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調製

租調製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和均田制配套的稅收法令，上接魏晉南北朝戶調製，下啟唐代租庸調法。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實行新的賦稅制，即租調製。這是在人口流散，貨幣幾近廢棄的情況下對漢代賦稅制度的改革。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冀州后，針對袁紹統治下“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的局面，重申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這一改革，以定額田租代替漢代的定率田租，以戶稅代替漢代的人頭稅。租調製的田租租額較低，而且租額固定，增產不增租；戶調以戶為單位，增人不增調。徵收的粟帛既是當時曹操軍中急需，也是耕織結合的小農所產，免去以物易錢交稅的中間損失。實行租調製后，許多小農返回故里，積極務農，精耕細作，使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有所恢復。孫吳也實行租調製，蜀國可能沿襲漢制，其數額缺乏明確記載。

西晉初年繼續實行曹魏的租調製，在占田令頒布的同時，也頒布了新的租調製。南朝宋、齊的租調製在徵收對象、徵收方式、及徵收數量等方面，都承繼東晉之制。當時，租、調、稅三項總稱為“三調”，又稱“三課”，這裡租折布、折錢繳納，這是一個重要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