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大江健三郎通過該小說主人公鷹四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受挫後到了美國，又回到自己的家鄉，離群索居在覆蓋著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領導農民暴動的辦法，組織了一支足球隊，鼓動“現代的暴動”——以暴動的方式來抵抗政府的政策的故事，巧妙地將現實與虛構，現在與過去，城市與山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與畸形兒、暴動、通姦、亂倫和自殺交織在一起，描畫出一幅幅離奇多採的畫面，以探索人類如何走出那片象徵恐怖和不安的“森林”。

1853年，長期閉關鎖國的日本選擇了不戰開國。15年後的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不到50年就成為世界五強之一，完成了近代以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以《和平憲法》為基礎，在美國扶持下，經濟迅速發展。1955年至1964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9%以上。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小說講的是在日本近代化以前，日本封建將軍幕府第一次向美國派遣使節的那年，即1860年和百年後1960年的象徵性年號的故事。

根所鷹四

鷹四熱情、敏感，崇拜英雄，反叛社會。鷹四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企圖逃離現實的人。他常常憑幻覺來設想自己的行為及處境。少年時代，為了抵禦寄於伯父籬下境遇中的自卑心理，他圍繞自己和妹妹編造了一種高貴神族的流浪故事，對自家家譜有著非常誇張的驕傲。他把自己和妹妹封閉在兩人的狹小天地里，設想兄妹兩人遠離他人，永遠背離社會生活下去，直至經不起外界閑話的暗示，與白痴妹妹發生了關係。但當妹妹懷孕后，他又不敢承擔責任。鷹四的妹妹在驚惶、悲切、孤立無援中自殺了。

妹妹的死，使鷹四和妹妹之間的亂倫永遠成了秘密。但秘密卻在鷹四的肉體和精神最深的中心紮下根來，開始從頭到腳地毒害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對未來的展望。為自己的怯濡和逃避責任而受到內心折磨的鷹四，打那時候起，便開始走上了他心靈地獄的歷程。鷹四有一種從痛苦的恐懼中解脫出來的慾望，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新的負罪感。他還故意到黑人區去染上一身性病，欺騙哥哥蜜三郎，赤身裸體在雪地上打滾，殘暴地毆打手下隊員，甚至與嫂子通姦，謊稱自己強姦殺死了“山腳姑娘” 。

鷹四無法逃避暴動的失敗，更不能面對眾叛親離的殘局，一種罪責難逃的恐懼困擾著他，使他難以自拔。一次偶然的事故，鷹四用石頭將死於事故的山腳姑娘的腦袋砸得稀爛並讓他自己粘上一身的血污。鷹四還將自己的兩個手指頭伸進死人的嘴巴里並讓死人“咬”斷。鷹四大肆炫耀他姦殺的“犯罪事實”。這一瘋狂的舉動，既是鷹四自我懲罰的變態行為，同時也是鷹四企圖實現英雄自我的最後的一種努力。鷹四想象著自己也是和當年充當了贖罪羊，顧全了全村利益的S兄一樣的英雄。

鷹四不斷地追求英雄的自我，但狗一樣的自我又一直伴隨著他；他追求生存的本質意義，但又不敢面對醜惡與骯髒的現實，不敢面對內心的醒凝。因此他永遠也走不出心靈的地獄。當他最後說出了與妹妹亂倫的“真相之後，在極度的折磨和恐俱中，他便走上了自殺的絕路、可以說，大江健三郎是把鷹四作為一個完全意義的存在主義者形象來塑造的，在鷹四身上充分表現了人類存在的荒誕性及人生的痛苦困境這些存在主義的命題。

根所蜜三郎

蜜三郎是一位曾經擔任過大學講師的知識分子。他的真實生活是：剛剛出生的兒子頭部殘疾，“是個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議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與丈夫進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親密的友人曾參加過1960年的反對美國安全保障條約鬥爭，被警察用警棍擊傷頭部，雖然外傷治癒了，但卻被躁鬱症困擾，最終自縊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腦袋塗的通紅上吊死了”。二戰期間，法西斯軍人將戰火引向東南亞、太平洋地區，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毀滅的邊緣。在二戰前後，根所的父親死於中國；長兄死於馬來戰場；二哥轉業后在1945年與山谷朝鮮人的種族糾紛中死於非命；母親經不起種種打擊而神志不清，過早離開了人世。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小說的主題思想：在荒誕的情境中，只有正視現實，積極奮爭，追求人生存的本質意義，才能超越生存的困境。

