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靜怡
誠靜怡
誠靜怡
1913年3月11—14日上海召開的全國基督教大會為中西合作提供了平台。與以往三次傳教士大會最大的不同是，在115位代表中華人佔了二分之一，在誠靜怡看來，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工作者和外國傳教士“已經儘可能地站在了平等的地位”。中國教會領袖已經可以毫無保留地提出他們的意見並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也標誌著中國信徒開始從過去傳教士“助手”身份逐漸向“同事”身份的轉變。
大會對中國教會問題的重視可以從最後通過的決議第二部分(中國教會)和第二部分(中國教會領袖)看出來。誠靜怡1912年關於“中華基督教會”名稱的提案得到大會一致贊同，決定以此作為中國所有基督教會的通稱。為發展本色教會，大會提出若干具體建議，如中國信徒應參與國外資金的管理；教會所有職位都應向中國信徒開放，要儘可能地與中國機構而不是差會相聯；差會應該儘可能地教授和訓練中國領袖，以使他們能擔任所有職位。這次大會最重要的結果是根據愛丁堡會議的模式選舉組織了“中華續行委辦會”。委辦會由40到60位中西教會人員組成，特別規定中國人至少佔三分之一。
1910年6月14日至23日，來自全世界159個基督教宣教團體的1200餘名代表雲集蘇格蘭愛丁堡舉行普世宣教會議，史稱1910愛丁堡大會。愛丁堡大會“標誌著歐美基督教宣教活動進入了新紀元”，因為大會認識到“各差會單獨活動能夠完成宣教使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有的教會、機構和宗派應當互相尊重，共同合作，促進教會的合一見證，以求“在這一代的時間內把福音傳遍世界”。因此，愛丁堡大會也被視為基督教普世運動的開端。
愛丁堡大會既然是研究探討宣教的大會，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區的中國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中國基督教的參與可分兩部分，其一是西方來華傳教差會和傳教士，其二則是中國基督徒的參與。
西方來華差會和傳教士參與了大會的籌備、舉行和後續跟進工作。例如，大會按不同主題組織了8個委員會，來華傳教士們作為委員參與了多個委員會的報告起草和修訂；在汕頭傳教的英國長老會傳教士汲約翰還擔任了“宣教區教會”委員會的主席，主持了各個會議和討論。而且，來華傳教士參與的規模也是很大的，大會期間舉行了一次來華傳教士聚會，有代表各個差會、來自不同地區的200人出席。在“向非基督教世界傳福音”委員會的討論中，34位發言者中有25個是來自宣教區的傳教士，其中就有9人來自中國。
但更為令人注目的是中國基督徒的參與。在大會1215名正式代表中，只有19名非西方代表作為“年輕教會”或“宣教區教會”代表參加，在8名亞洲國家代表中，有3人來自中國。他們分別是：倫敦會北京米市堂的助理牧師誠靜怡，上海滬江大學代理校長、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董景安和來自上海的長老會信徒張廷榮。除了以上3位正式代表，正在英國留學的著名基督徒女醫生康成和一位王姓的博士（C.C. Wong）也參加了大會。因此，共有5名中國基督徒參加了1910愛丁堡大會，他們都抓住機會在大會上發言或回應，在中國教會的建立、消除宗派主義、呼籲教會合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教與民族立場等議題上表達中國基督徒的立場和觀點。
董景安是一個具有深厚國學根基的基督徒學者，他身著傳統中式服裝登台演講，一時吸引眾多目光。在“與非基督宗教的關係”的主題發言中，他呼籲應鼓勵中國信徒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以促使基督教早日本色化，因為基督教需要以一種本土宗教而非以舶來品的樣式，才能與當地人發生聯繫。他認為，中國信徒絕不應該拋棄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它是中國國民的文化，具有相對永久的價值，基督教不應當意圖取而代之，而應去完善它、實現它。他說，如果活出基督教的倫理，它就能夠對儒家在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教導都有所益助，有所補充完善。他還認為，基督教同樣能夠滿足佛教徒對於聖潔、犧牲、分別（從罪中分別出來，同時避免佛教學說對自身命運的猜疑）的需求。為此，他呼籲在中國的教會學校中應有更多的學貫中西的教師。
張廷榮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在中國正處在巨大時代變革的前夜，他在“向非基督教世界傳福音”委員會上發言介紹中國的情況時指出，不出四五年，甚至只需3年，中國的局勢就將發生根本的變化。他認為：“中國正在拋棄舊的，但還沒有抓住新的。中國人的心靈迷茫空虛，現在正是基督進入中國人心靈的大好機會。”他懇請普世教會立刻行動起來，共同致力於中國的福音事工。
康成在一天下午舉行的與會婦女代表的聚會上就中國婦女的狀況和需要發表了演說。
年輕的王博士則在“傳教機關與政府關係”委員會的主題討論中，從一個中國人，同時是一個基督徒的視角表達了其鮮明的民族立場。他抨擊不平等條約，批評傳教被殖民侵略所利用，忠告傳教士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主權。
