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場

一個農莊的動物不堪人類主人的壓迫，在豬的帶領下起來反抗，趕走了農莊主，牲畜們實現了“當家作主”的願望，農場更名為“動物莊園”，奉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之後，兩隻處於領導地位的豬為了權力而互相傾軋，勝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內奸。此後，獲取了領導權的豬擁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成為新的特權階級；動物們稍有不滿，便會招致血腥的清洗：農莊的理想被修正為“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為平等”，動物們又恢復到從前的悲慘狀況。

農場里的一頭豬老少校（Old Major）在提出了“人類剝削牲畜，牲畜須革命”的理論之後死去，若干天后，農場里掀起了一場由豬領導的革命，原來的剝削者——農場主斯密斯被趕走，牲畜們實現了“當家作主”的願望，嘗到了革命果實的甘美，農場更名為“動物莊園”並且制定了莊園的憲法──七誡。

但不久領導革命的豬們發生了分裂，一頭豬雪球被宣布為革命的敵人，此後，獲取了領導權的豬拿破崙擁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和越來越多的特別待遇，逐漸脫離了其他動物，最終蛻變成為和人類完全一樣的牲畜剝削者，動物莊園的名字也被放棄。

奧威爾寫作《動物莊園》以及後來的《一九八四》並非偶然，1937年，他從西班牙內戰戰場歸來，讓他的寫作有了新目標。奧威爾1936年底去西班牙參戰，本來是為了保衛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體，卻目睹了左派內部的生死鬥爭。奧威爾死裡逃生從西班牙回來，對蘇聯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進步、民主，卻進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種種做法感到憤慨，後來也寫了不少文章來揭露。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西方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抱以希望時，奧威爾通過自身經歷以及對蘇聯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之本質有了自己的判斷。以童話形式寫成的《動物莊園》便是這種思想推動下的產物。

《動物莊園》作為一部寓言小說，作者所真切感受到的是，所謂的平等、自由實在是有限的、相對的、短暫的，世上沒有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時代。一群動物帶著對理想的憧憬，力圖打破舊秩序，本應衝出牢籠，但又跳入了另一個陷阱，他們依然被欺騙，被奴役，被統治，不平等是不變的結局。唯一的區別在於人類農場是人類管理動物，動物農場是動物管理動物，僅此而已。《動物莊園》里最令人恐懼的還是那句話，那被篡改得只剩下一條的戒律：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當“平等”也有高低貴賤之分時，所謂的平等不過是一句自欺的謊言，所謂的自由也就成為了徹頭徹后的笑話，微賤的平民唯有在困境中沉默掙扎。

小說中關於動物們性格中的貪婪、自私、懦弱、虛榮和愚蠢的描寫，明顯可以解釋為人性中的黑暗面，然而，民眾中的主體還是馴服的和不知反抗的，沉默隱忍似乎成為了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拳擊手和本傑明。

奧威爾用一個寓言告訴人們：一個革命后的政權，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法治，必定異化，必定走向他的反面。革命總是以反專制開始，就像老少校啟蒙動物們時所說的：“萬惡之源完全在於人類的專制統治”，但專制並不會出革命被打破，甚至相反，革命往往會建立起更強的專制。《動物農場》這個故事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揭示了動物農場革命的悲劇，被壓迫各奮起革命后，由於缺乏對民主和法制的深刻認識，又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權力制約制度，最終迎來了個人獨裁，生活又倒退回了革命前甚至更差。

寓言也是一種敘述方式，一種絕對普遍的表達方式和觀察世界的模式。寓言不受時間和地域條件的限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讀者在面對寓言作品時都極易產生共鳴。文學作品的意義從來就不是單一固化的，優秀的小說應有更深遠普遍的意義。奧威爾藉助寓言的敘述方式，通過簡單易懂的故事體現人類的普遍理解力。《動物農場》出版於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兩極格局初露端倪因而它反映了奧威爾對兩大陣營的相同不滿。小說的意義絕不僅僅限於影射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極權，而應將其置於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中來理解。因而小說有更為複雜深遠的喻指——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追求民主與公正。

