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在這本書中，作者從新自由主義出發，論述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差別與對立；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和特徵；特彆強調指出了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本質上的共同性，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本質上的共同性。他從理論上、實際上、歷史上列舉了大量的論據和材料證明自己的觀點，並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國家民主、社會解放之路；而計劃經濟是通向個人受奴役、政治上受壓迫、而國家和社會走向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路。

19世紀中後期的歐洲、美洲，一直被自由主義者視為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政府不干預經濟，結社自由，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那個時代產生和發展的。然而，哈耶克誕生前後，自由主義開始衰落了，哈耶克見證了這一衰落的過程。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時的英國跟美國不同，英國是一個階級壁壘森嚴、不平等、地域狹小的社會，對社會進行組織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國聽起來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國經歷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大部分經濟部門都利用戰爭獲得長足發展，其程度遠遠超過美國，於是，人們覺得在和平時期也可以如法炮製。同時，在英國以及歐洲大陸，大蕭條導致成百上千萬人失業，在人們心目中，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日益高漲，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是準確的，而像蘇聯那樣由國家控制生產資料，是實現經濟穩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徑。但在哈耶克看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經濟形態，它會通往一個更自由、更寬容、更民主的社會。

在倫敦經濟學院執教之初，哈耶克就逐步轉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並開始了力挽全球狂瀾的歷史大業。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了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主編了《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1935年），出版了《自由與經濟系統》（1939年），指出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性，闡述了計劃經濟對個人自由的危害。哈耶克在英國劍橋的那段撰寫時光，正是二戰的相持階段，要連續性地集中精力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常常被空襲的警報打斷。不過，劍橋仍然可算是自由而安全的避風港。然而，身處劍橋的哈耶克卻一點也未減少自己對當時世事的絕望感，因為當時社會主義思潮正風靡英國、美國、德國等發達工業國家，許多知識分子崇尚社會主義，以社會正義、收入平等和就業保障為理想目標，認為剷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計劃經濟是為了達到理想境界而必須採取的手段。雖然哈耶克已在1938年加入了英國籍，但他仍然感到有日益增長的孤獨感。早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夕，這些知識分子就有意或無意地曲解德國和俄國的極權主義的淵源，他們爭辯說：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事實上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超級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反動。對於這種思想脈絡上的嚴重誤導，哈耶克十分厭煩。於是他在《當代評論》雜誌1938年4月號發表《自由與經濟體系》一文予以駁斥與抨擊，而後來《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論點其實首先就是出現在這篇文章中的。二戰期間，讀過此文的吉第昂斯教授邀請他把該文擴充成一本書，以便收入吉第昂斯教授編輯的公共政策小叢書之中。哈耶克稱，鑒於他的一些卓越的英國同事們當時都忙於或憂心於戰爭而無暇他顧，他才終於勉強地答應了下來，開始著手擴展上述論文，並於1944年最終完成了《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這本書其實寫得相當匆忙，因為當時為了躲避空襲，倫敦經濟學院不得不遷往劍橋。

當社會的創造力和思想進步的源泉衰竭的時候，無論是完善的計劃經濟還是以競爭來改善計劃的經濟，都會由於缺乏創新而變得效率低下。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謂“中間道路”會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個沒有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其經濟會是有效率的。他認為越是現代化生產，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個人的創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無法實行“輿論一致”和“統一思想”。然而在當時資本主義大危機的形勢下，社會主義大潮洶湧澎湃，許多知識分子崇尚社會主義，以“社會正義”、“收入平等”和“就業保障”為理想目標，“剷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為了達到理想境界而必須採取的手段。哈耶克曾親歷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並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認定法西斯統治與社會主義者鼓吹的“輿論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個體服從集體”等價值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繫。他警告英國和美國的知識分子：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之外，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

哈耶克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這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損失，在科學技術遠沒有發達到使中央計劃部門可以估計各種產品或勞務對於不同社會成員在各個時刻和場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計劃部門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產什麼”和“怎樣消費”的正確決策的；這樣的決策過程會造成很大浪費，也就是說，有相當多的產品將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官員得不到足夠的“激勵”去獲取每一個公民對各種消費品的“評價”。而在生產受到中央計劃控制的體制中，如哈耶克在書中指出的，即便消費者有權選擇買什麼和不買什麼，消費品的價格也將是嚴重扭曲的。這就是蘭格的“計算機社會主義”理論沒有提供答案的所謂“激勵問題”和“信息問題”。哈耶克認為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和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制度才能夠解決激勵與信息問題。哈耶克把“個人主義”同“自私自利”加以區分，他所說的個人主義對“有效率的生產”和“有效率的消費”而言僅僅是指社會尊重個人獨立作出消費和生產決策的權利，並實行相應於此種權利的經濟制度。

