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戰

小說描寫的這場“世界末日之戰”發生在巴伊亞州的高原地帶卡奴杜斯。這塊內陸腹地因地理和氣候原因，常常乾旱，以放牧為生的當地土著印第安和印歐、印非混血種人世世代代過著原始貧困的日子，交通不便，經濟衰微，愚昧落後。1877年開始的大旱又讓飢餓和瘟疫奪去了一半以上人口和牲畜的生命，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流亡，甚至結幫造反，搶劫為生。這時一個名叫安東尼奧·維生特·門台斯·馬西埃爾的人來到此地，宣傳基督教教義，祈禱聖父聖母和聖靈，預言將有偉大的救世主拯救人們逃出苦海。

被災難、貧困折磨得近於絕望的民眾很容易接受他的佈道，尊稱他為“先知” 、“聖徒”和“勸世者”。於是這位“勸世者”身披長袍，一路風塵，徒步四方，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城鎮村落，宣揚人生而平等，人既不繼承尊嚴也不繼承羞辱，父權歸屬自由，戀愛自由，宣傳財產應當共有，任何動產或不動產的個人所有都是罪孽，誰生前佔有的多，末日審判時進入天國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勸導人們節儉消費，放棄享受，關注心靈，等待靈魂得救。他預言：世界末日已經來臨，到下一世紀，大地之光將會熄滅，群星將會隕落，因此大家應該抓緊時間修復教堂和墓地，因為那是未來進入天堂或地獄的前廳。在他的鼓噪下許多信徒棄家離鄉，追隨其左右，在卡奴杜斯建立起一個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更有成群結隊的流浪漢、病人、甚至土匪強盜湧向卡奴杜斯，希望在此得到拯救、治療和保護。

若果僅此而已，恐怕還不會導致政府四次舉兵征伐和起義者最終的屍陳遍野。“勸世者”在聚集起一支勢力不小的隊伍后，正式與政府對立。他公開宣稱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已落入反基督者手中，要想靈魂得救，就必須到卡奴杜斯來。他四處宣傳，對災民來說，交納稅賦無異於雪上加霜，收稅人比荒原上啄食人屍的禿鷲更為兇殘。於是他帶頭踹倒徵稅布告牌，反對捐稅，抵制人頭稅，拒絕使用共和國貨幣，拒絕執行統一的十進位公制。總之“這是一個反抗現行合法政府的政治、宗教集團，他們建立了國中之國，因為他們不承認現行法律，不承認政府當局，也不接受共和國的幣制”。這個“勸世者”勿論當時的統治是帝制還是共和，更不管執政的是何黨，帶領著一群被自然災害與社會壓迫打擊得難以生存又得不到任何賑濟和救援的難民，強佔莊園，搶劫財物，揭竿而起，與當局對立。

19世紀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熱的災難之地，乾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隨時將整個村莊吞噬得一乾二淨，僥倖活下來的不是變成孤兒和殘疾，就是淪為強盜和土匪。隨著“勸世者”的到來，孤兒成為最虔誠的信徒，被凌辱的女人化身為世人景仰的聖母，強盜和土匪願做聖地的守衛者，還有源源不斷的人潮從四面八方湧來皈依。他們守在一個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臨。彼時，傳說中的聖塞巴斯蒂安國王會手執權杖蒞臨人間，活人和死人統統要接受審判，而他們將跟隨“勸世者”的腳步去對抗政府。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戰》並非旨在講述一個獵奇的傳說。其實，小說對應的歷史背景，可謂政治上一段突飛猛進的“進步”時期。1822年，巴西宣布脫離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帝國；1855年，帝國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奴隸買賣；1889年，帝國政府被推翻，巴西聯邦共和國成立。可惜，小說中那些“進步”的政治勢力各懷鬼胎，他們力圖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國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這顆歷史倒退的毒瘤。隨著各種人群深入腹地，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些農民並不像官方宣揚的那樣十惡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軍佔領腹地后燒殺搶掠，以致陳屍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謂慘絕人寰。

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為贏得戰爭而不擇手段在軍政府眼中也理所應當。政府軍竭盡各種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嚴刑拷打，甚至挖眼、閹割。“壯丁”不足，西塞上校從監獄里找來各種重刑犯充軍，並不在乎這些囚犯一有機會便姦淫婦女，屠殺平民。只要上戰場殺敵，軍隊也縱容軍官報私仇。中央有強勢的軍事獨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勢力並未就此退場，這也是過渡時期拉美世界的常態。大莊園主與軍政府沆瀣一氣，共同壓迫剝削貧苦大眾。略薩的描述，讓讀者對從帝制向共和過渡期的巴西政治醜態一覽無餘。根據歷史記載，從卡奴杜斯起義中倖存下來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犧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於何種政治勢力的屠刀之下。正是這些無恥政客間的利益糾紛，把無辜的“勸世者”及其信眾逼上梁山，捲入戰爭，數以萬計的平民和軍人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1822年，巴西宣布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帝國；1855年，帝國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奴隸買賣；成立於1889年的巴西聯邦共和國實際上是軍事獨裁的產物。1889年，帝國政府被推翻，巴西聯邦共和國成立。特權階級打著旗號實現赤裸裸的利益瓜分，“民主”“共和”這些先進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巴西無法引起底層人民的價值認同。《世界末日之戰》小說萬花筒似地描述，讓讀者對從帝制向共和過渡期的巴西政治醜態一覽無餘。

1、“勸世者”——農民起義首領

“勸世者”——安東尼奧·維生特·門台斯·馬西埃爾，推崇基督教教義，祈禱聖父聖母和聖靈，預言有偉大的救世主拯救人們逃出苦海。被災難和貧困折磨得近於絕望的民眾很容易接受他的佈道，尊稱他為“先知” 、“聖徒”和“勸世者”。於是這位“勸世者”身披長袍，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城鎮村落，宣揚人生而平等，人既不繼承尊嚴也不繼承羞辱，父權歸屬自由，戀愛自由，宣傳財產應當共有，任何動產或不動產的個人所有都是罪孽，誰生前佔有的多，末日審判時進入天國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勸導人們節儉消費，放棄享受，關注心靈，等待靈魂得救。

2、卡納布拉沃男爵——封建貴族

巴伊亞州的自治黨創始人和黨魁是卡納布拉沃。擁有大片莊園和礦山的大貴族，昔日的帝國部長和駐英大使，主宰州政府和議會，不可一世，共和制后地位和勢力雖一落千丈，卻仍在頑抗。卡納布拉與共和黨主席勢不兩立。面對日益猛烈的農民起義，兩黨各自拿出對策，初次交手。埃巴米農達指派一個所謂“英國間諜”給農民送槍，然後在他控制的報紙上以長篇大論公開指控卡納布拉沃男爵與堂·路易斯·比亞納州長相互勾結，挑動並武裝卡奴杜斯起義農民推翻共和國，復辟君主制。

