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體

梁啟超在報章雜誌上創立的新的散文體裁，因發表於早期《新民叢報》而得名，又稱新文體或報章體。

清代文壇原以桐城派為正宗。在梁啟超之前，雖然早已有了報刊，而其文章體例，除少數人，如王韜等外，卻“無一足取”,文字“千篇一律”,內容“自欺欺人”，“展轉抄襲，讀之唯恐卧”（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因而其文體影響甚微。梁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對於這種闐塞報刊的陳詞濫調非常不滿。早在1896年創辦《時務報》時，即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呼應配合，繼承龔自珍、魏源“以經術作政論”的傳統，用“元氣淋漓”的筆觸，為報刊文體開闢新的道路。戊戌政變后，梁氏逃亡日本，編《清議報》。自1902年起，即主辦《新民叢報》、《新小說》諸雜誌，專以宣傳改良主義與愛國主義為業。他受到德富蘇峰等人善於表現歐西文思的日本報刊文的影響，為了“暢其旨義”，更刻意進行文體的改革。“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可見“新文體”即新民體，乃是中國傳統文言文的一次解放，打破了“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和“宗派家法”的束縛，並且在文壇上取代了桐城派的統治地位。黃遵憲讚美《新民叢報》文章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致飲冰室主人書》）這也是對新民體的一種評價。後來楊杏佛挽梁啟超聯，有“文開白話先河”之語，也是針對新民體而言的。新民體實際上就是文言文變革為白話文的一種過渡性質的文體，是最早的新體散文。

梁啟超是創立新民體的主要作家，代表作基本上集中在1905年以前。其中以《少年中國說》、《新民說》、《說希望》諸篇尤為突出。半文半白，半雅半俗，洋洋洒洒，極言竭論，感情飽滿，無所間斷，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鼓動性。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梁啟超以《新民叢報》為陣地，與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展論戰，文章條理和情感不斷讓位於法律家的邏輯和立憲派的學理，新文體成就不大。他在1915年底發表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則已經是新民體的迴光返照。而新民體的精華，卻在白話文運動中得到了繼承。

新民體的缺點是“粗率淺薄”。梁啟超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這個自我批評實際上也是包括了表現粗率淺薄思想的新民體的，梁氏曾說,“應於時勢”的文章“轉瞬之間，悉為芻狗”。“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為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其時則以復瓿焉可也”（《飲冰室文集》原序）。他又指出，此類文章，“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敬告我同業諸君》）。他認為，正因報刊文章應時而作，又隨時變而棄，同時又不免極端偏激，所以就造成了新民體“粗率淺薄”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