“效率損失”並不是哈耶克抨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依據。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盲目生產”所造成的浪費不一定比社會主義“計劃失誤”所造成的浪費小。哈耶克在書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題是：徹底的計劃經濟和徹底的競爭經濟，如果可能實現的話，都是有效率的。然而這兩者的混合註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計劃”是為了加強和改善而不是為了排斥“競爭”。

哈耶克轉引墨索里尼的一段話作為第四章的題語：“是我們首先宣告，文明社會越是發達和複雜，就越要限制個人的自由”。而對哈耶克來說，問題的核心是，由誰來限制公眾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學發展的現階段，計劃和政府對經濟的調節只能通過那些管理政府和計劃的人來實現。但是這樣一來，事情就絕不會僅僅限於“計劃者”對每個人在經濟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寫道：“不論是誰，一旦掌握了全部經濟活動的控制權，也就掌握了我們生存的命脈，從而就有力量決定……我們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價值以及替我們安排這些價值的優先順序，進而讓我們相信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目標而生活和奮鬥。”哈耶克深信：“我們選擇的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於這樣的事實，若某人拒絕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可以轉而與另一人談判。但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了我們命脈的權威，我們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認定，在這種情形下，個人將喪失一項最寶貴的權利——自由思想的權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進一步論述說：“那推動人類思想發展的原動力，之所以能夠正常運轉，並不在於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寫作，而在於每一種觀點或判斷是否可以被人們批評。只要不同意見不受壓制，總會有人站出來懷疑和探究那些支配著同時代人思想的觀點，並以新的觀點投入到辯論和宣傳中，去經受考驗。”哈耶克認為這種知識積累過程和思想發展過程是不可能被“計劃”或“組織”出來的。“認為人類心靈應當有意識地控制它自己的發展，這種觀點是混亂的……當我們試圖控制它的時候，我們僅僅是在為它套上枷鎖，並遲早會引致思維的獃滯與推理能力的衰退。”

哈耶克在書中闡述道，所有的集體主義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哈耶克主張，實行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小團體（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發放，由於沒有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機制，這個小團體無從得知正確的情報，也因此根本無法作出正確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對於經濟計劃在實踐上的不同意見、加上中央計劃者在分配物資上的不斷失敗，最後將導致計劃者開始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維持計劃的實行。哈耶克進一步主張，社會大眾會感覺計劃的失敗是因為國家權力不夠、無法有效推行目標所造成的，這樣的感覺會使大眾開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權，並會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讓計劃付諸實現”的“強人”攫取政治權力。哈耶克主張，在經過這一連串的惡化后，一個國家將會無可避免地轉變為極權主義。對哈耶克而言，“通往奴役之路”代表了國家進行中央計劃的開端，隨著自由市場制度的瓦解，所有個人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將化為烏有。

哈耶克認為，蘇聯和納粹德國這樣的國家早已經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了。而當時許多民主國家也正在重蹈覆轍。哈耶克寫道：“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在個人主義倫理學看來是對所有道德的否定。但那在集體主義的倫理學里卻成為了最高的原則。”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之後，立刻引起了轟動。首版2000本幾天之內就銷售一空。出版公司決定立刻加印1000本。隨後的兩年中，公眾具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卻總是無法全部滿足讀者的需求。因為戰時紙張限量供應，出版社不能一下子印那麼多本。到了當年夏天，哈耶克曾經抱怨說這本書成了“奇貨可居”。

1944年9月24日， 《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紐約時報》書評版頭條評論的對象。到1945年四五月間，《通往奴役之路》成為美國的一本暢銷書。5月20日那一周，該書在芝加哥的銷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蘭和底特律排在第三。6月24日那一周，它在芝加哥和聖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

《通往奴役之路》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低谷時，受到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重視，作品的影響也迅速擴展到國外，幾乎被譯成了所有歐洲國家的文字廣為流行。

該書的兩名粉絲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都把哈耶克的經濟學原則融入了各自於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經濟方案中。

德國哲學博士德特馬·多林：“《通往奴役之路》是世紀之作。這部著作很快驚動了經濟學界。”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我來看這是一本偉大的書，在道德上和哲學上我都不由自主的同意了書中幾乎所有論點：不只是同意之，而是深深的被其說服。”

這部著作自從問世以來，在學術界中一直存有爭議。主要因為，這本書的觀點來源於關於市場和其他非主觀設計的制度所具有的“自發秩序”的特性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於社會進化和團體選擇的爭端之中。此外，他對選擇機制特點的論述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並不總是很清楚。

弗雷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他原籍奧地利，後來遷居英國獲得英國國籍。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先後在奧地利、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大學執教．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在1974年，鑒於哈耶克“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學術聲譽經歷過幾起幾落，20世紀30年代他在經濟學界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失去了在該領域的一流地位．轉而研究政治哲學、法律和思想史，取得了更大成就。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走向低潮，他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成果才獲得了更大範圍的聲譽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