3、加里雷奧——歐洲“革命者”

加利雷奧·加爾, 蘇格蘭人，蒲魯東、巴枯寧主義信徒，認為窮人惟有通過暴力才能打破剝削和愚昧的鎖鏈，堅信“革命將把人類社會從災難中解救出來”，曾參加過巴黎公社起義，在許多國家暴動、受傷、被捕、越獄、逃亡，在土耳其、埃及、美國均奇迹般地死裡逃生，1894年因船隻失事在巴伊亞海岸登陸。

《世界末日之戰》的主題思想是爭取平等和自由。《世界末日之戰》表現了1896年巴西腹地的卡奴杜斯農民如何在基督教精神的號召和領導下，與政府軍進行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從而爭取平等和自由。這場戰爭是在“勸世者”所宣揚的基督教教義及精神的影響下發起的。雖然腹地人民和巴西政府信仰的都是基督教，但屬於不同的分支。巴西政府信仰的是己被世俗社會同化了的天主教，這種天主教受到了物慾橫流的世俗社會的腐蝕，失去了原有的純潔性和神秘性而腹地人民在“勸世者”的引導下，信仰的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可以從《聖經》中追根溯源、引經據典的並且堅守《聖經》中教義和精神的基督教，更準確的說是一種原始基督教。因此腹地人民稱巴西共和國為“敵基督” ，反對巴西政府實施共和制而巴西政府則要剿滅卡奴杜斯政權。因為信仰的不同導致意識形態的差異，最終引發戰爭。“世界末日之戰”是腹地人民與巴西政府之間的政治戰爭，更是一場宗教戰爭。

《世界末日之戰》小說試圖通過對歷史的回顧來表現對拉美歷史的獨特思考。小說中的時間藝術具有獨特性，它一方面以明確的具體時間和自然時序來顯示歷史事件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又以模糊的、不確定的時間概念來展示小說特有的主觀性，同時在結構安排上又通過時間的跳躍性、多層面性來呈現時間的立體性特色。《世界末日之戰》涉及內容的深度與廣度，無疑使它成為了一部包羅萬象的作品，因而如何在小說中展示包羅萬象的內容，也成了略薩創作的關鍵。為此作者在小說藝術方面進行了獨特的藝術嘗試，既豐富了小說的創作手法，又有力地表現了主題，如小說中的時間安排，一方面以明確的具體時間來顯示歷史事件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又以模糊的不確定的時間來展示小說世界的主觀性，同時在小說結構安排上又通過時間的立體性、多層面性來表現世界的立體性。本文擬就小說的時間藝術做一探索。

一、明確性

明確性是小說中時間交待的一種方法，也是作者處理時間的一大特點。《世界末日之戰》是一部以真實歷史事件為基礎的小說，因而作者力圖通過確切的時間來展示其歷史性、客觀性。小說涉及的卡奴杜斯農民戰爭，從1877年的大旱開始直到1897年的失敗，前後20年，其中重要的時間和事件很多，如主要有1877年開始的大旱、飢餓、瘟疫和勸世者的遊走四方，1893年瑪賽特村踏倒捐稅牌開始的起義，起義數周后州警察的行動，起義者在卡奴杜斯的聚集，1896年10月和12月、1897年2月和5月政府軍的四次討伐，以及10月的全軍覆沒。小說以這段歷史為基礎，以眾多的人物和事件完整展現了這一歷史事實，探究了起義、進程和最後失敗的原因。因而小說為了強調其歷史真實性，作者明確交代了一些時間，如1896年10月2日、1897年1月3日、1897年2月8日、1897年7月18日等。

1896年10月2日，這是小說中第一個明確交待的時間，也是政府軍第一次討伐的時間，政府軍的干涉顯然標誌著處地偏遠的巴伊亞農民起義，引起了政府的關注，但一個連的兵力、“驅散強佔莊園的匪徒並逮捕匪首”的任務以及出兵的消息被當地報紙刊登“在殯葬和彌撒一欄下面”的事實，同時又說明了起初人們對它的態度，從側面說明了它在當時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1897 年1月3 日，這是小說明確交待的第二個時間，這一天巴伊亞州議會召開會議，此會在第二次討伐失敗兩周后，儘管會議本身無關緊要，但這一天的報紙以新聞報道的方式報道了此會，披露了許多重要的信息，如自治黨與共和黨的爭權奪利、所謂英國間諜的陰謀、聯邦軍隊的干涉、男爵即將回國等，既解決了第一部中加爾被利用之謎，同時也為第三次討伐作了足夠的鋪墊，豐富了小說的意蘊，為末日之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1897年2月8日，這是小說明確交待的第三個時間，就在這一天西塞軍正式向卡奴杜斯進發，此時的卡奴杜斯已在各方不同人士的努力之下被複雜化，似乎變成了一個難解的謎團，但無論如何，一方是裝備精良、勢在必得的殺人魔王，一方是手持火槍長矛的信徒和農民，雙方都堅信正義就在自己一邊，信仰之戰開始，西塞的意外死亡結束了一個夢幻，同時也為卡奴杜斯滅頂之災做了鋪墊。1897年7月18日，這一天摧毀性的總攻開始，卡奴杜斯人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1897年7月18日好像就成了一個時間的中軸，所有故事在此前後展開。此前是政府軍的進發和起義者的騷擾，此後在越來越多共和國軍隊的集結下，起義者終於沒有能夠抵擋得住裝備精良政府軍的進攻，敵人集結於卡奴杜斯，以他們的堅炮利器終於使卡奴杜斯變成了廢墟。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選擇的這些時間正是整個卡奴杜斯之戰的關鍵時刻或轉折點，小說以這些明確的時間增強了客觀真實性，從而讓人產生了身臨其境的感覺。

