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治

1929年回國后，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

1931年受聘嶺南大學農學院任教授併兼任院長。

1932年受聘河南大學農學院任教授併兼任院長

1934年應武漢大學之邀，籌建農學院兼辦湖北棉業試驗場。

1935—1939年任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教授。其間兼任農藝組（後為農藝學系）主任（1935年12月—1938年12月），

1936—1938年12月兼任教務主任，

1936—1940年兼任教學試驗農場主任。

1939年春，塗治來到迪化（即今烏魯木齊市），先後任高級農校和新疆學院教務長、農科主任和副院長，本著“教用結合，學用一致”，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方針，使新疆學院繼續成為新疆各族青年嚮往革命的搖籃和培養專業人才的唯一高等學府。

1940年任新疆高級農校教務長，

1941年任新疆學院教務長兼農科主任。

1942年，盛世才將他逮捕入獄，嚴刑逼供，使他受盡種種慘無人道的折磨與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由此腿部因受刑留下殘疾。

1944年出獄后，塗治任建設廳技術顧問兼血清廠副廠長，

1946年5月又回到新疆學院任副院長。

1949年9月，他出席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並讚揚他與新疆少數民族同志親密團結、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忠心耿耿地為邊疆各族人民服務的模範事迹。會後，周恩來總理還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並在候機室與他親切交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塗治一直擔任新疆農業廳廳長、八一農學院院長和新疆農業科學院院長。他在工作崗位上，認真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科研與生產結合的方針，堅持走農林牧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道路，重視發展農業科研事業，強調因地制宜地解決新疆農業生產中的關鍵技術問題，推動建立了農科教體系，促進科研、生產、教學相結合，為新疆農科教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塗治榮獲西北野戰軍頒發的毛澤東獎章和西北解放紀念章。新疆省人民委員會成立，他被任命為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兼農林廳廳長。1950年1月23日，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名忠誠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洪流。

塗治為開創新疆農林牧業的生產技術、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王震同志非常重視和賞識塗治的才能和品德，塗治成了他的得力參謀和親密助手，經常隨王震同志到南北疆各地視察，共同謀划駐疆部隊屯墾生產的大計。塗治把農林廳的技術幹部組成幾個隨軍工作隊，協助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他為新疆軍區籌辦的農業幹部訓練班配備教師，並親自指導教學工作。部隊缺乏農業經營管理經驗，他及時親自翻譯出蘇聯有關農業耕作栽培和經營管理的各種技術小冊子送給部隊學習參考。部隊和地方發展生產需要大量的農業科技幹部，王震報請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批准新疆軍區成立八一農學院（即今新疆農業大學），任命塗治為院長。為了物色師資，他四處奔走，從內地有關部門請來了大批專家、教授。有的老專家為塗治的一片赤誠的心所感動，頭天談好，第二天就同他一道啟程來新疆。

塗治按照“理論聯繫實際，教學結合生產”的原則，以延安“抗大”精神辦學，發揚了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八一農學院師生除在校內進行課堂教學外，還要經常深入生產建設兵團的部隊墾區，與廣大軍墾指戰員一起，推行先進的耕作栽培技術，創造大面積的糧棉豐產記錄。塗治利用暑假期間，把農學院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和高年級的學生派到生產兵團的各師、團、營、連，分別擔任農業委員、農業教導員、農業指導員和農業技術員，與部隊各級軍政首長一樣有職有權，既指導生產技術，又開展教學實習。還幫助部隊規劃農田、設計水利工程，發展養畜養禽營、造防護林帶等。通過這些活動，既推動了部隊的屯墾生產，為大批軍墾農場的建設打下了基礎，又豐富了農學院的教學內容，培養了大批理論聯繫實際的技術幹部。這樣的辦學方法，曾經受到黨和國家有關領導部門的好評。八一農學院全院師生員工都以有塗治這樣一位有膽有識，又有作為、有聲望的院長感到自豪而意氣風發，首批畢業生，還應教育部的要求與安排，部分分配到內地有關省、市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塗治遭到了殘酷迫害，被監禁隔離，失去了自由。不僅精神、肉體受到極大的摧殘折磨，連他畢生購藏的圖書，撰寫、翻譯的文稿，也喪失殆盡。直到1973年，由於周恩來總理的關心過問，才恢復了自由。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使他青春煥發，他說：“黨給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為黨再干十年”。這時，他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同志勸他說：“你英文、俄文都好，還懂法文、德文，年歲這樣大了，還是到北京去做點翻譯工作吧，不要管那些行政事務了”。他說：“這要看黨的決定，黨叫我到哪裡，我就到那裡”。以後，自治區黨委為了減輕他的勞累，只安排他擔任新疆農業科學院革委會主任、院黨委副書記的職務。但他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時間，早上班，晚下班，連星期天和晚上也在看文件、寫材料。1974年，73歲高齡的塗治帶領新疆10餘名代表到湖南華容縣，參加全國四級農科網經驗交流會。