他說：“傳教士越多地藉助不平等條約來對抗中國政府，他們的傳教動機和理由就越不令人信服。”他坦言，“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傳教是與強權、武力以及侵犯中國主權聯繫在一起的。”他向傳教士提出忠告，指出在任何情況下，特別在教案中，傳教士都不應充當中國基督徒的保護傘，並使之成為一項原則，讓那些準備加入教會的中國皈依者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為，一個人不應當仰仗某一特殊的宗教的庇護，而是要遵守他所在國家的法律。他堅定地表示：“從一開始就應當理解……中國有她的宗教……所有的中國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應當忠誠於他的國家；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列強都應當尊重並公義地對待這個國家。”他還對大會報告中宣稱中國歧視基督徒的部分內容提出了修正意見。
《愛丁堡1910：世界宣教大會記述》一書稱他是一個具有民族大義的、良善的基督徒，稱“從他簡明扼要的發言中，可以看到教會正在成為中國的教會，而且唯有如此，才能為基督贏得中國”。
未到而立之年的誠靜怡可能是最年輕的與會代表之一，但他在大會上的兩次演講，特別是闡述建立一個“超宗派的、完全自立、合一的”中國教會的主張，卻給大會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宣教區教會”的主題討論中，與來自其他宣教區教會的代表一道，誠靜怡表達了由中國基督徒自己來建立教會的強烈願望。他形象地比喻說，這就像一個小姑娘背著一個小男孩，看似艱難，有人可能會說那小姑娘背負著一個沉重的負擔。但她肯定會說：“這不是負擔，他是我的弟兄！”同樣，建立中國教會對中國基督徒來說雖然不易，但絕不是負擔，而是“我們的榮耀和福氣”。
通過來自中國、印度、日本、朝鮮等國家代表的努力和演說呼籲，大會認可本地的傳福音事工在很大程度上應有當地教會來完成。“宣教區教會”委員會報告書聲明：“‘宣教區的教會’必須被視為是過渡性的而非永久性的”，它與西方母會“兩者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臨時性的”。但報告仍然認可母會的控制權，“如果管制太少，其教會生活就會走入歧途，如果管制太多，就將失去發展的動力。”誠靜怡最負盛名的演說來自大會就“合作與促進合一”主題的討論。他表示作為中國教會的代表，他將完全從中國教會的立場來發言。西方差會和傳教士或許會，或許不會都贊同，“但我覺得我有責任開誠布公地表達中國教會的想法。”他懇切宣告中國教會嚮往合一而不需要宗派，直陳合一的困難來自西方宗派教會。
他說：“長久以來，中國基督徒就渴慕並盼望更大的合一成果。此刻，他們正熱切地仰望、專註地傾聽，期待著本次大會將對他們所關切的合一經驗有什麼樣的回應。”他向世界大聲宣告，“簡而言之，我們期盼看到的是在不久的將來，一個不具宗派性質、合一的中國教會的出現！”為此，他呼籲西方教會、差會和傳教士應從中國基督徒的立場來分享中國基督徒的見證，而不是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基督徒，不然“中國信徒在你們眼中，將永遠是陌生人”。
誠靜怡進一步分析說，基督的教會是普世的，不論宗派，不分國籍，所謂天下一家，中國教會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是，中國基督徒對西方的宗派主義毫無興趣，他們不但體會不到宗派的樂趣，很多時候反而深受其苦。對中國人而言，合一是眾望所歸的。這不但因為中國是一個在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都崇尚和睦的國家，而且因為合一將真正有助於促進中國教會的自養和自治；有助於中國教會固本強身，對外抵禦異教勢力影響，對內克服自身的軟弱。他指出：“中國教會合一的困難主要來自西方朋友，而不是我們。”
他向大會提出建議，希望大會的成立旨在推進各地教會合一運動的續行委辦會，對中國教會進行周詳地調查，並與中國教牧和信徒領袖充分地協商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續行委辦會的工作不是為某一宗派，也不是為某個差會，而是為了在中國建立基督的教會”。
1910愛丁堡大會是中國基督徒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亮相，在普世教會面前發出中國教會自己的聲音。由於大會代表眾多，每個人的發言被限制在7分鐘，因此，即便把中國代表的發言全部加起來，時間也很短。但是，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中國代表的聲音卻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充分體現了他們的國格、教格和人格，以及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洞見和異象。100年過去了，今天，當我們傾聽這歷史深處的回聲時，仍可從中受到啟發和教益。
回顧逝去的100年，展望前面的100年，中國教會的道路仍將路漫漫其修遠，在聖靈的引領下，我們將一如既往，上下求索，努力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見證神的應許：“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