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

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是情報廳，負責軍事情報收集。

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從重慶撤回南京。蔣介石於1946年6月選定南京黃埔路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舊址成立了國防部。

國防部第二廳是參謀總部“一般參謀”中的一個組成部門，掌管戰略情報。它是在原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的基礎上擴大改組成立的。廳長仍由原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充任。在國防部第二廳成立時，國防部保密局也成立了，鄭介民對兩者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自戴笠死後，軍統局縮編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蔣介石又指定鄭介民接戴笠的班，鄭一躍成了軍統局的第一號人物。然而他卻對保密局很冷淡，以忙於北平軍調部的工作為借口，儘可能避免插手保密局的工作事宜。之後不到半年時間，鄭介民便卸掉保密局局長的兼職。而與此同時，鄭介民對籌組國防部第二廳卻是全力以赴。儘管1946年夏秋之交北平軍調部的所謂調處工作十分緊張，但鄭介民仍抽身趕回南京，親自主持國防部第二廳的籌組工作。第二廳的業務執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都是廳長鄭介民和來自政府軍事委員封裔忠參謀長親自作出決定的。

1946年6月，按照美版國防部第二廳體制，國民黨國防部第二廳成立時，採用兩司制，其組織系統，概況如下表：

廳長鄭介民在國防部第二廳的籌組工作基本完成後，即返回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二廳工作由副廳長龔愚以代廳長名義主持。

龔愚又名龔樂愚，貴州人。1929年5月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交通兵科。他不但是何應欽的小同鄉，而且是何的近親。龔愚是經何應欽的保薦到軍令部第二廳出任副廳長兼代廳長並全權主持廳務的。像他這樣一個既非軍統系，又非武官系的廳外人士，如果不是有何應欽這樣的背景，是不可能這麼快走上指揮整個情報廳工作的代廳長崗位的。由於他在第二廳內沒有可靠的班底和處理情報的基礎，僅三個月之後，就被剛從美國回來的武官系首領侯騰輕易擠下台去。

廳長，副廳長之下設廳長辦公室，政策計劃處和第一、第二兩個司，其工作執掌分別敘述如下：

廳長辦公室：設辦公室主任一人，專員若干人，辦公室下設四個組，分掌廳本部人事、財務、總務和文書等事宜。

廳長辦公室主任是李崇詩，黃埔軍校六期畢業，軍統系人員，曾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軍統局駐香港華南辦事處處長，西南運輸處組長，軍統局東南辦事處處長，中美合作所參謀長。

政策計劃處：處長曹士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是曾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的賀耀組的女婿。日本投降后曾任南京陸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

政策計劃處是國防部第二廳內唯一的廳直屬處，它是在廳長的指揮下，擬定全廳的工作計劃和協調兩司各處之間的工作關係。按照美國顧問的說法，這是一個搞全廳平衡工作的優先處。

因為全廳有十幾個處和很多附屬機構，在工作上難免有互相矛盾和不協調，須由政策計劃處進行協調以提高工作效率。

國防部成立后，主要任務是打共產黨，因此擔任反共情報的第二廳第三處的重要性顯然比抗戰時期的軍令部第三處大大增加，鄭介民認定杜逵不能勝任這個重要職務，所以另外找來非軍統系的鈕先民膺此重任。鄭介民提升杜逵擔任二司副局長，絕非出於對杜的信任，恰是對他另有看法。

第二廳成立后，很長時間拿不出中共方面的軍事、政治情報。這一點，蔣介石無法理解。因為在北伐和抗戰中容易得到的東西現在得到卻如此困難，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第二廳本身所存在的問題。這是亟需加以整頓的，由此加快了第二廳的改組。

1946年9月，成立已4個月的國防部第二廳工作仍處於雜亂無章狀態。廳長鄭介民正駐在北平，一時難以回南京親自主持工作。而坐鎮南京的代理廳長龔愚早已焦頭爛額束手無策。第二廳的整頓已勢在必行。正在這時，原軍令部第二廳剮廳長兼代廳長，后出任駐美大使館武官的侯騰率其他幾名武官從美國返南京述職。在第二廳內，除鄭介民之外，侯騰是資歷最深、對廳務最熟悉的一個人。因此，整頓第二廳的任務自然落在他身上。侯騰此番受命來第二廳整頓，還帶有更大的個人企圖，即準備在適當時機取代鄭介民，把第二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裡。

