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該書認為，文明面臨著一些困難，文明是不斷追求人道與理性，以及平等與自由的歷程，文明尚處在嬰兒期，儘管事實上，常有許多人類思想的領導者背叛它，它仍將繼續的成長。文明尚未完全從其出牛的震蕩中恢復過來——尚未從屈服魔力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變到解放人類批判力量的“開放社會”。“開放社會”有兩個特徵：一、自由討論與理性批判，尤其是對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提出討論，合理地加以批判，應為社會所容許，而且，對政治有實際的影響。二、社會制度應為保護自由、保護窮人和弱者而存在。“開放社會”既是現實又是理想。該書認為，須將批判的與理性的科學方法，應用在開放社會的問題上，並分析民主社會的重建原則。該書指出，要清除一些阻礙合理的研究社會重建問題的障礙，其中最有力的一種是歷史主義。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著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卡爾·波普爾正離開他的家鄉維也納避難，執教於紐西蘭。雖然作者自稱這是一本戰時著作，但他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納粹主義者都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著手創作該書的時候，他作了大量的摘錄筆記，這些筆記由於帶有這樣的觀點：歷史決定論和專制主義深深根植於西方思想史中，因而成為該書的基礎。

波普原擬以其訪英期間在牛津大學宣讀的《歷史決定論的貧乏》這篇論文為提綱，寫出一部社會哲學專著，但在寫作過程中感到內容過分龐大，一部分無法容納，於是改寫成兩部，一部名《歷史決定論的貧乏》，另一部書名《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的副標題是《柏拉圖的符咒》，下卷的副標題是《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後果》（下卷德文本的副標題改為《錯誤的預言家；黑格爾，馬克思及其後果》）。在該書中波普通過對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批判”，闡發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與自由的思想。

在波普爾看來，開放社會是好的社會。按照波普爾的歸納，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這樣的社會，是多元的、法制的，實行民主的。這樣，他幾乎把開放社會等同於民主社會、平等社會、自發的社會，不是人工設計的社會，當然也就是好的社會。反之，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其變化是一種整體工程的烏托邦的實現，因而是壞的社會。

對於開放社會的敵人，波普爾從哲學、政治等多個方面進行歸納。從哲學思想上講，開放社會的敵人有整體主義、本質主義至善論、理性主義、歷史主義。從社會的組織形態上說，開放社會的敵人就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社會。

哲學是對思想的追問和診斷。波普爾在這本書里所要表達的主旨是：人類文明一直在探索行進的大道在於，從屈從於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變為釋放出人的決定性力量的“開放”社會；在文明嬗變的震蕩中，不斷地出現企圖毀滅文明、重返部落主義的反動，其思想源於某些人類精神領袖對高度集權的倡導，這些開放社會的敵人背叛了人們的文明對人道、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在第一卷《柏拉圖的符咒》中，波普爾首先對柏拉圖式的高度集權進行了剖析與批判。在波普爾看來，一個封閉社會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比作一個有機體，它與一群羊或一個部落相似，人們在其中共同生活，分擔著共同的工作、危險、歡樂和災難。在從部落主義過渡到人道主義的過程中，儘管伯里克利等民主派創造性地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個人主義之類的人道主義原則，但所謂“有教養的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階級戰爭”的擠壓和各種開放社會的缺陷，他們將這種現實性的不滿轉化為道德虛無主義和對民主的玩弄與背叛；儘管雅典掀起了理性、博愛和自由等導向開放社會的新信念，但所帶來的失序卻與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相去甚遠，他將這種理想性的強烈不滿轉化為對回復部落主義的極權社會的倡導。

從柏拉圖到黑格爾，高度集權背後的思想是歷史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威脅開放社會的敵人。開放社會要求人們對文明和自己負起責任，它的敵人則試圖逃避和抵制這種現實的要求，歷史主義不僅以對歷史規律的服從取代人的責任，還運用基於形而上學的二元論之上的知識與意見、存在與變化、真與假、集體主義國家與眾多的個人之間的對立，為使個人完全放棄權利的和責任的高度集權辯護。在歷史主義看來，對政治與社會的真正的科學或哲學的理解，必定建立在對歷史的沉思和闡釋的基礎之上。歷史主義者往往將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總體的發展過程加以把握，希望由此理解歷史發展的法則、詮釋歷史的意義。他們相信，一旦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就能理所當然地預測未來的發展，就可以一勞永逸地給社會和政治行動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給人們的行為提供可行性的忠告。波普爾洞察到了歷史主義令人迷惑之處：“在追溯歷史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我們精神領袖中間，如此普遍的歷史預言這個危險的習慣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它總是屬於秘傳者的內部圈子，並具有普遍的預言歷史進程的能力，以此取悅於人。此外，還存在精神領袖被賦予這類能力、不具備它們也許會導致社會地位喪失的這一傳統。另一方面，他們被揭去騙子假面具的危險非常之小，因為他們總是能夠指出做些不太總括性的預測當然是可以的，況且這些預測和占卜術之間的界限是變化不定的。”他強調，“鑒於我們有限的經驗基礎，不可能擁有這樣的知識，歷史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實際上是偽科學”。

