現了。無數的鋼筋、水泥、磚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綿數百里，被調集往前線。四個月之內，江西共修築了2900餘個鋼筋水泥堡壘。
《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了這次工作：
“……至少有2萬人被征來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隊的機動性……他們的推進路線排滿了碉堡……碉堡構成了支援網……這時民團被派駐守這些碉堡，而正規軍則轉入進攻狀態。”
埃德加·斯諾形象地說，它是“一種長城……它逐漸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實上，瑞金已在望。
瑞金在望前後，康澤已接管了江西六十餘縣中的大約一半。別動隊已迅速擴充到五個大隊一萬餘人。另外，在蔣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隊的兩個師也劃歸康澤指揮。
“新江西模式”開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個富有歷史意味的社會實驗。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這個舉措有雙重目的：爭取青年；斷絕蘇區兵源。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劉操是原紅四軍交通科長、諜報科長，在一次執行外出任務時叛逃到南昌，後來到別動隊駐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隊部任職。他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事實上，這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大的民兵組織。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也達幾萬人。
這個舉動和朱毛紅軍的“赤衛隊”異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強硬。方舟回憶：許多民間的古老警報方式都被利用了起來，“……遇有紅軍游擊隊突然襲擊時，規定以鳴鑼放炮作信號，併發放煙火警報，附近部隊、壯丁隊、鏟共義勇隊都得馳援。”
當崗哨、民兵、壯丁組織都納入別動隊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現了。“皖豫重團警，江西重教化”是蔣介石制定的方針。教育、反腐敗這兩個“百年大計”，正是“新江西”模式的關鍵。
於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眾查哨站”、壯丁隊、“鏟共義勇隊”，一起出現在每一個村莊。他們強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進民眾夜校，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后，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別動隊員都擔任過夜校教員。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礎教育。別動隊在江西興建了大約2700所學校，幾乎每兩三個村莊就有一個小學。這些學校以“中山小學”、“中正小學”等命名，一年多以後入學學童即達二三十萬人。結合民眾夜校，兩三年後，江西一舉成為全國基礎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牆上的標語、各種朗朗的口號聲，也迅疾有力地跟了進來。一時之間，江西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共產黨”、“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慣鋤頭的青壯，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這種潛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幾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樣出色。鄧文儀談到，別動隊針對蘇區的宣傳，專門設計了一套口號。蘇區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別動隊提出“剿滅打家劫舍的赤匪”；蘇區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別動隊則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窮人不打窮人，只殺朱毛”……
和夜校、小學同時出現的，是一個個醫療站。從上海調集來的大批藥品，大部分免費分發給頭疼腦熱的村民。據估計，江西期間，別動隊大約設立了2000個醫療站，受惠居民達100萬人以上。
別動隊反腐敗的成就，是民國無可比擬的。比起鄧文儀的武漢“清流風暴”和15年後蔣經國的“打老虎”，它聲勢更浩大。它並且把反腐重點直接指向官員的貪污、索賄、受賄。舉報箱懸掛在村村鎮鎮，使別動隊成功地發動起江西的千萬民眾，短短一年多時間，它共查處了1200件“腐敗大案”和無數小案，幾乎根絕了半個江西的基層腐敗。
在這一系列使社會“軍事化”、“黨化”的措施下，整個江西社會變成了一個大兵營。這種手筆、氣勢只是在30多年以後才重演了一次。不僅如此，他們還挨家挨戶地訪苦問貧，提供貸款、種子，引進農藥，賑濟災害……在前線槍聲不絕的時刻，江西半省出現了農業復興的勢頭。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紅軍開始史詩般的長征的時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區，春耕、買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漸出現。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榮的象徵，別動隊很少徵收雜捐、攤派，使民間比過去還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遏止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但，這並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諾曾引用“國民黨自己”承認的數字說：“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的戰爭中，大約有100萬人死於飢荒和戰火。”他還引用了周恩來的話說：“紅軍傷亡超過6萬人。”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死者，是和戰爭無關的平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裡，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短短几年就變成了沒有男人的縣份，至於寡婦村、寡婦鎮更比比皆是。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鎮壓”，而在河南，“應採取相同的辦法”。
最鮮明地折射著別動隊本質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別山。1933年年底，因為大別山“匪患”的“死灰復燃”，“別動隊一部”約2400人開到了這裡。它不僅像宋美齡所希望的“採取相同的辦法”；而且，在蔣伏生，這個賀衷寒的中學同窗、藍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統治的漫漫長夜開始籠罩在這片自古貧瘠的土地上。它的兇殘、徹底、乾淨利索，足以使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是集體屠殺大別山近百萬青壯，並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最後像野狗一樣死去的一個計劃。它的下達者，是那個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頗像個慈善長者的人。它的執行者，則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
