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定一

沈定一軀幹修偉，雙目有神，善飲酒而且學問廣博，聲音洪亮，能言善辯，演講極富說服力和煽動性，青年人多為之傾倒，江浙優秀的共產黨人如宣中華、徐梅坤等均是他一手提拔培養的。除此之外，沈定一還寫得一手好字，當年杭州大王巷王順興飯莊，曾懸有他一副擘窠大字的對聯：“肚飢飯碗小，魚美酒腸寬”。

沈定一於日本留學期間，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參加光復上海的武裝起義，同時又招收革命青年1300餘人，在滬創立“中華民國學生團”，自任團長，受到孫中山的嘉獎。

1912年1月，被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袁世凱篡權，沈定一在上海組織“公民急進黨”倒袁，並在長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發展組織。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沈奮起響應，10月倒袁失敗后遭通緝，於次年避居日本。在日本參加留日學生總會，任總幹事。后與劉大白等人往南洋新加坡、蘇門答臘等地。1916年6月回國，9月當選為第二屆浙江省議會議長。其間，議決興辦省立第二、第三、第六、第八、第九師範學校，培養師資，普及教育。為阻止北洋軍閥對浙江的控制，再遭通緝，旋去上海。1920年沈定一與陳獨秀、李達在滬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沈定一仍居鄉間，致力發展鄉村教育，曾任蕭山東鄉教育會會長。1924年沈定一與陳望斗、林風眠、潘天壽等先生一起創辦了“浙江藝專”（現“中國美院”），該校1927年被軍閥孫傳芳部隊毀掉，為中國培養了不少，書畫人材，為繁榮中華書畫藝術作出巨大的貢獻。

五四運動前後，沈定一立足上海，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1919年6月，與李漢俊、戴季陶等共同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周刊，宣傳新思想，研究和介紹社會主義和世界勞工運動，為世人矚目。該刊共出53期，沈撰寫詩文124篇。1920年，沈和陳獨秀、李漢俊等早期革命者交往甚密。1920年5月，與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相繼在《勞動界》、《勞動與婦女》雜誌上撰寫文章，宣傳革命思想。沈定一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黨員之一。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在滬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初，陳獨秀去廣州，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沈任主編。

沈定一是衙前農民運動的發起者、組織者和領導人。他把黨的農民革命思想灌輸到農民中，並培養出“農民鬥士”李成虎等一批農民先進分子，使得衙前農民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1921年4月沈定一回到家鄉蕭山衙前，開展教育農民、組織農民的農村革命鬥爭。他身穿普通農民衣服，操著家鄉方言，用農民常見的事例作比喻，不僅使農民聽得懂，也說到了農民的心坎上。8月19日，沈定一在龕山作了題為《誰是你們的朋友》的演講，從“金錢的發生”揭露剝削的秘密，提出“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應該歸勞動者所有。”9月23日，在船塢山北作了《農民自決》的演講，進一步揭露了地主剝削的殘酷，亮出了“廢止私有財產”、實現“土地公有”的政治主張，使農民聽了“如見天日”。他為了迅速建立農民組織，獨資創辦衙前農村小學，作為開展農民運動的基地，邀請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和浙江女子師範學校進步師生劉大白、宣中華、徐白民、唐公憲、楊之華等來校任教。以學校為陣地幫助農民學文化，宣傳革命道理，引導青年學生走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發動農民，籌建農民協會，主張“農民自決”。