歷史主義的認識論基礎是本質主義。柏拉圖式的方法論本質主義認為，純粹知識或“科學”的任務是去發現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揭示隱藏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背後的實在——形式或本質。在他看來這無疑是一種有害的方法論：“目前方法論唯名論在自然科學中已被廣泛接受。然而，社會科學的問題大部分仍然用本質主義的方法來處理。我認為這是社會科學之所以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亞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論的本質主義進而指出任何發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質，與它發展的目標、目的或最終的狀態是同一的。立足方法論的本質主義，柏拉圖在其歷史主義社會學中把現存社會解釋為理想國家的衰退摹本，對社會衰敗規律、政治生活與歷史發展的經濟背景和政治革命的規律等進行了抽象思辨，並主張一個事物的本質是它的起源或者至少它是由其起源決定的，要求社會科學和政治學必須立足於對社會和國家起源的考察——歷史學的意義因此超越對歷史本身的研究而成為社會學科學方法，這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論。亞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論的本質主義則強調，只要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在發展，唯有藉助其歷史，才能明了其“隱藏的、未發展的本質”；只有應用歷史主義的方法研究社會的變化，才能夠獲得任何對社會實體或本質的認識。這不僅強化了歷史主義的方法論，更進一步導致了歷史崇拜和對其作為“實在的宏大劇場”和“世界的正義法庭”的推崇。同時，這種目的論的本質主義認為，變化只能使從一開始就內在於其中的隱藏本質和潛能種子得以顯現，為了促使實在或現實的呈現，本質必須在變化中顯示自身。這一方面導致了歷史宿命論的或本質命運不可避免的歷史主義觀念，另一方面也為包括高度集權（如特定民族的絕對精神）在內的所謂符合本質和顯現潛能的思想和行動賦予了合法性。

波普爾認為，歷史主義者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對歷史意義的誤讀。歷史主義者沒有認識到正是人們自己在選擇和安排歷史事實，反而相信是歷史通過其內在的規律，決定著人們的問題和觀點，以及人們自身和未來。歷史主義者試圖找到那條人類註定要走的“路”，它試圖發現“歷史的線索”或“歷史的意義”。但歷史的意義實際上是人賦予的，無論是自然還是歷史都不能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無論是自然的或是歷史的事實都不能為我們作出決定，它們不能決定我們將要選擇的各種目的。正是人們把目的和意義賦予自然和歷史。歷史主義者對“我們正在走的是哪條路”、“歷史註定要我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的追問是非理性的和無解的。實際上，人們只能根據現實的具體需要理性地探究什麼是我們選擇的最緊迫的問題、它們如何產生、沿著什麼樣的途徑我們才可以著手解決它們。總之，歷史的意義需要我們賦予，而不可能簡單地從歷史中全盤發現。換言之，真正能有效應對社會現實變革需要的“社會工程師並不關心歷史趨勢或人類命運。他相信人是歷史的主宰，相信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來影響或改變人類歷史，就像人們已經改變地球表層一樣。他並不相信這些目的是人們的歷史背景或歷史趨勢強加給人們的，而認為這是人們自己的選擇或創造，就像人們創造新的思想、新的藝術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機器一樣。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出版后即暢銷一時，波普爾本人也因此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這本書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齊名，是戰後反思整體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造成人類大災難的思想根源的力作，更為戰後西方社會走出無約束資本主義的漸進改良提供了思想依據。20世紀80年代後期傳入中國之後，作為歷史哲學和政治名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相關討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對於人們重新認識歷史規律和尋求漸進改革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5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分兩卷出版。當時波普爾無法找到一個願意出版他這部著作的出版商，是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幫了他大忙。在此之前，劍橋大學出版社、朗曼出版社還有麥克米倫出版社都拒絕了他。最後，哈耶克和波普爾的另一位藝術史家好朋友恩斯特·貢布里希一起設法說服了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年），英國哲學家、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波普爾出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1928年獲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次年取得任中學數學和物理教師的資格，1933年出版《研究的邏輯》后，波普爾名聲大振，1936年應聘前往紐西蘭坎特博雷大學任教。1945年，波普爾先受聘為倫敦大學講師，翌年赴倫敦經濟學院工作，1948年升為倫敦大學教授，不久出任倫敦經濟學院哲學、邏輯與科學方法系主任，后加入英國籍，獲爵士稱號，當選為英國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7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