但小說畢竟是小說，這些重要時間的交代方式在小說中是極為獨特的。小說一開始，在第一情節塊遙遠的背景之下，第二情節塊中，《消息日報》社的日曆上清晰地顯示的時間是“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星期一”，作者以此時加爾到此地刊登聲援卡奴杜斯起義大會廣告這種獨特的方式，巧妙地交待了故事時間，既把第一情節塊中的傳奇故事置入現實的視野，又用報社工作人員的對話巧妙地交待了政府軍的出兵，同時還引出與這場戰爭有關加爾與埃巴米農達，通過他們對此事的不同態度，為後面情節的發展做好了鋪墊。而第二、三個重要時間的交代同樣極為巧妙，這兩個時間的交代，前者是通過近視記者所作的新聞報道，後者是通過西塞發給最高統帥的電文，兩者都以一種極為客觀的方式交代了時間，給人以無庸置疑的感覺，形成異曲同工之妙；再如卡奴杜斯命運發生根本改變的1897年 7月18日——這個時間是在近視記者在與男爵的對話中被強調出來的：近視記者： “七月十八日以前許多事情都是極為可怕的，不過，實際上只是在那一天我才觸到、嗅到並把恐懼的感覺一直咽到肚裡。”

“七月十八日我在倫敦。”男爵說， “關於戰爭的事，我一無所知。那天的情況怎樣？”“他們明天進攻。”若安阿巴德氣喘吁吁，他是跑來的。作者在男爵的問話之後，巧妙地接入了那天近視記者在彈藥倉庫中聽到的若安阿巴德的話，於是事隔半年之後，在對話中對往事的回憶就與當時當地的實景結合在了一起，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那個特殊時期的特殊場面，做到了歷史與現實的融合，主觀與客觀的結合。

二、模糊性

小說中，作者一方面有意明確一些在事件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時間，以增強故事的真實客觀性，同時還故意隱藏或模糊一些時間，只是留下一些時間的線索，讓讀者自己在閱讀中去發現和明確，有意造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以突出小說的主觀性和閱讀中讀者的自主性、參與性，共同營造一種主觀與客觀共有的真實。如關於政府軍的第二次討伐，作者較為詳盡地描寫了他們大敗的康巴奧之戰，但對於討伐的時間卻不曾明言，讀者只有通過第二部中近視記者的寫於1897年1月3日的新聞報道，“自從布里陀討伐隊被數量和裝備均戰極大優勢的叛亂分子擊敗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星期” ，可以推知第二次討伐失敗的時間是1896年12月。同樣關於第三次政府軍的討伐，讀者已知西塞軍出發的時間（如前所述）、西塞軍的行程和活動，以及眾多視角中西塞軍的死亡，但至關重要的西塞死亡的時間文中卻沒有明確的交代，直至第四部第一章第四個情節塊，從皮雷斯費雷拉上尉面對窗戶的反思中，得知“從這個窗戶，他看到了最近三個月來使腹地、使巴伊亞、使整個巴西震驚的事件” ，如西塞向聖多山進軍，大難不死的倖存者的匆匆返回，看到了火車運來的新的討伐者，由此我們可知從西塞軍出發到西塞陣亡前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其大致的時間應是2—5月，至於隨之而來的第四次政府軍的討伐，作者有意識地通過敵我雙方日重一日的戰備狀態、日日推進的戰爭行程來表現時間的推移，詳盡展示了戰爭的慘烈，在小說中明確交待的時間，除了7月18日以外，還有“四個月”：如近視記者在第三次討伐的最後，一陣劇烈的噴嚏使他失去了完整的鏡片，出於求生的本能他逃向了甲貢索人，並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在其事後回憶中“我在那裡四個月，看到的只是……” ，可以得知政府軍第四次討伐所用的時間，而“里昂·德·納圖巴聽說十月的第一天是，還聽說政府軍將從三面進攻卡奴杜斯並企圖摧毀聖母教堂、聖彼得教堂和基督聖堂” ，以及敵人殺死了帕傑烏的消息，而帕傑烏又是為掩護近視記者一行而死，顯然，近視記者所說的四個月是指5—9 月，其後才有10月中卡奴杜斯最終的毀滅，因而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時間中，仍然可以推知其大體的時間為1897 年5—10 月。

由此可以看出，作為一部以歷史為基礎的小說，作者一方面努力交待一些明確的時間，以此來證明卡奴杜斯農民戰爭的歷史性、客觀性，但對於這拉美人熟知的卡奴杜斯農民戰爭，太多明確的時間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很容易破壞小說的虛構與想象，把它混同於真實的歷史紀錄。“我的書是小說，不是歷史。”這是作者對小說獨立世界的認識和維護，正如作者一貫宣稱的那樣——小說是一種真實的謊言，是“一個單獨的有主權的世界，其中卻從本質上折射出這個具體的世界：一片謊言，通過其表面的皺褶顯露出一個深刻的真理” ，它“以撒謊的方式說出真理” ，因而這部關於歷史的小說，其意旨主要不在於真實地再現歷史，而“僅僅是希望真正了解歷史”，並借這段獨特的歷史來反思拉美的歷史和文化現實，因而作者在整個小說創作中，始終將這場末日之戰置於總體旁觀與回顧之中，以眾多身份、性格各異的人物和事件，多角度、多方位地總結歷史，啟迪人們的現實生活，這使得小說在客觀的歷史展示中又帶有了太多人物的主觀成分，為此，作者有意模糊一些時間，讓讀者自己來確定，讀者的這種主觀的推知，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這個歷史故事的主觀成分，並與整部小說的氛圍協調一致。

三、自然延續性和跳躍性

關於小說的敘述順序，眾所周知常用的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按故事順序從頭講起，一種是荷馬式的從中間講起，略薩在這部小說中主要採用的是第一種方式，如小說的主要部分——關於卡奴杜斯農民戰爭本身，尤其是政府軍的第三、四次討伐，幾乎完全按照時間的自然推移來完成的，因此小說中充滿了許多細部的時間，如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半個小時、幾個小時之後、那天下午、夜幕開始降臨、傍晚時分、第二天、三天來、五天後等，作者以這些具體的時間為序，詳細記述了發生在敵我雙方的活動，無不給人以具體真實的感受。同時，在這樣的自然時序中，小說第一、二、三、四部也就形成了末日之戰的序幕、開端、發展、結局與尾聲，幾個環環相扣的部分，顯示了時間的自然延續性。

儘管全書總的敘事時間是按照自然時序進行的，但在局部也有小的“錯位”和“顛倒”，從而形成了小說時間的跳躍性。如小說第四部政府軍與起義者之間的生死之戰，作者是用四個情節塊的展示來完成的，其中塊一部分是近視記者與男爵的一次長談，塊二部分是農民軍中六大主力眼中的末日之戰，塊三部分是胡萊瑪與近視記者眼中的末日之戰，塊四部分是政府軍中六人眼中的末日之戰。