此次整頓第二廳，身為廳長的鄭介民始終沒有從北平返回南京，並非他不能回來，而是他不願回來參加整頓。第二廳的第一次整頓在人事安排方面，第一步是趕走了原代理廳長龔愚，侯騰取而代之；第二步是將一向對侯不滿的軍統分子如杜逵、魏大銘等排擠出廳。

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 邱沈鈞 撰稿

(1)1947年4月第二次改組的原因

第一次改組是蔣介石籠統地對國防部第二廳（軍令部第二廳）整個工作不滿，兩司制被取消，是以形式上的變化為主。第二次改組是蔣介石親自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重點加強電訊情報工作，著重於內容的改變。第一次改組並沒有解決情報來源這個根本問題。自1946年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到1947年春，蔣介石在全國各個戰場損兵折將，損失了近100個旅的主力部隊。從南京大本營到各個戰場的指揮官，都將慘敗的責任推給無法獲知解放軍的軍事情報上，蔣介石也認為第二廳的情報工作做得太差。在甚怒之下，急忙把鄭介民從北平叫了回來申斥一番。1947年5月某天，蔣介石召見了搞密電碼情報工作的五個頭目，即鄭介民、毛慶祥、魏大銘、王俊傑和肖堅白，對他們嚴加痛斥，問他們為什麼拿不到解放軍方面的軍事情報。鄭介民因長期在北平，因此講不出原因所在。他主管的原軍事委員會辦公廳機要室和委員長侍從室機要組已經歸併到國防部第二廳去了。

魏大銘由於鄭介民對他不信任，又受侯騰的排擠，最初是架空了的第一司副司長的閑職，后第一次改組則乾脆當了個挂名專員，而王俊傑是第二廳一司四處處長，又是第一次改組后的技術研究室主任，是直接主管密電碼工作的負責人。所以當蔣介石問到何以不能獲得中共軍事情報時，王俊傑首當其衝，有無法推卸的責任。他向蔣介石講了三點原因：第一是抗戰勝利后，不少有才華有經驗的技術人員自謀出路，離職他去，故此目前技術力量薄弱。這是主要原因；第二是待遇菲薄，原來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有伙食津貼，如今一律按軍職待遇，又沒有破譯技術獎金，不僅不能吸引原來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再回來工作，連現職人員也不安心工作；第三，自從重慶搬回南京，至今幾百號人仍擠在原關押日本戰犯的破營房內，連辦公室都沒有，無法開展工作。

蔣介石聽了彙報后，當即指示說：“對於原來有經驗有技術的人員，你們認為需要的話，不論他們在什麼地方，什麼機關工作，一律用我的命令調回來工作；凡是從事破譯工作的技術人員，一律供給全日膳食。對特殊的技術人員，在生活上可以破例照顧，如買或租花園洋房，添置沙發，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做出成績者可發給獎金，有特大成就者可上報由我發給特等獎勵。把研譯人員的辦公室搬到我警衛部隊樓房裡來辦公。”併當即責成辦理，並要求一定把軍事情報工作做好。後來，蔣介石警衛的營房確實讓出了東首的半幢，計20餘間，專門給技術研究室搞中密電碼研究工作的第三科，作為辦公室之用。第三科近百名技術人員一律供給三餐伙食。同時在山西路確已買下了洋房，添置了沙發，只是不知什麼人在洋房裡辦公。

(2)改組經過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鄭介民回到南京後主持第二廳工作。在首次廳務會上，他怒氣沖沖地把第七處處長陳祖舜和技術研究室主任王俊傑痛斥一頓。之後在與毛慶祥和魏大銘多次商談后確定以下幾點：

第一、電訊偵測和密電碼研譯必須合併在一個機構內集中管理。

第二、第七處陳祖舜和我等雖長期從事偵測工作，但只有片段或局部的經驗，不了解全盤人機情況，難以適應當前的急需。技術研究室的王俊傑過去從未接觸密碼工作，面對解放軍密電碼，王的能力和技術勢難勝任。基於以上見解，鄭介民呈准蔣介石，親自主持二廳的第二次改組。