現實影射

小說的情節看上去像童書一樣簡單，但卻包孕著“一部壓縮版的‘聯共布黨史’，老少校的夢是動物造反的起因。造反之夢即共產主義之夢，《英格蘭生靈》即《國際歌》，動物造反是指1917的十月革命。牛棚戰役是講動物農場打敗人類的武裝干涉，大致相當於蘇聯的內戰時期。農場中的兩支力量一一雪球和拿破崙間的鬥爭暗諷蘇共黨內的激烈爭論。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掀起反托派的運動，開始迫害、驅逐托洛茨基及托派分子。雪球被逐之後，拿破崙繼續造風車，尖嗓篡改“七戒”，即蘇聯推行國家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時期。第七章講動物農場的刑訊逼供、血腥屠殺暗指蘇聯的大清洗時期。小說中的“風車之役”喻指蘇聯衛國戰爭，雖然最終戰勝德國，但象徵著工業化的宏偉“風車”卻轟然倒塌。在此期間，動物農場的主人們和人類農場主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勾心鬥角，這一段故事大致影射了二戰期間，英法、德國、蘇聯之間相互傾軋，都想靠移禍他國保全自己的政治現實。小說的最後一章寫的是拿破崙與皮爾京頓的和解。全書的最後一幕：豬穿著人的衣服，像人一樣站立起來。拿破崙為首的“豬”與皮爾京頓為首的“人”歡聚在一處，他們舉起酒杯，觥籌交錯間達成全面和解。皮爾京頓和拿破崙的影子重合在一起，原來豬和人從來就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目標完全一致，都是為了對付下等動物。窗外的其他動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誰是動物誰是人。這裡豬“異化”為人，暗諷二戰之後蘇聯走上極權之路，與英、美一同瓜分世界。

世界依舊沒有發生改變，與小說開頭老少校的時代一樣，極權統治仍在繼續甚至愈演愈烈。奧威爾安排這樣的結局，正是照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對於這種極權統治，奧威爾並沒試圖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沒有宣揚任何政治性的主張而是單純地用文學的形式將這種極權的怪圈展現給讀者，將文學的藝術性與政治性揉於一處。小說中沒有絲毫的政治宣傳，卻比宣傳更加有力，使讀者易於接受並對此加以抵制。這也是他的政治寓言小說在文學之外的重大貢獻。

荒誕手法

《動物莊園》採用荒誕的手法進行諷刺揭露，整個故事十分荒誕可笑，一群動物竟然具有人的智慧，將農莊的主人趕走，建立起了自己的莊園。這樣荒誕不經的事情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公豬拿破崙的雜亂統治，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混亂無章。裡面的驢本傑明有點黑色幽默主人公的精神，它雖然很精明，能夠看透農莊中的種種卑劣行為，可是他一直保持沉默，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其實他自己也明白，即使他採取行動也改變不了什麼。荒誕的情節、荒誕的角色設置，使《動物莊園》充滿荒誕色彩。

反差

奧威爾採用事物前後強烈的反差，揭露事情的本質變化，達到嘲諷的目的。在《動物莊園》中，革命剛剛勝利，動物們制定了“七誡”：1.凡是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2.凡是四條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3.任何動物不得穿衣服；4.任何動物不得睡在床上；5.任何動物不得飲酒；6.任何動物不得殺害別的動物；7.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可是到了後來，這七條戒律變得面目全非。“農場里其他動物學會A字，再也沒有學會第二個字母的了。另外一點是，像羊、雞、鴨這些愚笨的動物，甚至連七條戒律也記不住。雪球煞費腦筋地思索了一番，最後宣布說，七條戒律的含義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一句：“‘四條腿好，兩條腿壞’。他說這句話包含了動物主義的基本道理。誰能徹底把握這句話，誰就保險不受人的影響。”由此可知，七誡的內容是好的，可是在大多數動物當中，他們根本就記不住七誡是什麼內容，更別說去理解七誡的真正含義。從而為後來七誡的不斷異化提供了條件。通過前後鮮明的對比，可以看到革命在公主拿破崙的統治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由先前老上校提出的民主構想變成了極權統治。

《動物莊園》的故事脈絡被評論家分析為與蘇聯的歷史乃至整個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驚人的相似，在很多共產黨正在或者曾經執政的國家都能看到動物莊園的類似影子。作者在書中藉由對動物莊園的發展變化，對共產主義運動未來命運的預言也被1991年的蘇聯、東歐劇變和後來的歷史所印證。但《動物莊園》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對歷史的預言，這部寓言體小說以文學的語言指出了：由於掌握分配權的集團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自身的統治地位，無論形式上有著什麼樣的訴求，其最終結果都會與其維護社會公平的基本訴求背道而馳。

《動物莊園》自出版以後引起很大反響，被翻譯成多國文字，還被改編，以其他藝術形式展現在世人面前，2002年11月話劇《動物莊園》在中戲小劇場上演。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

他的代表作《動物莊園》和《1984》是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其中《1984》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英語小說之一。

1903年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衝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少年時代，奧威爾受教育於著名的伊頓公學。後來被派到緬甸任警察，他卻站在了苦役犯的一邊。20世紀30年代，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因屬託洛茨基派系（第四國際）而遭排擠，回國后卻又因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年，死於困擾其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喬治·奧威爾一生短暫，但其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其代表作有《動物莊園》和《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