從情節時間來看，塊一是戰爭結束兩月後，要明顯晚於其他各塊，而後三塊的時間是一致的，作者用了三個情節塊、六章，按時間順序交待了第四次討伐的始末，在這裡作者把戰後的回憶和戰爭的進程同時展開，通過提前交待近視記者與男爵在戰後的交談，把戰爭本身放在了戰後思考的框架中，以兩個被戰爭改變的人的所見所聞、回顧與思考，突出了對拉美歷史及文化的思考，並在這樣的框架中以自然的時序再現戰爭的狀況，通過歷史的和現實的不同角度對末日之戰的展示，增強了小說的歷史感和立體感。同時，在男爵與近視記者的長談中，不僅交待了一些由卡奴杜斯之戰引發的問題和矛盾，而且預敘了事件發展的結果——起義者全軍覆沒，很快被人為因素有意淡忘。這些預敘的結果，不斷在提醒讀者去思考為什麼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讀者與作者一起去思考，有利於小說主題的完成。同時，還交待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情節線索，如勸世者屍骨的發現、貝阿托迪的死亡和卡奴杜斯最後的毀滅，這些情節的敘述時間明顯早於故事時間，從而形成一種錯位中的顛倒，而這種顛倒又是小說整體敘述所必需的，因為這些被提前的內容，幾乎全是卡奴杜斯最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由於缺乏見證人或旁觀者，以小說整體的回顧與關照的方式是無法完成的，而這些錯位中的顛倒，從戰後的回顧與思考的角度加以展現，一方面形成了小說的懸念，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另一方面又讓讀者在已知結局的情形之下閱讀，以造成一種陌生化的效果，以更好地領會理解作品包羅萬象的內容和思想。

小說中，作者還有意使用了從中間寫起的寫法，以更進一步突出小說時間的跳躍性，如加爾這條故事線索，這個英格蘭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出場是在1896年2月某一天的消息報社，這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一出場就引起了包括埃巴米農達和讀者在內的所有人的關注，於是關於此人的故事就成為小說第一部中的二、四情節塊的基本內容，這兩個情節塊以同一人物不同時間和空間的活動為主要內容，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不同的情節塊的情節線索互相交織，從而形成了小說時間的跳躍性。

四、多層面性

為了體現小說包羅萬象的內容，作者在時間安排上還以他擅長的情節塊結構方式，同時表現不同時間、空間中同一人物的活動，或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中不同的人物的不同活動 表現事件的多層面性，從而形成了小說時間的多層面性。如小說第一部，分為七章四個情節塊，其中塊一主要是勸世者的活動和卡奴杜斯起義，塊二是加爾當時的活動及結果，塊三則在七章中分別講述了七個起義的主要人物的生命故事及對勸世者的追隨，塊四則是有關加爾的歷史和對現實的思考。在這四個不同的情節塊中，塊一的時間無疑是明確的，從勸世者風塵僕僕的遊走開始，按時間順序自然展示了起義、州警察的鎮壓、集聚卡奴杜斯以及兩次政府軍的討伐及其失敗，所有這些內容作者是以自然時序展開的；塊二中加爾的活動從1896年10月政府軍的第二次討伐開始，從時間來看顯然是在塊一第六章之後、第七章之前，而其後情節的發展同樣是按自然的時序進行；從時間上來說幾乎與塊一第七章同行；而塊三的情節很難區分孰先孰后，七個完全不同的人的生命故事就像七個來自不同山頭的泉水並列流入勸世者的身邊，共同彙集成卡奴杜斯洪流，而顯然這一切又都完成於1897年之前；塊四中加爾的歷史同樣可以追溯到1850年前後，1893年左右到達巴西后的活動顯然又可以被認為與勸世者的活動并行，也正是因為加爾的被利用這才有了巴伊亞州議會會議和其後西塞軍的討伐。其中加爾的過去與現在的同時交待、勸世者及其追隨者的故事，都構成了事件的多層面性。而且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小說第一部中，作者就是以不同的情節塊從多角度、多方位展示了卡奴杜斯的起義及所引起的反應，為小說的中心內容——政府軍的第三、四次討伐作了鋪墊。同樣，小說第三部中的五個情節塊：其中塊一偉大的西塞為共和國而戰帶兵前往卡奴杜斯 近視記者成為目擊證人；其二加爾為遠大的理想驅策趕往卡奴杜斯，胡萊瑪成為同行者；其三卡奴杜斯積極備戰準備迎接官兵；其四魯菲諾的尋妻與報復；其五男爵為自己的政治目的返回莊園，西塞養病及莊園被燒，這裡無論時間還是空間都高度集中——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各類不同的人物一起趕往卡奴杜斯，在這同一的時間和空間里，作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他們不同的活動及心態，但卡奴杜斯這一紐帶和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又將各條情節線索相連，如西塞軍的進發和加貢索人的守衛、西塞發病和卡龍畢莊園的養病、加爾的逃亡和魯菲諾的報復等，所有的故事在時間的自然推移中又幾乎是并行的，自然的時間似乎也因不同人物的變化產生了多層面性，從而多方位揭示了事件的豐富意蘊。

另外，小說中那些明確交待的時間，不僅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小說的結構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這一時間不僅是政府軍第一次討伐的時間，而且可以說是第一部中的一個時間中軸，這一部中所有的事件如各人過去的經歷、卡奴杜斯的起義、反政府軍的兩次勝利、加爾的活動、埃巴米農達的陰謀都圍繞這一時間中軸進行。這裡1877年的大旱、勸世者的活動和眾信徒的追隨及1893 年的起義，這是情節發展的一條時間之鏈，而加爾的歷史和他在巴西的活動，又是情節發展的另一條時間之鏈，同時這兩條情節的交合也與這一天的消息日報有關——就在這一天的報紙上刊登了政府軍步兵第九營一個連向卡奴杜斯進發的消息。因而在這裡時間既是歷時的，同時又是共時的，從總體來說，各情節塊的情節發展基本上是縱向發展的，但在空間上又具有一定的並列性，而且在同一時間兩條線索交匯，構成時間的多層面性。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說緊緊圍繞世界末日之戰，以時間的確定性和模糊性，展示了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以末日之戰的序幕、開端、發展、結局與尾聲，環環相扣地顯示了時間的自然延續性，同時在這自然延續的時間中又呈現出跳躍性和多層次性。作者對於時間的這種處理，既包含了他對歷史的獨特理解，又體現了他對小說藝術的獨特認識。對於略薩來說，歷史作為一種已經永遠逝去的事實，它是今人無法直接感知的，也是永遠無法複製的，因而利用有限的歷史資料來鋪陳故事、塑造人物的歷史小說，同樣也不可能以藝術的方式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任何對過去歷史的復原註定了只能是一派“謊言”。但他仍然選擇了這一影響巨大的歷史題材，並通過自己的藝術努力使讀者走進了那段歷史，走進了那個時代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也許這些人物並不真實，但真實歷史事件的存在為這些人物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尤其是這些未必真實存在過的人物，他們真實的愛和恨、痛苦與歡樂、夢想與無奈，使得人們通過他們感悟到了更深刻的歷史、人生與人性，從而完美地詮釋了略薩對小說“真實的謊言”的認識，這對於歷史小說的創作無疑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一、敘述者的選用