塗治後半生職務很多，除上述已提到的以外，他還先後被選為自治區黨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協委員、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新疆生產兵團黨委委員；他還擔任了自治區科委副主任（賽福鼎主席兼主任）、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包爾漢兼院長）、自治區科協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新疆分會主席，以及幾種全國性學報刊物的編委或顧問等20多個社會職務。他的工作異常繁忙，他對每項工作無論是本職或兼職都很認真負責，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一年中他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忙於開會，但無論到哪一個單位去開會，他都要準備好發言提綱；無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離家遠近，都是提前或準時出席，從不遲到；無論到哪個單位去上班，中午從不回家休息，都是自帶乾糧在辦公室邊吃邊處理公務。他看材料、批文件以及為報刊審稿都非常仔細認真。無論工作怎麼忙，怎麼疲勞，每周一次的黨組織生活會，他照例準時參加。

1975年，塗治出席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一次聆聽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抱病堅持“要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使他受到極大的感動和鼓舞。為了新疆農業現代化的建設，他更加忘我的抓緊工作，不顧自己年邁腿痛，為了摸清冬小麥凍害情況，他從烏魯木齊一直到伊犁，在700多千米的烏伊公路沿線，親自調查各公社、農場的冬小麥凍害情況，經過分析總結，提出了四項有效的防凍措施。為了迎接中國北方10個省區的農田防護林會議在新疆召開，他長途跋涉，趕到喀什去參加會議，併到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的莎車去參觀防護林營造情況。返回時，他又拒絕了大家的一再勸說，堅持不坐飛機，要乘汽車，沿途到7個地、縣農科所、試驗站和農村基點，去看望堅持在生產、科研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們。為了支持自治區黨委提出的要打好農業生產翻身仗的號召，他親自動手，寫了《關於自治區打好農業生產翻身仗的幾點意見》一文，送交自治區黨委。這篇文章是他在疆工作近40年，研究發展新疆農林牧業生產的一個科學總結。新疆日報曾經再次刊登了他的這篇極其寶貴的遺作

學術之路

他在河南大學任教時，與中共地方黨組織成員樂天宇交往甚密，接受到馬列主義新思想，開始積極主動為黨工作，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在西北農學院任教務長時，他支持地下黨員李道暄的秘密活動，拿出自己的薪水幫助進步學生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反對國民黨被捕入獄1938年11月，塗治欣然接受時任新疆學院院長、卓越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者杜重遠的邀請，於1939年4月抵達迪化（烏魯木齊），在新疆教學，為祖國邊疆培養科技建設人才。

在與林基路、毛澤民、郭慎先等人的接觸中，他一方面大量閱讀馬列主義書籍，一方面領導地下進步組織“戰鬥社”，參與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他每晚收錄新華社的電訊廣播，親手編輯印發傳單，監視英、美領事館的間諜活動，揭露他們和一小撮民族敗類分裂祖國的罪惡陰謀。

1944年，他被撕去“進步”偽裝的盛世才逮捕入獄，受盡種種嚴刑拷打，老虎凳壓壞了他的左腿。盛世才垮台後，由幾名學者、專家擔保，他於1946年5月被釋放出獄。在黨的協助下，1949年8月，他秘密飛往伊寧，與中共中央聯絡員鄧力群共同商討和平解放新疆的若干重大問題。榮獲“毛澤東獎章”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0月，塗治榮獲西北野戰軍政治部頒發的“毛澤東獎章”和“人民功臣勳章”。

當年，塗治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毛澤東鼓勵他繼續為新疆少數民族群眾服務。1950年1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疆科技群團的奠基者。

新疆科技群團

他來新疆路過蘭州時，約曾經留學美國的畜牧專家周雲苕一同來新疆工作；為建立八一農學院，1952年1月，他隨王震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廣招人才一批，請來了張學祖、朱樊順等16名專家、教授來疆任教。

