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製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規定，每丁納“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 。

又規定了均田制實行辦法，丁男二十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政府依據授田紀錄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

租即田租，每年要納粟二石。庸則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勞役二十日，這項制度原本在隋朝開皇二年（582年）試行，原是役期一個月，三年（583年）減為二十日，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調是戶調，男丁隨鄉土所產而納。除租庸調外，人民還須負擔雜徭和色役。本質上承襲了北魏的“租調”稅收制度。

「租庸調」規定以“人丁”為本，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納同等數量的絹、粟，庸調由縣尉負責徵收，八月開始收斂，九月運往京師或指定地點。租即田租，則在收割後於十一月開始運送。租庸調製中以納絹來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實施下，使農民在有土地耕種的同時保證了有充足的農耕的時間，不會因為長期服役在外而耽誤農時，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陸贄稱許租庸調法：“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以之厚生，則不堤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總體而言，“納絹代役即為庸”，也叫“輸庸代役”。國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二十五天，免其調，加役三十天，則租調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若出現水旱等嚴重自然災害，農作物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損失十分之七以上，賦役全免。制度不奪農時，合理解決就業問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

隋朝沿用北魏以來的租調製，租調數量比北周輕，農民服役時間也短。後來又規定" 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納一定的絹代替服役。

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稅體制，實行租庸調製。唐朝的租庸調製不再有年齡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調製時，運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收入穩定。相較於以前的賦稅徭役制度，唐初實施的租庸調製度更易實施且兼顧公平。唐代的租庸調製度統一按丁徵收，不與田地的數量掛鉤，這不僅有利於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還可以保證財政收入的持續和穩定。特別是“輸庸代役”的規定，使農民的生產時間有了保證，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為唐朝的繁榮昌盛，特別是開元盛世奠定了物質基礎。

租庸調製等一系列措施實施后，農民不再因賦稅過重舉家外逃，而是更加積極地從事農業生產。唐玄宗前期，糧食獲得大豐收，當時一斗穀物多則一二十文錢，少則幾文錢，農戶猛增至840餘萬。隨著農業的發展，唐代的商業、手工業以及文化也隨之繁榮起來，最終進入開元盛世。

然而，進入開元盛世之後，租庸調製卻逐漸遭到破壞。

一項制度一成不變地運轉多年，肯定會產生許多弊病，租庸調製自然也不例外。況且，租庸調製帶有缺陷。比如，租庸調製規定了農民役期的最高限額，雖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徭役負擔，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這也是它最致命的弱點。因其缺乏靈活性，致使國家獲取賦稅徭役的量不能因時局變化而有所增加，特別是當戰爭頻繁、官僚機構不斷膨脹時，租庸調製愈發顯得捉襟見肘。

為了改善這一困境，唐朝的官吏想了很多辦法。在此過程中，他們發現將實物折變為白銀極為有利可圖。

官府要求農民將庸調所應繳納的絹、綿、布、麻等折為白銀，然而這些東西與白銀之間的具體折算比率，顯然不是由農民來定而是取決於官府，產生的差價則成為官吏剝削農民的重要手段。”劉磊說，一些官吏貪得無厭，嚴重破壞了租庸調製。

到了天寶年間，為了逃避租庸調的盤剝，農民紛紛選擇逃亡。而戰亂又進一步加速了租庸調製的消亡，特別是安史之亂之後，租庸調製幾乎形同虛設。

經安史之亂，唐王朝控制的民戶數量已不足200萬。可以說，唐肅宗時期，租庸調徵收額幾乎微不足道。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調製被兩稅法取代。

引致租庸調製破壞的另一原因是戶籍散失。租庸調是依照完整戶籍來徵收賦役的。但在開元時代，承平日久，官員疏於整理，丁口死亡，田畝轉讓等未記入戶籍，國家於是失去徵稅根據。德宗時，情況更壞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納稅，無田者仍要負擔之情況，此舉造成人民逃亡，而賦稅卻由逃亡戶的鄰保代交，稱為攤逃，結果更造成惡性循環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棄租庸調而改行兩稅。

最後，租庸調製中以男丁為徵收對象，向其徵收定額的賦役，即是說國家的收入取決於丁的多少，缺乏彈性。自安史亂后，國家支出甚大，國家無法再以租庸調製來維持經濟，於是改行另一較彈性大的兩稅制，使稅收可以田畝為徵收對象，確保收入來源，故租庸調不得不破壞。

總徠結來說，租庸調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況下，確是一個利民利國的制度，但隨著歷史的發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湧現，再加上其它客觀因素，租庸調製變得不合時宜，故唐不得不以兩稅製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調製，有明顯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農民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使許多荒地開墾出來；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鞏固。這些都使國家富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