(3)第二次改組后的組織和業務概況

第二次改組是基於蔣介石迫切需要加強電訊情報工作，以利於有效地截取解放軍的情報。除撤銷第七、第八兩處外，主要是成立新的通訊總所和改組技術研究室。廳辦公室和其他六個處無大變化。第八處的撤銷，是由於一般日本戰俘和日僑已遣返完畢，它的撤銷與這次改組並無直接關係。改組中，首先撤銷了第七處，第七處的業務就其性質可分為兩大類：即情報電訊和電訊情報。第七處撤銷后，將情報電訊業務及其經辦人員和通訊總台合併而組成通訊總所；又將電訊情報業務包括偵測、監督和監察工作及其經辦人員移併到技術研究室。這樣做，是想熔電訊、偵測和密電研譯於一爐，以求最大限度地發揮兩者的配合作用。第七處處長陳祖舜被調為第二廳專員的閑缺，不久離開第二廳。

第二次改組中，原第七處的電訊情報業務劃歸技術研究室之後，剩下的諜報通訊任務，包括諜報通訊的業務、人事、經費和器材等等，涉及面相當廣。它與第二廳的第一、二、三、五各處，各綏靖公署和綏靖區的第二處，各野戰兵團司令部的第二處，國防部的第一、第五兩廳，聯勤總部通訊署，以及國營無線電機製造廠等均有聯繫和業務往來，在許多場合均以廳的名義行事，非是廳長的電訊幕僚機構不可。出於需要，決定把原第七處的諜報通訊業務連同全部經辦人員和通訊總台合併組成通訊總所。這個通訊總所既是一個執行通訊的單位，又具有相當於通訊處的職能，其編製比一般的處要大得多。

鄭介民決定由我(原第七處副處長)和盧拯分別擔任通訊總所正、副所長，負責籌組事宜。在籌組中，出於保密考慮，也為改善第二廳諜報電台人員的生活待遇，經多次與國防部第五廳研究洽商，同意第二廳的諜報通訊電台，一律用“組”的名稱。

通訊總所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組織全國範圍內的諜報通訊網，將廳屬各地諜報組和各第二處搜集的情報，通過無線電訊傳遞到南京國防部第二廳本部。

情報貴在時效，故南京中央通訊組(即總台)與所有電台以直接通報聯絡為原則。所有五個直屬通訊組(即支台)均處於全國軍事政治中心，除了搜集本地情報外，主要任務是轉報。這些直屬通訊組屬半公開性質，因人多，使用大功率機器也無法秘密隱蔽起來，無潛伏任務，一旦當地面臨解放，台即撤走，亦無保密的必要。

各地直屬通訊分組(即諜報分台)，亦以與南京直接通報為主。如因距離過遠，或其他原因暫時無法和南京總台直接聯絡，即由附近的直屬組轉報。

各綏靖公署、綏區和各兵團司令部第二處，規定其支台與南京直接聯絡，分台則不與南京直通。凡第二處支台與南京通訊情況欠佳時，亦酌情由附近廳屬通訊組轉報。各綏靖公署、綏區、兵團第二處支台台長，多數均由通訊總所選派，通訊用電機以第二處自備為主，如有困難，則由通訊總所協助解決。

第二、派遣分組(即分台)，配合第二廳第二、三、五各處外派的諜報組工作。分台報務人員，一般以一台一人為原則，由中央通訊組抽調。中央通訊組所需增補的報務人員，則由第二廳情報軍官訓練班培訓補充。

使用的小型收發報機有兩種，一種是美國製造的CMS手提皮箱式收發報機；另一種是國民政府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上海無線電製造廠承製的小型收發報機。

蔣介石對解放區從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以後，節節敗退，新解放地域日益擴大，形勢發展非常迅速。凡人民解放力量所到之處，當地原有的第二廳諜報組和電台立即被破獲。第二廳又需在新的待解放地區量新布置。因此通訊總所派出的電台即直屬通訊分組的數量不斷增加，有時出現人機供不應求，無法及時派遣的緊張局面。到1948年冬，由通訊總所新建和原有的第二廳諜報電台總數發展到130個左右，主要分佈在東北和西北的邊遠些帶和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如前文已提到的40多個所謂國內諜報台和10多個邊疆諜報台，共約60個已建諜報台以外，隨著戰局的變化，又往許多地區派遣了第二廳的諜報人員。

第三、臨時交辦的事項。1947年秋，蔣介石為解決國民革命軍野戰部隊通訊的嚴重泄密問題，特令對國民革命軍的通訊部隊進行徹底整頓，該任務是交給通訊總部辦理的。

第二次改組的主要目的，是加強電訊情報，將撤銷后的第七處電訊情報業務歸併到技術研究室，使電訊偵測與密電研譯融為一體。在這方面，僅調整機構還不容易了解事變的實質，只有透過人事的調動才能了解這次改組的內情。