對於長篇小說來講，敘述者的選擇是很重要的環節。在《世界末日之戰》中，略薩安排了兩類現象：

1、無形的敘述者

這是敘述者根據文本的要求把自己徹底地隱蔽起來。他常被用在文本的開頭或人物出場時。這時他是一個不在場的饒舌者，一個冷漠的、不可少的觀察者。“他沒有露面，和客體或敘述的主體融合在一起。使他能夠隱身的法則是客觀化，他講述發生的事情，但是不加評論，只限於傳達人物所做的、停止做的、獨自議論的或一起議論的事情，從不披露自己的思想和面對敘述的世界產生的反應。他缺乏主觀性，和一架可以拍攝無形的東西的電影攝影機一樣；他不想說明，而只想展示。由於他一絲不苟地遵守不可違背的客觀性法則，所以達到了他的目的。讀者覺得他不存在，以為敘述的內容在他眼前自動產生，是它自己開始、自己結束的”。

小說的開頭：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讓人看到的只是他的側面；他膚色黝黑，雖然瘦骨嶙峋，雙眼裡卻燃燒著永不熄滅的火花。他腳踏牧師們穿的麻鞋，身著深藍色的長袍，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穿巷，給兒童洗禮、為已同居的情侶主持結婚儀式的教士們。很難猜出他的年齡、出身與來歷，但是在他那平靜的面龐上，在他那儉樸的生活習慣上，在他那冷漠、嚴峻的神情里，總有某種東西吸引著人們，即使他沒有說出勸戒的話。作品以這樣的方式開頭，出現了一個“他” ，他的體形、相貌、衣著、行為像在攝影機前面似的被原樣複製下來。讀者找不到敘述者的任何提示，於是只能自己去看、去想、去判斷。“他”是誰？“他”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威嚴和吸引力？這種不加任何評論、只是顯示的方式具有很強的逼真性和客觀性，使讀者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從接受效果來說是給了讀者很大的主動權，充分調動了他們的閱讀興趣，使他們自己去判斷所發生的一切。而且這種客觀的，不加任何解釋的寫法可以引起很強的懸念。這一個個懸念也吸引讀者進入作品，發揮自己的聯想、想像力，去探究結果。這種顯示雖然有很強的逼真性，讀者似乎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是讀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距離卻是最大的。這是因為出現的人物對於讀者來說始終是個謎，讀者作為猜謎的旁觀者是無法與人物溝通和認同的。這從客觀效果來講，讀者與人物情感的疏離也使讀者感到人物的神秘。

2、講故事的敘述者

作為無所不知的敘述者，他雖然不再對故事發表言論以示自己的情感傾向，但他必須承擔起指引故事發展、介紹基本情況的任務。《世界末日之戰》的故事是發生在19世紀末，與略薩創作的時間相差近百年。對於故事的起因、發展、結局，敘述者是要給予一定的交代的。更特殊的一點是在這部作品中，甲貢索人是一個獨特的團體。他們的講話方式、思想習慣對於處於現代社會的作家來說是不可能原樣重現的。

略薩說在《世界末日之戰》的寫作中，“讓我費力氣的是要造出一種對話” ， “要讓甲貢索人說話，那我就很有可能鬧笑話或者弄得不真實。就因為這個，我才通過一個敘述者或者是一段敘述的方法，讓甲貢索人間接說話。或者他們說話的時候，也是採取簡潔的方式。”如：像往常一樣，“勸世者”直接觸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他談到聖父、聖子二位的變體，談到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說；為了把艱深的道理說得明白易懂，他這樣解釋道，卡奴杜斯也可能變成耶路撒冷。他用食指指著法維拉山和橄欖園的方向說，基督由於猶大的叛賣在那裡過了可怕的一夜；再過去一些，在卡納布拉沃山上，就是耶穌的受難處，那些不敬神的人把基督和兩個強盜分別釘在十字架上。他講述一些簡單而重要的事，他講的那些事人們是明白的，因為早在那遙遠的、剛學會吃奶的兒時，他們就已經朦朧地知道了。他講的那些事是當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 每日發生的，無法迴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後的審判。

作家依靠敘述者的全知全覺的優勢以一種概括的方式使“勸世者”的話語得到表現。這樣做，既省去了無法使甲貢索人語言重現的缺陷，也避免了行文的口羅嗦，使敘述自然、流暢的發展。同時在塑造人物“勸世者”時不再現他的話語，而是對他所宣講的內容進行中心意義的概括，這使人物被蒙上一層多少有些神秘的面紗，在閱讀效果上也可以體會他講話的莊嚴感。

一個人物加敘述者。這個人物處身於作品中，同時要承擔起敘事的功能。作為作品中的人物，他有自己的活動空間，那麼他敘述的事情就不會超出他的經驗範圍。略薩說“一個人物加敘述者知道的東西不可能比他經驗範圍之內的還要多”。在現代的敘事學中，這種情況被稱為“第三人稱有限視角”。

《世界末日之戰》要講述一個場面宏大、人物眾多的故事，如果全部由全知敘述者來講，從效果上會產生對讀者指指點點的效果，而且這樣做，也不利於表現人物的內心。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作家在作品中安排了許多人物：有“勸世者”集團的人員，有政府軍方面的官兵，有被捲入這場戰爭的普通人，由這些人物在合適的時間、空間中承擔起敘事的任務。比如書中有位記者就是這樣的角色：嚴重近視的記者見西塞上校揚刀躍馬朝山下飛奔而去，他心跳得更厲害了。然而上校剛跑出五十米遠，就見他全身縮在馬鞍上，緊緊抓住戰馬的脖子，戰馬突然停了下來。近視記者見西塞上校讓戰馬在原地轉了個圈兒，戰馬彷彿接到主人前後矛盾的命令，近視記者才明白為何當時那些軍官和衛兵大喊大叫，背著機槍朝山下跑去。莫萊拉·西塞跌下馬來。

