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

鄧文儀（1905年—1998年），原國民黨中央常委，台灣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湖南省醴陵縣（今醴陵市）人，1905年生於醴陵縣農村家庭；1923年上初中四年級時報名參加廣東政府軍政部長程潛創辦的教導營學兵連，投筆從戎，技身國民革命。

1924年初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隊學習，在開學典禮上聆聽了孫中山的訓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參加了到韶關隨侍孫中山的勤務工作；1924年底提前畢業，隨同黃埔軍校教導團參加東征討伐叛軍陳炯明的戰鬥，曾負傷；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1月回國參加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代主任，授少將；1928年任總司令部侍從參謀；1931年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秘書8年，參加發起"新生活運動"，曾獲寶鼎勳章；1931年冬，在蔣介石授意下，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成立，他又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後，他積極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剿共”戰爭，曾主編《“剿匪”文獻》。

1935年被派赴莫斯科，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參與處理西安事變；1938年調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授中將，主持訓練3萬名軍官和學員；1941年調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任國民黨青年軍政治部設計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兩度赴新疆視察；1946年任中華民國國防部新聞局局長；1947年任國防部政工局局長兼國防部新聞發言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常委；1949年8月初，作為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曾奉蔣介石之命到湖南長沙勸阻陳明仁將軍起義，未果，匆匆飛離長沙；後去台灣。

19徠50年，任台灣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1951年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代主任。1952年起任"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6年，負責實施台灣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9年起任“國防研究院”講師10年；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曾獲香港世界大學頒贈文學名譽博士。

晚年深研道教，獲選台灣中國道教總會理事長；著有《遊蹤萬里》、《台灣遊記》、《農村訪問記》、《耕者有其田記實》、《黃埔精神》、《冒險犯難記》、《從軍報國記》、《民族復興記》、《青年、戰爭、革命》、《政治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等文稿。

1998年7月13日在美國去世，享年93歲。

鄧文儀，1905年12月18日生於湖南醴陵，其祖父是擺賣衣服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小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一個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小說與史詩之中。王先生每星期兩晚上要給學生們講《水滸》的故事，描述和分析書中的人物及其個性，他們的武藝、社會背景和“綠林好漢”的正義行為。於是，在校長的影響下，鄧和他的同學們逐漸地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平西》、《岳飛傳》，及《班超平中亞》等裡面的人物視為自己的榜樣。

於是，小業主之子鄧文儀，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小說吸引的青少年一樣，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就像毛澤東那樣，他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默默無聞、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他讀中學時所碰到的經濟困難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決心。那時，他家沒錢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鄧兩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給錢付費。但無論鄧如何痛哭流涕，他母親最終只能湊起一塊錢來，於是他不得不學會賭博來攢夠錢供自己上學。這隻能加強他對“綠林好漢”們的敬仰和對小說里拜把兄弟“殺富濟貧”的尊重。鄧由於受到他們的啟發，拒絕結婚，而且在中學畢業的前夕，進入程潛在廣州的軍事學校，“參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聽說了黃埔軍校，於是他成功地通過了黃埔學校的入學考試。

1925年10月，黃埔軍校畢業后鄧文儀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3月，他隨共產國際代表團回中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他投靠了蔣介石，並受到重用。歷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國民黨軍隊師、軍政治部主任等職。1928年—1934年任蔣介石侍從秘書。1931年冬在蔣介石授意下，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成立，他又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後，他積極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剿共”戰爭，曾主編《“剿匪”文獻》。

1935年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時間后，於同年秋回國述職。12月初，蔣介石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說有要事讓他承辦，囑他不可延誤。鄧文儀奉辦的“要事”，就是陳立夫向蔣介石提出的與中共接洽一事。1936年任“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 1938年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賀衷寒）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任武昌青干訓練團上校總教官，1938年調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少將主任兼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4日敘任陸軍少將，1941年6月調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政治部中將主任，1944年兼任青年軍政治部設計知道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7月調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第一廳中將廳長。

1946年任國防部（部長白崇禧）新聞局中將局長，1947年改任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旋兼任新聞發言人，期間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委。1948年9月22日晉任陸軍中將。

1949年2月，鄧文儀在上海發表《和平與戰爭的發展》的書面談話，提出所謂四項意見：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戰，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騙局，四、備戰以言和，能戰方能和，不惜犧牲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

1949年底去台灣，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1950年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次年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代理主任。

1952年任“行政院內部部”政務次長，負責實施台灣“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9年任“國防研究院”講座，後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期間曾被授予世界文化大學文學榮譽博士。

1990年春節，徐向前、聶榮臻兩位元帥發表談話指出：“和平奮鬥，統一祖國，是黃埔師生歷史使命”，“深切期望海峽兩岸和旅居海外師生，煥發愛國、革命精神，同心戮力，為按照一國兩制構想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恪盡職責；由於祖國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和黨中央領導的關注，終於打破了台灣的“不接觸、不來往、不談判”的三不政策。

鄧文儀先生由台北第一次秘密來到北京，並受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內歷史性的首次接見，此外，鄧文儀還親切會見了昔日的黃埔軍校一期同學徐向前元帥以及侯鏡如、鄭洞國。