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就“槍殺與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殺了一百多人……”
這是編錄進鄧文儀主編的《剿匪戰史》的記錄。是藍衣社、別動隊無可抵賴的法西斯罪行。區區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僅一個月時間就被別動隊及蔣伏生的83師殺了上萬人。此外還有上萬人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
集中營由別動隊員、“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著。一個外國傳教士在偷偷訪問了集中營后，悲憤地寫道：“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裡的人，像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苟延殘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還沒有完。即使是到蔣介石下令釋放這些人的時候，83師官兵還對這些人的家屬大肆勒索。一摞銀圓、一枚累世傳家的戒指，乃至幾隻生蛋的老母雞，都能換回一個人去。
以廉潔自居的藍衣社，短短几個月就淪落到了發戰爭財、綁票勒索的地步。但這還不夠，沒有幾天，別動隊就無師自通地、為任何一個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齒地，發明了軍隊販賣人口的勾當。
那個外國傳教士親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像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鎮里四處可見還在冒煙的房屋，屍臭從此長年累月地瀰漫在大別山的空氣里。而一面面土牆上，還刷著“剿匪濟民”的口號。
《皖西革命史》簡單地概括：“昔日墟舍連綿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內就成為了一個人間的活地獄。”
不僅別動隊、蔣伏生、金家寨，而且整個的藍衣社和大別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全成為廢墟。”這是一半的大別山蘇區。殺戮最慘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線。那裡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有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這當中，有青壯的逃亡，也有婦女兒童的被販賣，但大多數人還是被殺掉了。在藍衣社的恐怖統治下，一年時間，“蘇區人口減少了60萬！”斯諾驚嘆著。可惜在他遊歷陝北以及寫作《紅星照耀中國》時，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尚未發生，否則他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匪徒和藍衣社匪幫的武功。
全家被殺了66口人的徐海東對此則說道：“蔣介石曾下令一旦佔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裡，她們都是遭強姦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殺了30萬人，以藍衣社匪徒為主力的南京部隊卻殺了60萬人；“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匪徒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裡，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裡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而且，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傳教士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但，也因此，抵抗運動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開始了。徐海東和他的游擊在大別山的數千殘兵，不久后又發展到數萬之眾，並且因為目睹了這麼多屠殺，徐海東說，“最後一次圍剿的12個月里，二十五軍沒有一個人開小差”。
1963年，已滿60歲的康澤，結束了他15年的牢獄生涯。在最早的判決書里，他龐大的、一度權勢熏天的別動隊，雖然曾“直接或間接屠殺了近百萬革命群眾”，但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他終於在秦城監獄的第四次“戰犯特赦大會”上，當場脫下囚服，換上了一身整潔的列寧裝。
就是這一刻，一個記者拍攝下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張相片。
結束牢獄生活后，康澤居住在北海一帶的一個普通大雜院里。因為毛澤東曾說過，“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這樣，他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他開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過日子。他深居簡出，幾乎沒有人來探望他。但，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么？在深夜的夢魘里，他不時地被驚醒。他是那樣的孤獨，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團員、少先隊員，唱著《社會主義好》，同時把他視為一個古舊時代的殘渣餘孽。他們疏遠、戒備著他，他從來就不能和鄰居有略多的往來……除了《參加復興社始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緣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回憶，是過時的大人物的娛樂。於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著回憶文章，畢竟，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飯碗……
然後，這一天，在秋風蕭瑟的北京，他的那兩間平房，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客人。對這個客人，他曾經滿心眼地不放在眼裡過，但畢竟滄海桑田，一個“故人”是多麼的難得，畢竟這也是他孤獨生活的調劑。
他去買了一瓶北京產的紅星牌二鍋頭，幾兩豬頭肉和一些花生米，熱情地招待著這個客人。一張塗有白漆的舊桌子，一張攤開的《人民日報》以及兩個酒杯，就是他們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說明了來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標題是《復興社述略》，請他過目。
看到“復興社”、“藍衣社”、“別動隊”、“新生活運動”等已被新時代湮沒的名詞時，康澤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當夜，就是他時刻挂念的兒子，帶著妻子的眼淚和問候，即將通過秘密渠道、繞道香港來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們酩酊大醉。
這可能也是康澤一生中最後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這個客人是肖作霖。前國民黨陸軍少將，藍衣社控制下的“中國文化學會”書記，和程潛一同在長沙和平起義的湖南人。最後，他還是席捲民國的“新生活運動”的最早提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