在第三次對卡奴杜斯的進攻中，西塞上校是軍隊的惟一首腦。整個部隊在他的指揮下行動。近視記者等於是一個觀察西塞上校的窺視鏡，上校的一舉一動在他的視線前展開。在這段敘述中，作家更是將敘述的焦點集中在了近視記者的身上。當戰爭處於白熱化階段時，戰場的局勢、人們的心情是無比激動的。在這時，近視記者眼鏡的失落這一細節將這緊張的空氣進行了轉移、消解，也省略了騎兵是如何衝鋒的這種不必要的交代。當記者為眼鏡的安全而慶幸的時候, 最讓人窒息的時刻到了：西塞上校的親自出馬。這時由於近視記者是整個場景的敘述者，讀者也只能隨著這位嚴重近視的記者的目光去看上校的舉動。近視記者的視野就是讀者的視野。讀者只能產生和記者一樣的吃驚、疑惑和不安, 讀者的感覺被記者的感覺左右了。這種將讀者直接帶入時空，帶入現場，將讀者與敘述者的距離無限小的拉近，使讀者以敘述者的眼光為眼光、心情為心情正是第三人稱有限視角敘述的優勢。這種優勢在作品中常常出現，使這個看來很隔膜的故事與讀者在心理上達到了溝通。同時，這種敘述視角的選用，可以直接深入到人物的內心，由人物自己說出他對人、對事的想法，更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

敘述者的轉換

略薩認為“一部長篇小說只有一個敘述者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通常的情況是：小說總有幾個敘述者，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輪流給我們講故事”。在《世界末日之戰》中，故事由無所不知的敘述者和書中的人物講出。這兩類敘述者輪流講故事，作品從行文上講具有了跳躍性。請看下面的這一段落：“這片土地將被大火燒成焦土。”“勸世者”一面說，一面從床上欠起身來。頭天夜裡的宗教遊行直至午夜過後才結束，他們至多也只睡了四個小時。心靈耳聰的利昂·德·納圖巴卻在睡夢中聽到了這清晰的聲音。他從地上一躍而起，趕忙找來紙和筆，將這句話記了下來。這樣的警句是萬萬不可遺漏的。“勸世者”此刻沉浸在幻夢之中。

利昂·德·納圖巴知道，貝阿迪託交給他的這樁差事，雖能使他和“勸世者”時刻呆在一起，但責任也確實非同小可。他一面記錄，一面聽著隔壁屋裡女信徒們嘰嘰喳喳的聲音，她們正焦急地等著瑪利亞·瓜德拉多下令讓她們到這邊來。在這段話里，有不同的敘述者的變化。“勸世者”作為甲貢索人精神的指南和歸宿，他的一言一行自然是所有人關注的重心。雖然作家在處理他的講道時運用了概括的手法，但在他的個人生活中還是要儘可能體現他的話語。全知的敘述者講出了“勸世者”的話、他每日的睡眠狀況，並對負責記錄“勸世者” 、“箴言”的利昂作了評價：心靈耳聰。之後，敘述者就進行了巧妙的轉換：“這樣的警句是萬萬不可遺漏的。”這句話自然是利昂的心理活動，是他對“勸世者”所言的重視心理。利昂在這個小的故事中就承擔起了敘事的責任。作品中寫了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這樣，敘述者由全知的角色轉入書中的人物，由他接著講故事。

同時，在作品中，作家是安排了許多人共同來講述這個故事的。在每一部中，作家總是讓幾個人物出來說話，讓這些人物一個接一個地把故事講下去。比如在第四部中，主要寫最後一次圍剿的情況。作家在每章的最後一個板塊中，就選取了政府軍的一員：上尉、班長、軍醫、將軍、士兵、上校，通過這些人物來講述發生在軍隊中的形形色色的故事。這樣敘述者從一個人物轉到另一個人物，讓許多人說出自己對戰爭的意見，戰爭變得複雜起來。總之，作家創造不同的敘述者，是為了表現內容而服務的，是為了使作品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而努力的。

二、時間的突破

長篇小說屬於敘事文體，故事是它的核心。故事有它的產生、發展和結局，這其中就包含著時間的流程。愛·摩·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說：“小說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對一些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的敘述。”所以對現實主義的小說來講，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時間包括現實時間和心理時間

“小說中的時間是根據心理時間建構的，不是計時順序時間，而是主觀時間，這是一條毫無例外的規律。”的確，作家在創作上所依據的是心理時間，在現實中的漫長的時間流程在作品中可以以一句話帶過去，同樣現實中的僅僅有幾秒鐘的時間也可以被作家繁衍成長篇小說。所以在創作中，作家並不關注現實時間，他只是在一心一意根據作品的具體情況創造出另一種特有的時間、由話語組成、區別於現實的時間。

具體到《世界末日之戰》，與這場戰爭相關的現實時間從計量的角度來說是漫長的：有起義前“勸世者”常年的遊歷、講道，吸納信眾，建立卡奴杜斯；有卡奴杜斯的信眾在加入“勸世者”集團前的經歷；有政府方面不同黨派一貫的不協調；有加爾、近視記者、胡萊瑪等人的經歷及日常生活；有甲貢索人與政府方面的兩次非正式交鋒；有雙方的三次大的戰役；有政府為了戰爭而做的一系列準備，還有戰爭后許多人的結局。

可以想像如果以現實的時間為作品展開的依據會使時間成為制約創作自由的羈絆，同時時間上的無節制蔓延會使作品結構鬆散，對讀者的吸引力減弱。為了避免這些問題的出現，作家必須運用自己掌握的文字來創造出由話語建構的敘事時間。

以作品的第一部為例來看。第一部的故事含量很高。有“勸世者”的出現；他與信眾在卡奴杜斯定居及日常

活動；“勸世者”集團對政府的幾次反抗；共和黨黨首的陰謀及加爾出於對“勸世者”的同情去給他們送武器；還有加爾送武器途中發生的事件；幾個甲貢索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從現實的時間跨度講是很長的，而且許多事件是發生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或不同時間同一地點的。這時作家對時間的安排就顯得非常重要。這部以歷史為題材的作品，擺脫了傳統的依據時間先後來結構作品的模式，忽略了現實時間的干擾。作品的開頭是“勸世者”出現；之後就講加爾要刊登支援卡奴杜斯的廣告，這時的現實時間已是多年以後“勸世者”已定居於卡奴杜斯，並且被認為是共和國的敵人，要被政府派的第九步兵營一個連征討。接著作家安排了“虔誠的小信徒”安東尼的故事，在最後又講了加爾的來由。本部的其他各章基本上也是這樣的一個安排。從表面上看，這些故事的時間是混亂的。

