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畢業於伊頓公學。
1928年開始寫作生涯。1933年以喬治·奧威爾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巴黎倫敦落魄記》。《動物莊園》和《1984》是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其中《1984》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英語小說之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品有《去維岡碼頭之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等。
1950年死於困擾其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
大事件
喬治·奧威爾寫真
1904年隨母親回英國定居。
1905年除了父親仍任職於
印度總督府的鴉片局外，全家返回英國牛津的亨利。
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早年的經歷對他同情社會底層、呼喚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1929年退休金遭竊，在俄國
飯館做事，並請倫敦朋友找尋工作。
喬治·奧威爾在BBC工作
1911年就讀於聖·塞浦里安預備學校，寄宿學校帶有許多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鞭子教育、
等級制、恃強凌弱、規範化、反智等等。學校生活對他日後的性格有極大影響。
1917年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最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
喬治·奧威爾工作照
1921年從
伊頓公學畢業，投考公務員，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
1927年回到英國，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在這四年裡他輾轉英國本島和歐洲大陸，深入社會底層，先後做過酒店
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和碼頭工人
1930年回到倫敦。在坎特郡作採摘忽布（一種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師、或書店店員，不斷轉職。
1941年為英國廣播公司主持對印度廣播。
1943年任工黨刊物《論壇》的文學編輯，並寫專欄《隨我高興》。
1914年11歲的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夥子們》。
1928年開始寫作生涯。創作《巴黎倫敦落魄記》
1933年以喬治·奧威爾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4年以緬甸經驗為題材的小說，《
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在紐約出版，在此之前，沒有一家英國出版商願意接受書稿。
1935年小說《
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緬甸歲月》終於推出英國版，是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的。
1936年小說《讓葉蘭在風中飛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
1937年《去維岡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出版。六月在前線受傷，喉部中彈，回英國休養。
1938年《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該書報道
西班牙內戰，特別是國際志願軍內部左翼各派的相互爭鬥。
1943年11月開始寫《動物農場》（Animal Farm）。
1944年寫成了《動物莊園》一書。
1945年戰時後期任《觀察家報》駐歐戰地記者。
《動物農場》出版。
繼續為《
論壇》及其他報刊寫稿，並開始寫《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8年《一九八四》竣稿，書名只是把該年“四八”顛倒過來成為“八四”。健康狀況惡化。
1949年《一九八四》出版。
奧威爾和他的養子
1936年六月與艾琳·奧修蘭西結婚。
1949年與索尼婭·布勞納爾結婚。
1950年死於困擾其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
| 年份 | 中文名稱 | 原文名 |
| 1931 | 《行刑》 | A Hanging |
| 1933 | 《巴黎倫敦落魄記》 |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
| 1934 | 《緬甸歲月》 | Burmese Days |
| 1935 | 《牧師的女兒》 | A Clergyman’s Daughter |
| 1936 | 《葉蘭在空中飛舞》 |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
| 1938 | 《致敬加泰羅尼亞》 | Homage to Catalonia |
| 1939 | 《上來透口氣》 | Coming Up For Air |
| 1940 | 《鯨魚之中》 | Inside the Whale |
| 1941 | 《獅子與獨角獸》 |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 |
| 1945 | 《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 《動物莊園》 | Notes on Nationalism Animal Farm |
| 1946 | 《窮人之死》 | How the Poor Die |
| 1949 | 《甘地的思考》 | Reflections on Gandhi |
| 1950 | 《獵象》 《1984》 | Shooting An Elephant Nineteen Eighty-Four |
奧威爾的批評風格是一貫的，始終影響他自己的寫作取向，他總是受到一種寫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寫作的形式、審美意趣對他來說都不是一種目的，他也從來不會為寫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討論其他作家的時候，即使有精緻藝術的一面，他也會一掠而過，不再去理會。
奧威爾是一個以誠實的政治信念來真實寫作的作者。在《
我為什麼寫作》中，他說：“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所寫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都毫無生氣，都成了華而不實的段落、沒有意義的句子、矯揉造作的形容詞，總之，都是廢話。”雖然奧威爾所作的是政治的寫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識形態，他的寫作依靠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理論，而是他自己的經驗和感覺，這種經驗和感覺不是孤獨的，而是與他人的生活現實聯繫在一起。他討厭那些由精英知識分子所設計的社會改造計劃和理論，因此，他在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社會認識時，選用的是普通人能夠閱讀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騙，尤其是用文字來糊弄人民的伎倆，所以他自己用一種誠實、真誠的文字來寫作。
奧威爾說，“好文章就像一塊窗玻璃。”（《我為什麼寫作》），與其他的知識分子用貌似深奧的花言巧語討好權力不同，他從不諂媚權力，他的文字清晰、準確、簡潔，如同一扇明凈的玻璃窗。透過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那個真實世界和他的真誠思考。
社會評價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郁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都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中震顫。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奧威爾的卓異之處就在於，並非僅僅用小說來影射個別的人與政權，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裡，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評論家如此說：“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奧威爾以銳目觀察，批判以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首、掩蓋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極權主義，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小說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為歷史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說的經典之作，他因此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
新話”、“雙重思想”等辭彙，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奧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從而可見奧威爾和其作品在英語國家的巨大影響。
人物思想
文學
奧威爾認為作家的寫作有四大動機：“自我表現的慾望；唯美的思想和熱情；歷史方面的衝動（希望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幫助別人樹立人們要努力爭取的到底是哪一種社會的想法）。”就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的社會。
他曾說：“我之所以寫一部書，並不是要加工一部藝術品，而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但是，如果這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審美的活動，我是不會寫的。”“我的工作，是將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惡感與時代強加給我們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眾的、非個體的活動相調合。回頭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無例外地沒有生氣，蛻化成華而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說來，是自欺欺人之作。”（出自《我為何而寫作》）。
同時，喬治·奧威爾認為語言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政治寫作向來是死板、僵硬、沒有生氣的。奧威爾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沒有脫離政治，但他並沒有讓自己的作品淪為一般的政治讀物或者社會歷史文獻，而仍然使其保持了很強的文學性。奧威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一切事情都無法遠離政治。政治本身的氣候敗壞使得語言也必然遭殃。“如果說思想能腐化語言，那麼語言也能夠腐化思想。”粗製濫造的現成語言，由於在使用過程中頗為方便，很容易成為一種乏味的模式。“現成的詞語，都可能使你的頭腦部分地變得麻木，失去思維活力。”奧威爾在《政治和英語》一文中，列舉了當時英語寫作幾大弊病：僵死的隱喻；東拼西湊，添枝加葉；裝腔作勢的措辭；不知所云的詞語。雖然這裡講的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英語文風，但是讀過奧威爾對這些問題的註解之後，就會發現在當下我們的語言里，上述的其中一些問題仍然存在。奧威爾認為“語言的敗壞是可以醫治的”，他甚至制定了一些具體的規則來應付這些弊病。奧威爾從語言入手，希望通過少數人的自覺努力促成語言的基調和風格的改變。面對語言能否影響社會進程的爭議，奧威爾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對英語文體的批駁和嚴格要求，也正反映了他對社會現狀改變的期望。
政治
應該看到，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
平等、
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
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堂·吉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