1955年6月，塗治教授被授予中國科學院生物地理學部委員（即現在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從1956年開始，塗治教授就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籌委會主任。他非常重視科協的籌建工作。新疆地礦局原局長、高級工程師胡冰回憶說，1957年4月，在一次研究籌建科協組織的會上，塗治教授就科技群團作過一次講演。他從國外的科技群團講到我國的科技群團，他說，“科技團體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象徵，是促進經濟建設的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是培育各類科技人才的沃土。”

恩格斯曾有一句著名的論斷：“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塗治教授有關科技群團的見解，足可以稱為是理論思維。這是一種新事物的興起、一種新制度的誕生、一種新事業推進的催化劑，也是一個團體進步發展的重要標誌。理論思維是實踐的精華，只有指導社會實踐才能體現其真實意義。塗治將其理論思維付諸實踐。1958年秋，塗治動員組織各族科技工作者隊伍，加快了籌建科技群團的步伐。

新疆科技群團的誕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它的艱難起步中，工作人員從3個增加到8個，塗治幾乎事必躬親。他的社會活動多，但科協工作仍然佔去了他不少的時間。他每天按時上班，總要先到工作人員辦公室詢問情況，部署工作，親自草擬文件，中午很少回家休息，經常是自帶乾糧在辦公室邊吃邊處理公務。

他曾反覆闡述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一個科技社會團體，要看我們能不能把社會上的科技人員的力量廣泛動員起來。檢查衡量各級老科協工作的成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我們動員了多少科技人員共同開展科技工作。同時，在能力建設和其它方面給各族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什麼樣的幫助，搭建了怎樣的社會化服務平台。把無籽西瓜引入新疆

1964年秋，他與細毛羊專家楊爾濟等赴蘇聯考察，到吉爾吉斯斯坦后他對當地的無籽西瓜產生了興趣。當他離開當地乘機時，竟意外獲得了一粒瓜籽，他如獲至寶似地精心保管，回國後進行培育獲得成功，現在曾被稱為“反修三號”的無籽西瓜在新疆得到大面積栽種。

1965年7月到石河子某團場基層檢查工作時，當地曾豐宴接待，花費公款60餘元，當他得知后，甚感不安，自己主動承付了這筆開支。“文革”公開抵制浮誇風

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委主任、書記張曰知回憶說：1966年初夏，正是文革初期，大字報滿天飛。由於塗治教授對密植小麥高產浮誇風公開抵觸，工作組對他敬而遠之，變相解除了他的工作。與其閑著無聊，還不如到基層調查學習，我陪塗治到北疆調研，5月24日，汽車行至沙灣途中出了車禍。塗治清醒之後，仍堅持往前走。行至烏蘇時，他全身疼痛難忍不能移動，到醫院確診腰骨重傷只好作罷。

1973年，由於周恩來總理的關心過問，塗治恢復自由，重新工作。他多次關心和詢問被迫中斷活動十年之久的科協組織及所屬學會團體，竭盡全力維護科技人員的權益。曾經留學瑞士的地質學家王恆升，曾任西北地質局總工程師，因歷史問題被判刑，經塗治無私無畏的說情，由王震請示周總理批准撤銷對其的判刑。目前一直在開採的烏魯木齊六道灣露天煤礦，就是當年王恆升隨王震查勘決定開發的。對此，在一次集會上，王震說在地面上就能確定地下是個大煤礦，這就是科學家的本領。釋放王恆升做得對，受到總理的表揚，這是塗治的功勞。塗治認為，要重振學會、先得解放有貢獻的科技人員。他不知為多少無辜受害的科技人員寫了無罪的旁證材料。各項工作碩果累累

塗治擅長植物保護、育種，他在新疆80餘個縣建立了農業科技推廣站，派出技術幹部組成隨軍工作組協助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協助軍區開辦農業訓練班，建立八一農學院、農林牧科學研究所、農業科學院，創辦《新疆農業科學》月刊。他畢生從事農業教育和農業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主張在新疆推廣草田輪作制，搞單倍體育種，進行噴灌試驗，推廣水稻塑料薄膜育秧等先進技術。撰寫《棉花爛根病的防治》、《關於實行牧草田輪作制的問題》等10餘篇論著。晚年發表《關於自治區打好農業生產仗的幾點意見》，提出了發展新疆農業生產的若干戰略性措施，這是他在新疆工作近40年，研究新疆農業生產的科學總結。塗治通曉英、法、德、俄4種外文，他畢生從事教育和科學技術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還經常鑽研學術，翻譯出版了英、俄、德、法等幾十萬字的國外農業科學論著，他第一個把草田輪作制介紹到中國。他為新疆的教育和科學事業的繁榮以及農業生產的發展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