第二次改組把第七處處長陳祖舜和技術研究室主任王俊傑同時調離原職，實質是變相的免職。在第一次改組時，已被打入冷宮的挂名專員魏大銘再次出馬，擔任技術研究室主任，一手掌管技術研究室和第七處歸併過來的業務。魏大銘是電訊偵測的行家，又曾主持過對日外交、陸軍、空軍、汪偽、雜牌軍以及中共各個方面的密電研譯工作，懂得密研工作的基本理論知識。可以說，在蔣介石陣營內，魏是唯一一個熟悉整個偵譯過程的全才。另一方面，他控制著大量偵譯方面的技術人員，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偵測工具。因此，鄭介民決定起用魏大銘，是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的最後一張王牌。此外還由於魏負責情報和電訊情報工作已有15年的歷史，並有顯著成績，蔣介石對他也有深刻印象。

魏接任技術研究室后，要求全權處理技術研究室的人事和業務。首先，把謝朝彰和肖堅白兩位副主任調走，並找來他所信得過的冉一鶴和林國人兩人繼任副主任，作為他的幫手。同時，他把擔任過第二廳通訊總台台長、也是他的親信和學生的於熾生從交通部找回，出任偵測總台(后改名為電訊總台)台長。他又將老友金戈調任技術研究室辦公室主任。此外，他把所有他了解的絕大部分電訊偵收和測向人員重新加以調配，安置在較適當的位子上，使各人能發揮最大的才能。還把1940年前後曾在重慶中蘇情報台工作，從蘇聯人那裡學到技術，測向水平較高的一批已分散在各地的人，均從外地調集到南京電訊總台，以加強南京為中心的測向力量。第七處完成不了的中距離測向網，在魏大銘手中很快建立起來，並加派了一些流動的小型測向台，配合各地工作隊工作。1947年，國民革命軍部隊在山東發動重點進攻，前方國民革命軍部隊的頭頭今天說在某地消滅了三野某縱隊，明天說在某地殲滅了三野另一縱隊，以向蔣介石邀功。在同一期間，國防部第二廳從測向機截獲的三野各縱隊司令部電台訊號，反而證明這些縱隊不僅沒有被消滅，其聯絡和通報卻更加頻繁。說明這些縱隊不僅完整地存在著，而且在不斷地尋找戰機，以消滅國民革命軍的有生力量。事實證明，國民革命軍前方將領呈報的軍情是騙人的謊言，只有第二廳一家測出了真情。後來國民革命軍部隊在山東吃了很多敗仗，從而證實了二廳測向情報的可靠性，蔣介石曾給予表揚。

在密碼研譯方面，魏大銘也儘可能設法加強力量。因為蔣介石已有指示，就用蔣介石的命令調回搞中文密碼的元老黃季弼和研密有豐富經驗的技術權威楊肆到第二廳技術研究室當顧問。魏還親自出馬，想辦法找過其他一些有經驗的研譯人員回來。魏上台後，工作重點放在第三(中文)科，共集中了100餘人，主要力量用來破譯解放軍的密電碼。據說曾從前線截獲到陳賡所部的幾十份密電底稿，他們企圖在破譯解放軍密電碼情報上有所突破，並曾破譯過少量的解放軍密電情報，但價值不高。另一部分研譯人員仍研譯桂系、川康系和滇系等地方勢力的密電碼，問或有所破譯。

技術研究室還從日本戰俘中找出一些具有密碼破譯專長的人，單獨組成一個秘密小組，在另外的洋房內辦公，專門從事解放軍密電碼的研譯工作。該秘密小組由鍾逢甲主持。該組隸屬第二廳技術研究室，因是絕密機構，它與技術研究室其他研譯單位相隔離，由魏大銘直接掌握，該組具體內情不易了解。國防部第二廳經過第二次改組后的技術研究室在魏大銘主持下，採取了不少措施，儘管在形式上工作有些起色，在測向和電訊情報上有些收穫，但從整個情形看，對國民革命軍的內戰，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1947年11月中旬，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次長，廳長職務交給副廳長侯騰接替。不過，以後凡有關第二廳的問題，蔣介石仍向鄭介民詢問並不斷給其髮指示，而很少直接指揮侯騰。