但是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在每章的處於同一位置的故事內部是有時間順序的。可以說，作家在一章中安排處於不同時間的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故事，是要從文本上就造成一種頭緒繁多的印象，從而顯示這場戰爭的複雜性。時間在作家的手裡不是阻礙敘述的條件，而是成為充分顯示作家調動文本能力的工具。

所以說作品中的時間是作家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創造的，是作家更好地傳達思想的一個有利工具。在現代小說的創作中，現實時間的不斷流逝，一往直前的不變的趨勢並不能阻止作家在某一刻突然停下來，而是將時間的流動放慢或是將時間殺死。作品中的一個細節：“我在思考嗎？我在做夢嗎？我是在蓋依馬達斯的郊外。現在是白天。這是魯菲諾的床。”其它一切是模糊的。特別是今天黎明時發生的事情，把他的生活一下子全給打亂了。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下，那驚訝的心情依然存在。躺在床上休息了多少時間？不管怎麼說，疲勞是解除了。那少婦莫非走了？莫非她去呼救？她去找人來抓他？他心裡想，或者說夢中想：“那些計劃正當要實行的時候，卻化成了泡影。”他心裡想，或者是夢中想：“真是禍不單行。”他發覺自己在說謊：把這不安與驚愕的心情歸咎於沒有找到魯菲諾，歸咎於當時險些被打死，歸咎於殺死了那兩個人，歸咎於運往卡奴杜斯的武器被盜，都是不對的，而是那突發的、難以理解和抑制的衝動，使他在長達十年未接觸女人之後，把胡萊瑪給強姦了。時間似乎是停滯了。我們忘了去想這段時間有多長，而只是沉浸在與加爾同樣的困惑中。我們在思考他作為一個革命者、一個惟科學為武器的知識分子，雖然一直摒棄物質的享受，但在武器被搶、自己受傷這個突發事件之後竟然將一個女人強姦了。如何來解釋這件事，如何來認清自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時間在此刻失去了直往無前的質感，我們感到似乎只是停留在這一刻。所以說，在作品中，用文字構成的話語並不具有時間方向，它只有用字數或頁數來度量，用每一個事件的描述的相對的字數、頁數來表現時間的長度。而這種表現出來的時間的長度與現實時間的長度往往是相左的。加爾的沉思從現實角度來講可能只是幾分鐘或是幾秒鐘的瞬間，但是在文字的描述下卻佔了4頁多的篇幅。這體現了文學對時間的操縱之力，也是文學駕馭時間的優勢。

現實的時間是以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將來的一維的方向發展的，它是不可逆也不可提前來到的。但是在以話語建構的敘述時間裡，時間是可以伸縮自如，是可以迴旋往複的。作家可以站在現在回憶很久以前的事，也可以提前告訴讀者以後要發生的事，這就是時間的倒錯。時間的倒錯一般來講是分為預敘和倒敘。所謂預敘，就是指對未來事件的暗示和預期。倒敘則是對往事的追敘。在《世界末日之戰》中，作家熟練地運用了這兩種方式。

先來看預敘。在講小信徒安東尼的故事時，有這樣一段：“七個月以後，當‘勸世者’和他的追隨者們講瑪利亞的故事時，敘述者說道：“那穿藍袍的同他那一伙人是當天進村的，他們中間有個半人半獸的傢伙跑來跑去，他責備村民們沒有在死者安息的地方築起一道圍牆。”在這兩個片段里，作家很巧妙地運用了預敘的方式。他似乎在不經意間提到了若安·格蘭德和利昂的存在。這樣做的效果是提起了讀者的注意，使讀者產生了好奇，對作品後來再出現這兩個人物就不會感到驚奇了。還要看到的一點是瑪利亞看到的利昂在她的眼中是“半人半獸的傢伙” ，這也暗示了利昂的特殊的形體及別人對他的印象，這樣當後文中提到利昂憎恨別人對他的態度時，讀者也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

倒敘作為對往事的追憶，常用在回憶性的作品中。在《世界末日之戰》的第三部及第四部中，這種方式的運用是很多的。在戰爭的白熱化時期，每個人都是直面死亡的，自然會有很多的關於過去及未來的想法。面對日益增多的信徒的到來，安東尼總會回憶起過去人員少的時期，那時“勸世者”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靜靜地聽“勸世者”的講道。在戰爭的空閑，比拉諾瓦會想到自己這幾年的經歷，會想到他的想法是否是家中其他人的意願。若安·阿巴德會回憶起他與妻子最初的交往。這種倒敘的使用是人物內心活動的揭示，反映出義民複雜的歷史背景並且暗示了這一農民起義的社會意義。

敘事時間作為作家的一種重要的敘事話語和敘事策略，它是形式的組成部分，它與結構、敘述者是不可分的。在這裡將時間單獨拿出來，是為了分析的方便。正如略薩在對時間問題進行總結時說：“時間如同題材或故事一樣；時間如同形式，如同敘事結構一樣，故事就在這個結構中展開。”“恰恰是在虛構小說的這個方面，即時間視角方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長篇小說中‘形式’和‘內容’是拆不散的。”

三、板塊結構的拼接

在《世界末日之戰》中，宏大的場面，眾多的人物，複雜的社會關係的含量遠遠超過了他以前的作品。這是對作家藝術把握力的一個考驗。略薩自認為這部小說是最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他說：“這部小說是在許多層面上進行的，人物不同，環境也不同。從嚴格的數量意義講，小說里出現的這個社會比任何一部我的作品都要錯綜複雜。”在《世界末日之戰》中，作者以巧妙的結構安排來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部長篇小說共有四個部分。

第一部作為文本的開篇包括七章。每一章又由四個小的板塊組成，四個小板塊的故事是不同的。第一個板塊是關於“勸世者”的活動；第二個是和政府有關的事件，作家安排了加爾這個人物進入其中；第三個是“勸世者”集團幾個重要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信徒、印第安人、強盜、商人、婦女、殘疾者甚至天主教的神父；最後的一個板塊是有關加爾的故事。作家以這樣的板塊形式結構故事使其展開，從創作上講，可以使思路清晰，從閱讀效果看，讀者能夠容易把握作品所記述的時間和所描寫的人物。而且重要的一點是故事雖然被分為四個板塊，但是它們之間的聯繫是緊密的。“勸世者”與政府發生衝突，進行實際的反抗是由他的追隨者完成的，加爾滿懷革命的希望接受貢薩爾維斯的提議去給“勸世者”送武器，不想自己成為政客爭奪利益的犧牲品。各個板塊內容的緊密聯繫使故事的發展流暢自然，板塊與板塊之間雖然沒有什麼過渡，卻是直接的另一個故事的開始，他們自身內部有著時間的推移，是完全符合現實主義的敘事傳統的。