在沈定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培養和團結了一批農民積極分子，如蕭山的李成虎、紹興的單夏蘭等。沈定一支持李成虎等貧苦農民保衛自身利益的鬥爭。一次是打米店。這年5月，正值青黃不接之時，糧商乘機提高米價，引起農民的氣憤。在沈定一等的支持下，李成虎把圍身布綁在竹竿上當大旗，帶領農民搗毀龕山“周和記米店”及附近哄抬物價的米店，迫使糧商恢復原價。一次是爭得了被紹興縣官紳把持的西小江的養魚權和捕魚權。這讓農民看到了自身團結的力量，提高了鬥爭的信心和勇氣。1921年9月，發動了以蕭山衙前為中心的蕭紹農民運動，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有綱領、有章程的農運組織—衙前農民協會，開展抗租減租鬥爭。期間，多次到紹興縣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是最早在紹興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共黨員。在他和徐梅坤等指導下，紹興農民骨幹先後在前梅、錢清等地組織50個鄉村農民協會。沈定一首先自減田租並拿出錢財分與貧苦農民。9月27日在衙前東嶽廟召開農民大會，成立衙前農民協會，並通過由他起草的《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會章程》，明確宣布“本會與田主、地主立於對抗地位”，並實行三折還租。同年，該《章程》與《宣言》刊登在黨的機關刊物《新青年》上，引起社會關注。衙前農民協會的創立，其影響波及蕭紹平原，時有80多個村相繼仿行。12月，在紹興《越鐸日報》上發表《農民自決》一文，鼓勵農民起來抗租。年底，農民協會遭軍閥政府鎮壓而強迫解散。衙前農民運動，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很大，它揭開了中國現代農民革命鬥爭的序幕，顯示了農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1923年8月，沈定一參加“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同蔣介石等4人赴蘇聯考察，年底回國，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沈定一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執委。3月回浙江組建中國國民黨浙江省臨時黨部，為執行委員。1925年1月，沈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期間，他指責黨的路線，反對國共合作，公然違反黨的紀律，遭到代表們的嚴肅批評。5月，沈赴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又與戴季陶一起反對國共合作，主張反共，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公開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但亦有一種說法是，他本人因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退黨。7月5日，沈定一回衙前主持召開國民黨浙江臨時省黨部執委會全會，會上沈和戴季陶一起主張“分共”，遭到宣中華(共產黨員、國民黨臨時省黨部執委)等的堅決反對。11月，沈到北京參加國民黨右派非法召開的“西山會議”(一屆四中全會)；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沈定一受到書面警告的處分。1926年3月，沈仍參加謝持、鄒魯等“西山會議派”在上海非法召集的國民黨偽“二大”，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沈歷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秘書長、省黨部特派員、省清黨委員會常務委員、省反省院院長等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沈定一在浙江拉攏各方勢力，為蔣介石搖旗吶喊。蔣汪“合流”后，國民黨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激烈，蔣介石以退為進，於1927年8月下野，“西山會議派”掌握了國民黨中央大權。反共急先鋒沈定一再受重用，獲得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的頂戴，並以國民黨中央黨部浙江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浙江，擔任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反革命的“清黨”活動中，親自帶領國民黨特務到各地收繳槍支，查封革命團體，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使浙江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為了“感化”共產黨人，他撥出款項，網羅反共人士，建立起專門關押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並親任院長。這時，沈定一已經從一個對中共建黨有貢獻的人，蛻變成徹頭徹尾的反共急先鋒。

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黨的組織秘密轉入地下。但是，由於沈定一曾在中共黨內擔任職務，對中共浙江黨內的情況和中共黨員的分佈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在國民黨特務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黨組織的秘密機關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捕殺。據有關資料，沈定一擔任國民黨“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黨員被殺害，原來生氣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風血雨之中。

1928年春蔣介石東山再起，重掌國民黨大權。沈定一見勢不妙，無奈中回到浙江蕭山衙前，在戴季陶、張靜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寫《防共方案》，陳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場，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籌委會，建立東鄉自治會，集結舊友親信，分任要職，以圖推翻蔣介石統治。沈定一的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和不安。

1928年8月，沈定一在赴莫干山會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槍殺。據徐梅坤《九旬憶舊》記載：“蔣介石通過何應欽派刺客在衙前刺殺了沈定一。

沈定一與劉半農、劉大白等，同是新文化運動早期民歌詩體的代表人物，強調新詩應向民歌民謠學習。1930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玄廬文存》(詩集、論集)，內中的詩歌揉入地方語言色彩，富於鄉土氣息，極具有童謠味。衙前農民協會被解散后，心情沉痛的沈定一曾賦詩一首：杭州城裡一隻狗，跑到鄉間作獅吼；鄉人眼小肚中飢，官倉老鼠大如斗。減租也，民開口；軍隊也，民束手；委員也，民逃走；鐵索鐐銬攔在前，布告封條出其後，豈是州官惡作劇，大戶人家不肯歇，不肯歇，一畝田收一石租，減租惡風開不得，入會人家斷煙炊。

沈定一的新詩主張，直接影響到40年代的民歌詩體派詩人如李季、袁水拍等人。文存中十一首組詩《十五娘》，被朱自清認為是“新文學中第一首敘事詩”。他本人的很多新詩，都琅琅上口，流布甚廣，最有名的是作於1920年的《對策》：鏡中一個我，鏡外一個我，打破了這鏡，我不見了我。破鏡碎紛紛，生出紛紛我。我把我打破，一切鏡無我。我把鏡打破，還有破的我。破的我也破，不知多少我。

沈定一墓址位於衙前鎮鳳凰山北坡的沈定一自己創建的東鄉自治區公墓場。沈定一先生被害后，遺體於1928年11月1日安葬於此。當時國民黨要員戴季陶、張靜江等組成“沈定一先生治喪委員會”，以國葬儀式安葬。省政府專撥一萬元建造墳墓。墓坐南朝北，面對大潮洶湧之錢塘江。墓制採用中西合璧式，採用當時新材料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墓穴長、寬、高各3米，其棺木用鐵鏈懸掛其中，外用厚約半米混凝土澆封，整個墓地全用混凝土鋪就，墓前豎立高大墓碑，上鐫浙江省省長張靜江手書“沈定一先生之墓”。沿山直達坡地墓道採用彩色鵝卵石鋪成，十分講究。西南角建一墓亭。墓在1966年被炸毀。僅存磚石水泥墓室和10餘平方米水泥地坪，及水泥砼墓亭殘頂。沈定一墓在1966年遭遇第一次劫難是因為“文革”的爆發。據知情人回憶，當時某廠“左派”組織用炸藥炸開了沈定一墓厚達半米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墓牆，並打開棺材將沈定一的屍體暴露野外，村組織（當時稱大隊）安排村民（當時稱“四類分子”）將其重新就近埋葬。其時墓地尚存磚石水泥墓室和10餘平方米水泥地坪，及水泥砼墓亭頂。2002年，衙前鎮人大曾組織人員對沈定一墓進行搶救性挖掘，並在周邊尋找“文革”時埋屍的墓穴，希望能收集到沈定一的遺骨或遺物移址安葬，新址就選在原墓址東側幾十米、同在鳳凰山麓的李成虎墓西邊的茶葉地里，並將規格定位類同李成虎墓。他自己就是當時的參與者之一。但是，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鳳凰山規劃列入森林保護區，消滅“青山白化”現象，加上當時就近埋葬沈定一屍體的人都已過世，收集沈定一遺骨或遺物的工作沒有收穫。墓穴遷移的計劃就此擱淺。2006年，為造觀音殿，由此造成了沈定一墓的徹底被毀。