侯騰就任第二廳廳長職務后，把原第一處處長曾士征和第五處處長葉楠提升為副廳長作為他的左膀右臂，而原副廳長張炎元則離開了第二廳。

第二廳在鄭介民任內，電訊情報工作經技術研究室主任魏大銘大力整頓后，在偵收、測向和密碼研譯三方面的部署大致已定。侯騰接任后，就將注意力集中於加強以第三處為中心的國內(地面)情報工作。為了打開搜集地面情報的局面，在約一年的時間裡，侯騰先後採取了下面一些措施。

1946年春，美國顧問為蔣介石擬定國防部體制時，對第二(情報)廳提出了必須組成G-2系統的建議，使國防部有一個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區，從軍事指揮機關到野戰部隊的各級情報機構所組成的統一情報系統，以提高情報工作的效率。第二廳成立的初始階段，內部混亂一團，百事待舉，無暇顧及。到1947年上半年，經過兩次改組，內部勉強穩定下來；同時野戰兵團司令部和各地區綏靖公署、綏靖區亦不斷增設，第二廳G-2情報系統的建立，也就提到日程上來。自1947年下半年開始，迫於戰事的發展，需要加強地面情報的搜索，更加快了G-2系統的步伐。到1948年初，這個以南京國防部第二廳為中樞的G-2系統已基本上建立起來。構成這一系統的有：各剿匪總司令部、各野戰兵團司令部、綏靖公署、綏靖區的第二處，各軍的參謀處第二課，以及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的情報署。

G-2系統基本建立后，由國防部第二廳第三處主持其事。而各剿總、兵團、綏靖公署、綏靖區的第二處是基本骨幹。各第二處在組織上屬所在“剿總”、兵團和綏靖單位的建制，但在業務方面則歸國防部第二廳指揮和領導。各第二處處長的人選，除個別由所在單位主官物色任命外，一般均由第二廳推薦，這是為便於控制各第二處。各第二處又在自己的情報活動範圍內，派遣諜報組織和諜報分台，組成它本身的諜報網。在第二處內設置中型的通訊支台一座，擔負著上與南京國防部第二廳通信總所中央通訊組，下與所屬各諜報分台的通訊聯繫。支台台長人員一般由通訊總所調派。支、分台的器材和電訊材料的補給，原則上由各第二處自行負責辦理，但實際情況，大多數需要通訊總所協助給予解決。各第二處處長經常到南京參加國防部第二廳召開的“第二處處長會議”，或個別處長向第二廳彙報工作。

所謂G-2系統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了，但在實際效果上並沒有起過大的作用。因為G-2系統建立的目的是企圖通過他的諜報網，更廣泛、更有效地搜集解放軍的情報，這一點辦不到或很少收穫，實際作用不大，說明G-2系統只不過是一個擺設。

(4)“組台一元化”到“獨立台”

第二廳諜報組分佈在全國各地，必須配備電台才能和南京廳本部保持聯繫。過去諜報組與電台之間歷來採取臨時結合的辦法，工作上要互相配合，而組織上並無從屬關係。各諜報組由國防部第二廳第三處主管，經費由第三處核定后，由第二廳財務組發給，組的官佐考核也由第三處辦理。配置在諜報組的電台，於編製上屬國防部第二廳通訊總所主管，經費亦由通訊所發給，台的官佐考核也由總所辦理。由於組台雙方人員為人作風有異，利害也不全同，相處日久，發生矛盾，經常向各自的直屬上級指責對方。尤其是當諜報組搜集不到中共軍事情報，而又找不到根本原因時，這種組台不和的常見病就被當作情報來源枯竭的癥結了。新上任廳長侯騰認為，諜報工作失敗的原因是組台不能統一指揮，台長不服從組長的指揮是問題的關鍵。因此，侯騰上任不久，就提出“組台一元化”的新措施。規定電台從屬於諜報組工作之日起，即成為諜報組的一個組成部分，台長必須服從組長的靠導。為了保證組長有可靠的指揮權，將電台經費原由通訊總所所直接撥發改由第二廳財務組匯寄給諜報組長，諜報組台的全部經費都由組長來支配，對電台人員的考核，也改歸諜報組長掌握。這樣台長就不敢不聽從組長的指揮，從而可以提高搜索情報工作的效率。豈知適得其反，這一新舉措引起了電台人員普遍的不滿，也給諜報組長帶來了新的麻煩。關於電台電訊器材的補給，原是組長和台長共同負責會商解決，且主要由台長去辦理。“組台一元化”以來，台長就把這類與經濟有關的事項全部推給組長去處理，這對多數過去從不過問電台事務的組長來說，確實成為難題。“組台一元化”可以使組長擁有指揮權，但是台長俯首聽從組長的局面始終沒有出現。“組台一元化”實施的結果，不僅改善不了諜報組得不到情報的困難，還徒然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煩。侯騰鑒於“組台一元化”的失敗，又寄希望於“獨立台”的建立。