大江文學中所蘊涵的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的具體表現，即人生儘管悖謬、卻不能忘卻責任與尊嚴。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故事中，根所蜜三郎兄弟二人的人生觀念雖截然相反，甚至矛盾對立，但在精神危機，痛苦仿徨這一點上卻是同病相憐，而且在渴望尋找生活立足點、尋找自我這一點上也頗有共識。回到故鄉后鷹四的一系列所為無不是他超越心靈地獄的頑強探索，說出真相后鷹四的自殺又使他通過毀滅舊我的“自我懲罰”方式走向了新生。是鷹四的死觸動了蜜三郎，讓他看清了鷹四承受著內心的極度痛苦卻還要奮力抗爭的“生”的意義，以及相形之下的自己的儒弱，也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最難排除的障礙就是他自己。於是，他決定從保育院中接回自己的痴兒，決定讓妻子生下鷹四的孩子，決定走出森林窪地，接受去非洲的工作，開始自己的新生活。蜜三郎正是從鷹四的人生終點起步，要開始做一個象鷹四一樣敢於直面不幸並努力超越不幸的人的。由此，人的再生的主題得到充分的揭示。

在大江文學中，把那些表現人生的悖謬，卻又不忘人生的責任與尊嚴，並讓其主角最終走向“再生”之途的文本通稱“再生原型”敘事文本。

深層語法結構

故事裡的角色可作如下劃分：

1、主角——蜜三郎；

2、對象——殘疾兒（被拋棄者）；

3、支使者1——蜜三郎、支使者2——鷹四；

4、承受者1——蜜三郎、承受者2——菜采子（蜜三郎之妻）；

5、助手1——鷹四、助手2——菜采子、助手3——死去的友人、助手4——森林暴力；

6、對頭1——命運、對頭2——殘疾兒、對頭3——鷹四。

以上的角色模式是以蜜三郎為主角設定的。蜜三郎在本文中是故事發展的基本動力，命運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制約因素，它讓蜜三郎夫婦生了一個頭蓋骨殘缺的痴獃兒，決定了蜜三郎的生活曲線，是第一位支使者。

第二位支使者是蜜三郎的弟弟鷹四，是他建議全家人回到森林峽谷，逃避令人生厭的都市生活並從此確定了故事的背景空間。在故事的前半部，鷹四、菜采子及友人都成為了蜜三郎的助手，幫助他逃避現實，去尋找他自己的“草房”並最終促成了蜜三郎的精神復活。命運、殘疾兒算是蜜三郎的對頭，是蜜三郎不敢面對的現實，但同時，殘疾兒又是他的幫手，他的精神復活的表徵之一便是勇敢擔負起哺養殘疾兒的責任。

敘事角色確定后，接下來便是確定敘事的程序。《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講述蜜三朗夫婦與其弟弟從東京回到自己的故鄉，離群索居在覆蓋著茂蜜森林的山谷里，在其弟弟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領導農民暴動的辦法組織了一支足球隊、鼓動了“現代暴動”而自殺身亡后, 蜜三朗夫婦又離開故鄉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殘疾兒。故事分為13小節，有五個敘事程序。

敘事程序1（1—2小節）

該程序以蜜三郎的朋友自殺、妻子生殘疾兒兩件事對蜜三郎夫婦心理打擊為起點，述說蜜三郎夫婦的現實苦悶。本文第一句話這樣敘說：“‘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來，尋求著一種熱切的‘期待’的感覺，摸索著噩夢殘破的意識”。

背景是黑暗的，主角雖有一種‘期待’的感覺但噩夢卻圍繞他，噩夢——朋友自殺與殘疾兒，讓主角“如同被大頭針別住的昆蟲，軟弱無力”，面對這種命運，主角陷入了落然失措中，他雖在熱切尋找某種東西，卻什麼也找不到，如同無頭的蒼蠅，想擺脫友人的死亡意象和殘疾兒對其精神的重壓，卻無濟於事。該處，主角無疑陷入了一種信念與虛無、焦慮與沉溺、理性與非理性等複雜情緒交織成的衝突之中，該情境成為主角力求擺脫這種命運的捉弄、逃向遙遠的峽谷山莊的行動的前提。在該前提下，第一個社會契約便宣告形成：參加學生運動和安保運動失敗的弟弟鷹四從美國歸來，在鷹四“新的生活”信念的策動下，隨妻子與鷹四一起回到了覆蓋著茂蜜森林的山莊，承諾一起開始新的生活。在該敘事程序中，敘述的要素已經給出，它們包括：主角的困惑、對象的身份、擺脫困境的契約的形成等。在該敘事程序中主角遭受到精神的打擊，在他茫然失措於死亡意象不能自拔時幫手悄然出現，至於主角與命運的抗爭結果如何，第二個程序便會作出進一步的敘述。

敘事程序2（3—4小節）

主角與眾角色一起回到契約中的森林峽谷村莊，這裡是不是能擺脫精神困境的烏托邦所在，這在故事程序2的開頭給讀者提供了暗示，此節本文的開頭是“森林的力量”，主角的願望正如文本中所說，要開始新的生活，尋找令人懷念的小“草廬”。故事的場所從喧囂的東京，轉入了陰暗而神秘的森林峽谷，但妻子和主角卻充滿了對“森林的畏懼”，在這種畏懼與恐怖中，迎面朝主角走來的各位新夥伴中有一副病態的阿仁和他的肥婆妻子及他們瘦骨如材的兒子們，另有瘋子阿義。面對老祖屋和這些了無生氣的新夥伴, 主角覺得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有”，無一不過是夢幻罷了。面對主角這種“有”等於無的感覺，讀者對主角能否擺脫精神困境是把握不大的，至少暫時不能給出結論。