另外，作家這樣的布置突破了現實時間的局限，人物的繁多、現實時間的跨度這些難以處理的問題被作家巧妙地安排解決了。首先是眾多的人物有了各自的位置，屬於一個團體的人物被安置在同樣的序列中，每個故事依自己內部的時間漸進發展。其次這樣的安排，使時間不再是一個約束敘述的障礙，避免了故事的枝杈。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經過分析會找到這些板塊，這就給了讀者極大的再創作空間，使讀者對自己的發現產生驚喜的效果。

在第三部中，也分為七章，寫了由西塞上校率領的第七步兵團對卡奴杜斯的圍剿。這在整部作品中占最大的比重。作家著力塑造的幾個人物都在此刻出現並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從本部的安排來看，每章分為五個小塊：上校的故事、加爾的故事、“勸世者”集團的故事、魯菲諾的故事及男爵的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西塞上校在國會的授權下進攻卡奴杜斯，他完全是在政治意義的驅動下來的，他想通過這個事件證明軍人對國家的貢獻從而建立由軍人統治的國家。作家在每章的第一個板塊安排他的故事，西塞上校的對甲貢索人的鎮壓，就導致了“勸世者”集團對他的進攻的回應。於是幾個卡奴杜斯的權威人物就通過自己的眼睛觀察在炮火中的“勸世者”及卡奴杜斯的民眾。在這個主要的故事中間，加爾和魯菲諾故事的插入是很有意思的。這兩個人，一個是來自歐洲的帶有理想色彩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是腹地土生土長的以嚮導為職業的漢子。由於胡萊瑪的原因兩個人被牽扯到一起。加爾一心嚮往卡奴杜斯，他願意去他心目中的革命聖地做一番事業，甚至願意為此付出生命。魯菲諾對戰爭在自己家鄉的蔓延毫不關心，他只是執守著腹地人的最原始的尊嚴，要找到加爾打他的臉。他們的故事在戰爭的時段展開，這在整個結構的安排上使戰爭的緊張、激烈得到緩衝，在客觀上也造成了一種反諷的效果：一方面是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政府展開的有歷史意義的抗爭；而另一方是純屬個人恩怨的私己的復仇。這個人物進入腹地從外貌、語言、思想的不和諧到最後因為一次突發的情慾而導致了自己的死亡，可以想到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反思。

在這一部分，作家讓卡那布拉沃男爵出場，他並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敘事板塊演繹自己的生活。他一出場，就面對政局上的變動，他作為在權利上的實權派，被新興的政治人物所嫉恨。作家巧妙地安排了他和西塞上校見面，讓這兩個政敵面對面地展開辯論，還安排了他和貢薩爾維斯的地下交易。

這也顯示了作家在結構作品方面的技能。所有的人物以內在的關係被拉在一起，絲毫沒有結構鬆散的感覺，而恰恰相反，板塊與板塊之間的互動使作品成為一個結合緊密的整體。

《世界末日之戰》的第四部是以回憶的形式展開的。時間是卡奴杜斯戰役的幾個月之後，由近視記者對卡那布拉沃男爵的拜訪這個契機回憶起了那段令人難忘的日子。同樣在本部中，作家也分為幾個小的板塊來展示這場世界末日之戰。

本部分為六章，每章由四個小的板塊組成。主要講述第四次圍剿發生的故事。第一個板塊是記者與男爵的談話引發了關於第四次圍剿中各種情況的敘述與描寫。在第二個板塊中仍是以“勸世者”集團的重要人物的眼睛來寫在卡奴杜斯發生的一切。這場戰爭牽涉的人是很多的。在第三個板塊中，作家安排了三個誤入卡奴杜斯的人：記者，胡萊瑪，矮子。通過他們的眼睛寫卡奴杜斯的迎戰，卡奴杜斯的真實情況。在第四個板塊中，作為政府軍一方，作家從中抽取了幾個代表人物，上至將軍，下到普通士兵，寫了這場戰爭對他們的影響。四個板塊的布局使加入戰爭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表現，而且是很充分的。

從以上的結構列表中，可以看到為了表現這場戰爭，作家在結構的處理上是很費了一番腦筋的。這場戰爭不是常見的正義與非正義之爭，它遠遠比這複雜的多。參加戰爭的每一方都不是單純的，在戰爭中對人性的檢驗是最深刻的。幾個相互之間互動的板塊使作品的內容清晰，人物關係明了，對表現人物的內心有好處。另外這樣看似獨立的幾個板塊可以使讀者在閱讀中忘了去糾纏時間，忘了以歷史的事實要求去規範作品，從而作品體現出通過文學意義上的虛構來藉助於歷史的事實折射現實生活的深意。秘魯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阿爾貝托·桑切斯在談及結構現實主義時說：“作者在認識了、體驗了現實之後，把現實的適當成分和人們對之感興趣的成分提煉出來，在不歪曲原素材的前提下，重新組合一個世界、社會或人物。”巴爾加斯·略薩正是這樣，他在對拉丁美洲現實的深刻的關照下對卡奴杜斯的戰爭進行重述，他塑造這個世界是為了以史為鏡，引起人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從中也可以學習到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也可以這樣寫。

網路點贊

略薩最主要的貢獻，來自於他對小說的結構和敘述形式的探索成果。《世界末日之戰》在寫作手法上回到了現實主義手法上，只是在局部運用了一些內心獨白和的技法，而擅長的複雜的結構方法都不見了，他創新的勇氣退縮了，也許本來他是想回歸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風格，寫得簡潔生動、回到講故事的老路上，但是，這部小說在敘述上卻過於老實了。如果讀者對那場起義的歷史不感興趣的話，那麼，這本在形式上過於平庸的小說，就很難引起讀者的興趣了。

專家評價

真正的拉丁美洲文學開始於一個秘魯人——印加·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而推動拉丁美洲文學達到高峰期的則是另一個秘魯人——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拉美評論家何塞·路易斯·馬丁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1936-），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及詩人。略薩創作過小說、劇本、散文隨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過舞台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還從事過政治工作。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台灣多譯為尤薩或羅薩。Mario是名字，Vargas（巴爾加斯）是父親的姓，Llosa（略薩）是母親的姓，分別代表Mario父親和母親的家族。

另外，略薩還獲得過1994年塞萬提斯獎、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等殊榮，代表作品有《綠房子》、《酒吧長談》、《世界末日之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