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陸大學

1919年，省議員大會審議通過龔自知等人提出“本省籌辦大學民國時期的東陸大學校門請願書”。時任雲南督軍兼省長的唐繼堯於9月以雲南督軍公署、省長公署之名告知省議會，表示“大學之設，必期於成。”

1922年11月，籌備處投票決定校領導人員，唐繼堯和王九齡當選名譽校長，董澤為校長。

1922年12月8日，私立東陸大學宣布成立。

1923年4月20日，正式開學，設有預科、本科、附中。

1930年更名為“省立東陸大學”，1934年更名為“省立雲南大學”，1938年升格為“國立東陸大學”，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東陸大學”基礎上建設了新的“雲南大學”。

1927年中華教育基金會董事會在《視察東陸大學報告》中，對其辦學成效有較高評價：“就同類機關如上海南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比較之，該大學所有以往成績與效率居優勝地位，以時間之速，與辦理之認真，至有今日所知之效果，可謂難能可貴矣。”

宗旨

發揚東亞文化、研究西歐學術、俾中西真理融會貫通，造就專門人材。

校訓

唐繼堯為東陸大學作校訓四，如下：

自尊：志學而立，健以自強。不偏不倚，毋怠毋荒。世方萬變，我自抱一。高乃自危，立乃勿躓。

致知：子與有言，立乎其大。大者先立，天君自泰。何以致之，在致良知。良知吾心，吾心吾師。

正義：履蹈正誼，罔涉回邪。耿介撥俗，盡掃浮誇。廉隅外礪，詩書內華。不撓不折，凜然孔嘉。

力行：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知行合一，允矣名言。莊敬日強，同撐大廈，願持此言，質諸天下。

這八字校訓，“自尊”謂心態，“致知”求學，“正義”談道德，“力行”求實踐。其下的四首四言詩，系唐氏之注也。

“東陸”乃取自唐繼堯“東大陸主人”之號。

先生教育情節：

唐繼堯生逢清末（1883年8月），國家衰敗，帝國主義肆意欺辱。面對殘破的國家，他深深感到祖國的危機，赴日留學時，他毅然放棄了父親指定的工科的選擇，考慮到中國“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為國家效用。”到達日本不久，他就在一顆水晶圖章上刻上了“東大陸主人”的字樣。並於1905年夏所做《偶成》一詩表達了他的宏偉抱負：

莫對青天喚奈何，掃開憂憤且狂歌；

壯心百鍊鋤群醜，安排黃種舊山河；

澄清事業尋常舉，歐亞風雲亦太和。

在《會澤筆記》中，唐氏更是袒露心懷，“甲午、庚子之役，我民族慘遭異族屠戮；日俄戰起，東北父老無辜受其蹂躪，皆我之父兄子弟也，此仇不雪，則我罪不恕，天之生我，寧無意乎？”“不速使中國富強，凌駕歐美，俯視列強，枉為廿世紀之中國男兒，生何如死。”憂國憂民之心，強烈的民族情節，遠大的抱負，使其於1905年秋加入同盟會，立志推翻腐朽的滿清政府，光復振興中華，並進而實現其“東大陸主人”之宏偉理想。

先生辦學原因：

唐繼堯1923年東陸大學開學典禮的致訓詞中陳述了自己創辦大學的原因：

一，國家不幸，大亂迭興，靖護諸役，數次起兵，以‘正義’、‘人道’相號召，即欲以此糾正人心，治國平亂，不料結果均無甚美滿。於是憬然於國家之敗壞，由於無多數優秀人材奮鬥其間，致正義無由伸展，民治無由發達。迨民八年，軍事收束后，乃覺悟培養人才之不可緩。

二，歐戰以還，思潮勃興，至理名言，闡發無遺。各處環境不同，主張亦固之有異，適此者，未必盡適於彼。研究所得雖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適履，致舊文化無由發揚。擬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中適於國情者，非謀建設一最高學府以研究之不可。

三，廢督后實行民治政治，如實業、教育、交通及一切庶政，在需要專門人材，方克有濟。此項專門人才，更非由大學以造成不可。

四，本省無相當之學校以升學，如中學畢業后，多數輟學，欲向省外國外謀升學，又苦於交通經濟之種種障礙。今設此大學，向上頗便，人才易出。

先生辦學理念：

唐繼堯認為大學應該以開放於世界，而不能僅僅局限於滇省、局限於亞洲，應該走向世界，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之路。他認為“東陸大學者，東亞人之大學，非滇一省之大學。”“東陸大學之成立其所負文化上之使命不限於雲南一省，將進而謀西南諸省文化之均衡與向上，以與中原齊軀，而同歐美爭衡。”在他看來教育的本質在於德育，只有德育搞好了，才能搞好教育，才能作好研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材，“心田不打掃乾淨，雖施以良好教育，亦無益也。”而要做到這一點，不獨在於學生，“教授不獨在學術，更應注重培養學生之精神。”1923年《東陸校刊》出版，唐繼堯為之序，再次強調辦大學之重要，認為讀大學做學問者，強調要“求實學，戒虛聲”，同時再次表達對教育之宏大昌明之願望，“願斯校發揚踔厲，磨練精神，正學昌明，終始勿隳，使東亞大陸，文學觀摩，遠放異彩。”

董澤（1888-1972年），字雨蒼，雲南省雲龍縣人，他曾攻讀日本東京同文書院，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2年，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及教育，1915年回國參加護國起義，擔任護國軍司令部秘書及駐港聯絡總辦，1917年初重赴美國完成學業。1920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后，擔任過雲南省教育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及富滇銀行總辦、私立東大校長等職。董澤深受美國教育思想影響，創辦私立東大時，仿效歐美高等教育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據雲南地方建設發展需要，提出辦學理念，對學校發展建設具有一定影響。

董澤主校8年，稟校訓、行校紀，承先古文明，借歐美科技進步、學術民主，對國民教育的發展頗有建樹。

全國著名數字家、教育家熊慶來先生自1937年8月任“省立雲南大學”校長，一再呼籲政府當局和社會各界“教育學術為百年大計，應予大力扶植，尤其要重視邊疆的高等教育事業”，主張全國高等教育“應全面考慮．合理布局，均衡發展，不宜畸輕畸重”。在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支持下，他努力爭取把當時尚屬省立的雲南大學改為國立雲南大學，以國家力量促其發展；1938年7月1日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通過“省立雲南大學”改為“國立雲南大學”，熊慶來任校長，經費定為國幣50萬元。除保留原有文法、理、工、醫、農學院外又添設了鐵道管理系、蠶桑、採礦等專修科，使雲南大學能沿著“從雲南實際出發充分利用資源豐富的優勢加以研究，以期尉為西南學術重心”這一辦學方向，不斷發展，不斷提高，成為一所具有一定規模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