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體

梁啟超（1873-1929）既是“文界革命”口號的提出者，又是新文體創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隨康有為，大力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后，流亡國外，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更加熱情地宣傳資產階級文化思想，致力於開通民智的“新民”工作，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學成為思想啟蒙的工具，因此他成為詩文小說戲曲革命的全面倡導者。而就其創作實績來說，貢獻最為突出、影響最為廣遠則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創造的“新文體”散文，以比較通俗而富有煽動力的文字運載新思想，使他成為“新思想界之陳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他的這種“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冊祝辭……》）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聲勢，震撼了當時的文壇。胡思敬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戊戌履霜錄·黨人列傳》）這種略有變革的文體成為我國散文由文言向白話過渡的橋樑，在近代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梁啟超自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早年宗尚“晚漢魏晉，頗尚矜煉”，到了撰寫報章文字后，乃“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大體說出了“新文體”的特點。他的《少年中國說》、《過渡時代論》、《呵旁觀者文》、《說希望》以及《變法通議》、《自由書》、《新民說》中的一些篇章都堪稱“新文體”的代表作。如（說希望）：

希望者，製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進化之導師也。……嗚呼，吾國其果絕望乎？則待死以外誠無他策。吾國其非絕望乎？則吾人之日月方長，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東，曙光熊熊，吾其叱吒羲輪，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狂濤怒吼，吾其乘風揚帆，破萬里浪以橫絕五洲乎！穆王八駿，今方發軔，吾其揚鞭絕塵，與驊騮競進乎！四百餘州，河山重重，四億萬人，泱泱大風，任我飛躍，海闊天空。美哉前途，鬱鬱蔥蔥，誰為人豪？誰為國雄？我國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於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鬱郁以終也！

有如懸崖飛瀑，奔騰而下。讀之不禁令人升起希望之火，振起精神，奔赴而前。他的《少年中國說》以高度的愛國激情將少年之中國寄託於當時之少年，充滿對未來的信心與展望。《呵旁觀者文》把缺乏主人翁思想者的表現歸納為渾沌派、為我派、嗚呼派、笑罵派、暴棄派、待時派六種，—一加以嚴厲批判，指出或“不知責任”，或“不行責任”，如此必無法使國家“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的大舞台，發人猛醒。《過渡時代論》指出中國正處於過渡時代，而過渡就是棄舊而立新，引導人們參與變革與建設現實的鬥爭。

梁啟超新文體散文的特點，首先是比傳統的古文語言通俗，條理明晰，所謂“平易暢達”；其次，它不避俚語俗言，並吸收外國語法，不分駢散與有韻無韻，所以辭彙豐富，句法靈活，藝術手段多種多樣，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現力；再次，自由大膽地抒寫己見，“縱筆所至不檢束”，思想新警動人；最後，筆鋒充滿感情，往往用鋪排的筆墨以加強文章的煽動力、感染力。梁啟超的新文體散文，以其思想之新穎、形式之通俗、藝術上之魁力，影響幾乎整整一代人，也對“五四”文學革命有著影響。鄭振鐸說新文體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是“五四”時期“文體改革的先導”。（《梁任公先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