1991年4月10日，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主席，接見了再次回到大陸的鄧文儀先生及其所率領的"黃埔四海同心會謁陵訪問團"，江澤民熱誠希望海峽兩岸黃埔同學共同努力，為早日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作出應有的貢獻。

鄧文儀是黃埔軍校一期的所謂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蔣介石的紅人。早在30年代蔣在江西“剿共”時期，鄧即任蔣的主任侍從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蔣見面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之大，炙手可熱。蔣介石的侍衛張毓中也說：“當時的鄧文儀先生，寵信之專，權勢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機場、車站和重要場合中，看到黨政軍要員見到他，無不畢恭畢敬，行禮問候。”

據特務處幹部李邦勛回憶說：“原鄧文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課，也是蔣介石的特務組織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總部（中統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務處是鼎足而立，分道揚鑣進行“反共”反人民罪惡活動的，其分支機構亦遍布全國各都市。因為1934年7月南昌飛機場飛機被火焚毀，蔣介石以鄧文儀不能徹查據實報告，認為對他不忠，即於同年8月撤掉他的調查課課長職務，交由戴笠接替。”

張毓中則說：“據我們所知，領袖在秘密地準備對日抵抗，正設法增強軍力，尤其是空軍軍力，故命曾在德國留學深造、受德國統帥興登堡將軍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長，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對我不利，都采偽裝或掩護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這次起火，事出蹊蹺，領袖懷疑是日本間諜收買漢奸，縱火燒毀，以致損失慘重，嚴重的影響了我空軍戰力。誰知調查課調查的結果是意外失火，並無人為因素。領袖不信，命再認真徹查，結果仍如前查，領袖始終懷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複查。戴先生果真不愧為特種工作奇才，竟於短期內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證物證，證明是人為縱火，拘捕了有關人犯。領袖極為震怒，扣押了徐署長和鄧課長議處，並發表戴先生兼調查課長。”失掉南昌行營調查科並被監禁，對於鄧文儀來講，並不是災難。不久被放出來，派任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館，1936年回國，並被選為復興社書記。

然而，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對鄧則視若仇敵，不但不願見他，就是有人提鄧之名，蔣也會大發脾氣。

因為，在西安事變中，一些蔣的親信怕被扣於西安的蔣投降，使政局發生變化，便主張炸平西安，犧牲蔣介石，另推何應欽為領袖，而鄧文儀即是其主謀者之一，待蔣被釋放回南京后，宋美齡向蔣言明此內幕；平時恨鄧之人，也對鄧落井下石。至此，蔣就把鄧當成眼中釘了。

鄧失去蔣的信任后如喪家之犬，東奔西竄，毫無辦法。他的心腹朋友賀衷寒、袁守謙、蕭贊育等也愛莫能助，不敢在蔣面前為他說情。

盧溝橋事變后，政訓處成立了抗敵宣傳委員會，聘請100多名委員，其中也有如郭沫若、葉淺予等民主進步人士。此會是社會組織，不是由蔣官方任命委員，而是由政訓處處長聘請，所以賀衷寒得以指定鄧為主任委員。

1937年冬，抗敵宣傳委員會遷至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后，很快便在無形中解散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個訓練團，招收一批青年和幹部受訓，故須任命一上校政治總教官。對這一清苦的職務，多人不願赴任，惟鄧毛遂自薦，到處奔走託人找關係，一心想當總教官。一天，我問他，你去擔任訓練團的總教官，恐怕不太適宜吧？鄧說，只有這種起碼的工作，我在老頭子（即蔣介石）方面也許才能通得過。我如今和別人不同，只要有事做，總不愁將來沒辦法。後來，蔣知道了鄧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們替他說情，說他願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蔣也就沒說什麼。

鄧在訓練團任上校總教官，只穿軍服，見了將軍們就得行禮。團政治部主任孫伯騫原是鄧的部下，如今鄧要向孫“立正”、“報告”。同事們見后，在背後都笑話他。由於鄧的忍氣吞聲，守規矩，既勤快又無架子，再加上有賀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對鄧的印象逐漸好起來。

1938年，經賀等人的舉薦，鄧任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蔣未加反對。鄧上任后，招攬了不少名流學者；編輯出版了《黃埔周刊》、《黃埔季刊》、《黃埔叢刊》，自以為又可以為所欲為了。豈不知蔣對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動中故意讓他當眾出醜：同年秋，中央軍校十五期第一總隊在成都舉行畢業典禮后，蔣親自主持，蔣在大操場邊走邊巡視，鄧也跟在後邊。蔣驟然回頭對鄧說：“你處處跟著我走，是否覺得漂亮些？我不願意看到你這副嘴臉，你給我滾下去！”當時鄧在全校師生和眾多來賓面前受到如此奇恥大辱，真是無地自容，待典禮一完便立即氣沖沖地跑回家去了。

鄧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條巷，妻子李白堅正因難產住院（幾天後就去世了），鄧因要陪蔣參加典禮而未與妻子見面，卻未料到蔣給他當頭一棒。鄧意外受辱，惱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決心用“軍人魂”劍自殺。恰巧當晚軍校教官袁覲賢邀我去看他，見此情形，百般勸說：校長不是別人，他對你愛極恨深，總有一天會回心轉意的。鄧氣憤地高聲說，我連王八都不如，還做什麼人！他呻吟了很久，氣也逐漸消了。次日，鄧照常到校辦公，一點牢騷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