程序發展到這裡，一種新的格局在主角的生存情境中形成：弟弟鷹四在這個格局中，暫時性取代主角成為了故事的中心（估稱次主角），主角仍然處於生命力匱乏中，次主角生命力卻日益旺盛，主角的幫手逐漸成為了次主角的幫手。實際上在這裡一個新的充滿矛盾的新契約又已形成：主角處於冷眼旁觀地位，無力干涉次主角的行為，次主角卻要開始“新的行動”了。於是，敘事便在對這兩種生命狀態的交叉敘述中進一步展開。

敘事程序3（5—11節）

鷹四對歷史總是處於“夢幻中的記憶”中，與冷眼直面現實的蜜三郎對歷史的冷峻清醒的記憶形成衝突，主要幫手鷹四暫時性成為了主角的對頭，但這種對頭不是一種絕對的對立關係，他們既相互衝突又相互包容著，這就是敘事程序3的一個敘事特點，他們的對立表現為：一個冷漠消沉疲憊，一個激進衝動執著。在以“我”為主角的格局裡，鷹四是對立方，在以鷹四為中心的格局裡，“我”是小對頭，朝鮮人是大對頭。曾祖父的弟弟及S兄成為了弟弟鷹四潛在的幫手，妻子此時也暫時性離開主角成為了鷹四的幫手。弟弟要消滅的對頭是擁有超級市場的大對頭朝鮮人。在整體敘事中，主角是“我”，但在此程序中，故事的重心暫時置換到了次主角鷹四身上（估稱次重心），這是程序3的敘事特徵，但這個次重心也是為整體主角的敘事服務的。

敘事程序4（第12節）

次主角在想象力的暴動后絕望地死去，讓整體主角重新披掛上陣成為敘事主角，次主角的死去，讓主角冷漠的精神有所觸動，但仍處在一種茫然的狀態，這時次主角的幫手，主角的妻子菜采子再次成為主角的幫手。值得一提的是，森林暴力是故事進展的轉折點，它實際上充當了幫手的作用，讓主角回到中心。該程序的敘事功能乃是將主角的中心地位重新確定。

敘事程序5（第13節）

在幫手妻子的鼓勵下，次主角雖已死去，但其死去留下的思考力量再次成為主角的幫手，同時，對頭殘疾兒也成為主角精神復活的潛在幫手，從整體結構看，鷹四從幫手到對頭再到幫手的敘事結構，其發展過程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哲學程序。

提煉該故事的敘事模式：

就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契約型的敘事模式。人與現實的遭遇，這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社會契約，人勇敢直面現實承擔現實的重壓與責任，就等於沒有違背這個社會契約，人如果只逃避應該直面的現實，等於違背了這個社會契約。主角得到幫手的幫助，也可以說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小契約，這個小契約（或稱地方性契約）的功能就是與社會契約對抗。當幫手從更高的意義成為新的幫手，特別是對頭成為新的幫手時，社會契約便又一次確定，所以本文的基本敘事模式是主角遭遇命運（現實）的困惑（1）——主角企圖逃避現實困境（2）——主角與幫手達成地方契約（3）——地方契約破裂（4）——對頭成為潛在幫手（5）——新的社會契約再次構成（6），從（1）到（6）的發展過程，這便構成了敘事本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故事深層語法結構，這種結構是大江一貫倡導的“邊緣——中心”對立圖式中所體現的文本對世界的認知方式。

從上面可以看出，主角遭遇現實困境（殘疾兒等）並希望逃避困境的願望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基本動力，而社會契約（應直面的現實）則是一種制約的力量，在一系列的敘述交替轉變中，主角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幫手的失去，幫手的重新回來，對頭成為新的潛在幫手，主角在這一系列變化中勇敢地直面現實，精神在困頓消沉中得到了復活，從而走向成功，這種情節的發展過程實際已經召示了故事的意義：人一切企圖逃脫責任的行為都是錯誤的，如果不能勇敢直面現實的困難，缺少存在的勇氣，人的精神或肉體就要走向死亡，只有直面現實，人的精神才能再生。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

——新浪網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小說，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不再去講述青年人在性的世界里的沉迷和墮落，而是更進一步地和日本本土的神話原型、歷史故事發生了迴響般的互文聯繫，把原來的存在主義小說風格，又提升到了一個更加恢弘的地步，創造了一個獨立的、歷史和神話想象的空間。

——中國文學網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代表作品：《死者的奢華》、《飼育》、《個人的體驗》、《廣島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燃燒的綠樹》。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