在沈定一的身上，生前死後都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在研究中共黨史，無論從官方角度的還是民間的立場，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迴避沈定一這個毀譽參半的名字了。

《民國人物大辭典》中，有一段關於他的傳略：沈定一在武昌起義后參加光復上海，二次革命失敗后又流亡日本，1916年回國任浙江省議長，1919年與戴季陶創辦《星期評論》，1920年與陳獨秀等發起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早期黨員，后在家鄉衙前興辦農村教育，領導農民運動。1923年加入國民黨任候補執委，1923年孫中山逝世后破壞國共合作，1927年“四·一二”後任浙江反省院院長，清黨委員會黨務委員。

可見，作為一個早期參與中共建黨活動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聞記者、教育家和國共兩黨的早期黨員、被孫中山評介為“浙江最有天賦之人”，到今天仍未有最終的論定。

曹聚仁評介說，“沈定一先生，雖已為社會淡忘，他卻是火一般熱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殺為止，沒有一天不活潑潑地生活著。”

原先被稱為十次機會主義路線鬥爭之一的頭子羅章龍，在回憶錄中這樣評介沈定一：“沈玄廬本身為官僚兼大地主，卻刻意深入勞動者中生活，其率先對佃戶李虎成實行退佃退租，並參加衙前農民鬥爭，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滬杭甬鐵路開會時，沈聞訊騎著自行車，頭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趕到郊外數十里道棚參加開會。

沈在會上傾聽大家討論，併發言道‘我們很早就聽說過書記部和共產黨人來人到工人區去，便像春雨後竹林一樣，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頭來了。’隨後，沈把革命道理用當地土語譬解，深入淺出，聽者無不動容。在會完畢，沈手推腳踏車，步行隨大家走回城站，邊走邊談，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採訪時也談到沈定一，“這個人很特別。楊之華原先就是他的兒媳。他是蕭山縣的大地主，但思想開明，曾主動搞減租減息，還辦起第一個農民協會，在當時全國算是最早的一個。他很早就信奉共產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後來他寫了封信，指責說，共產黨搞得太濫，什麼人都可以參加，連地痞流氓、拆白黨也拉進來了。還說什麼拐走他兒媳的，竟然也是共產黨員，等等。總之，他表示不幹了，當然，這裡也有誤解和猜測。他的這種錯誤態度，當時曾受到黨內同志的批評。”

中共早期領導人彭述之的夫人、當年與瞿秋白、楊之華過從甚密的陳碧蘭，在其回憶中也說到，1924年初，沈玄廬曾帶著他的兒媳婦楊之華來上海並訪問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並要求瞿幫助楊之華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而平時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卻對沈十分熱情。

賓客宴請之後，楊之華還得以免考進校上課，並在學校入團入黨，這對楊之華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即從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來。但沈玄廬卻因此向後退了，由於楊之華與瞿秋白結合，沈玄廬大起反感，甚至罵瞿秋白為流氓，因此他憤而脫離了共產黨。

清黨過後，沈定一因國民黨內部派別互相傾軋，辭職退出浙江省黨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鄉，在當地組織農會，結納農民，推行減租，試辦農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時，得年44歲。

這個被農民兄弟親切稱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謂複雜多變，撲朔迷離，甚至連他的被暗殺都成了難解之謎。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殺極有可能是國民黨人所為，因為沈定一的最後一次遠行，是去莫干山與國民黨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驊、李濟深等人見面，會談的過程不很愉快，結果在下山返回蕭山的途中遇害，在那樣兵荒馬亂的亂世，對兇手的追究最終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據沈定一的學生徐梅坤《九旬憶舊》記載，沈定一之死，是因為這年春蔣介石東山再起，重掌國民黨大權，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籌委會，集結舊友親信，分任要職，以圖推翻蔣介石統治，這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和不安，所以“通過何應欽派刺客在衙前刺殺了沈玄廬。”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來，不但是一個謎，也是一個歷史的悖論，表現在革命初始階段時的思想紛亂性與動搖性。要知道，革命本身並不是按照程序預設的、恆定不變的和純凈無瑕的，革命過程本身有著它多種可能性與可變性，作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難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