關於設“獨立台”的建議，是1948年冬初任副廳長的魏大銘提出的。所謂“獨立台”，就是由電台單獨工作，不與諜報組織發生關係，由電台台長兼負搜集情報之責，集組長和台長任務於一人。

(5)設置地區辦事處

侯騰對第二廳諜報組工作的沒有搞出成績，又找出另一個原因，那就是認為是諜報組派遣的數量太多，分佈面廣，廳本部鞭長莫及，指揮不便，督導困難。因而決定在各重要的戰略中心如徐州、武漢、西安和重慶等地設置第二廳辦事處，分區域管理各地的諜報組工作。有關諜報組台經費的發放、電台器材的補充、人員的考核等事項，均改由辦事處就近處理。第二廳只與各地辦事處聯繫，不再直接遙控各諜報組。1948年夏，先成立武漢辦事處作為試點。試辦兩個月後發現，這個半公開的中間機構平時雖然可以給予各地諜報組一定的便利和幫助，但當辦事處轄區內的諜報組所在地一旦解放，辦事處即難繼續與之聯繫，作用也就消失了。

（6)增設外勤組集中管理

國防部第二廳循軍令部第二廳的舊例，凡該廳第三處外派的諜報組，從確定組長的人選、諜報組的組成、經費預算、出發事宜、業務指導和人事考核等均由第三處負責包辦。侯騰擔任廳長后，認為廳屬各處的主要任務是整理和研判情報資料，如果兼管外勤單位，既分散時間精力，又不利於研判工作，也有礙於對外勤單位的統一管理。故於1948年秋，在第二廳廳本部增設一個外勤組，集中管理除技術研究室和通訊總所以外所有各個處的外勤單位。

1949年1月，第二廳又在外勤組的基礎上成立了新第七處，擴大管理外勤工作的範圍，將原技術研究室和通訊總所(后再次縮編為通訊總台)主管的外勤工作一併移由第七處管理。

(7)擴大情報訓練

第二次改組以後，情報軍官訓練班的培訓對象從過去只局限於培養諜報人員和諜報通訊人員，逐步發展到還要對諜報參謀、軍電管理人員和保防幹部的輪訓；在培訓內容上，從報務和機務方面的技術知識，增授了一般電訊保密和偵測知識，以防止諜報電台在通訊中泄漏秘密。1947年夏，還開辦了兩期“高級譯電人員訓練班”，學員是從各軍事機關、部隊、學校譯電室負責人中抽調的，每期100人，以中上校為多，還有幾名少將級的譯電室負責人。該班除軍訓和政治課以外，還由專人講授密電碼常識、密電碼研究法、電訊常識、軍電管理規程、防諜保密等課目。

第二廳情報軍官訓練班班務由教務主任汪子清(侯騰的妻弟)實際負責。1948年冬，情報軍官訓練班擴大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學校，由廳長侯騰兼任校長，沈蘊存任教育長並主持校務。第二廳經過第二次改組，鄭介民整頓電訊情報於前，侯騰竭力為地面情報打開出路於後，到1948年，已經建成了兩網一系，這就是全國電訊偵譯網和全國諜報網，以及從國防部第二廳起到各軍參二課為止構成的所謂G-2系統。在電訊偵譯方面，尚有一些收穫，例如技術研究室在淮海戰役前夕，通過偵收和測向，曾掌握了解放軍二野司令部及主要縱隊的駐地和移動情況。該項情報均以電話及時報告蔣介石。

(8)派系鬥爭

國防部第二廳的派系鬥爭，較過去更為錯綜複雜。這種錯綜複雜性，與以下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一是，因為國防部第二廳擴大了業務，相應地也增加了來自很多不同派系的人員。

二是，戴笠摔死後，軍統系一時處於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狀態。那些靠“戴老闆”起家者，脫離軍統就無法生存，仍去依附於毛人鳳當家的保密局；凡自己另有出路或一貫懾於戴笠的威望，過去想脫離軍統而脫離不了的人，現在則像樹倒猢猻散那樣自動斬斷和軍統的關係，有的想獨樹一幟自立門戶，有的想保持固有的勢力範圍，有的見風使舵，找尋新的靠山，於是又發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