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澤

董澤幼年在本地私塾讀書，稍長就讀於大理府院。

1907年入省府貢院，第二年考取留日公費生，於東京同文書院深造，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1911年，董澤回國后投入辛亥革命。參加籌劃進攻南京總督府。回滇後任雲南軍督府秘書。公餘時積極從事社會活動，協助留日回滇的李全本創辦“雲南－基－督－教青年會”。一次，軍都督蔡鍔參加演講會，聽后對董澤深為器重，隨後由都督府保送赴美國留學。臨行前蔡鍔題贈照片：董澤君志願宏大，學性卓贏，今有美洲之行，特贈此照留念。”

1912年，董澤抵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及教育，立志學成回國后致力於改革教育，培養人才。

1915年董澤回滇參加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竊國稱帝，就任護國軍總司令部秘書及駐香港聯絡員等職。護國運動勝利后，

1917年再度赴美國深造，1920年獲碩士學位。

民國成立后，省政府曾有滇、川、黔三省聯合設立大學的擬議，后因內戰頻仍，設立聯合大學未能實現。董澤向都督唐繼堯建議，雲南單獨創辦大學，以應建國人才需要，得到唐繼堯的支持，並委託董澤與教育司長王九齡共同籌建。進行中，雲南發生倒唐事變，唐氏出走，籌建大學一事中輟。

1922年唐繼堯回滇主事，恢復大學籌備處，董澤與王九齡主其事，積極開展工作，營造校舍———會澤院及理化實驗教學樓。

1922年9月，董澤被正式任命為校長。12月8日，大學成立，以唐繼堯別名———東大陸主人命校名為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

董澤主持大學工作期間，不辭辛勞，千里跋涉，親赴南洋各地，向華僑勸募捐款，逐步增設校舍，購置教學設備，新辟體育場，充實圖書館藏書，為學生創造較好的學習條件。董澤不僅在教育管理方面有建樹，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

1925年，他獲得“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稱號。

在辦好東陸大學的同時，健全並擴大私立成德中學董事會，把該校辦成一所模範中學。又於昆明雙塔寺創辦了雲南第一所美術學校，能容納學生200多人，為雲南美術教育打下基礎。

1930年雲南省政府決定改私立東陸大學為省立東陸大學，停辦預科，董澤辭去校長職務。

董澤離開后先後任雲南教育司長、財政司長、富滇銀行總辦。當時雲南交通十分落後，除滇越鐵路外，全省無鐵路和公路，發展交通是發展雲南經濟的首要條件。

1923年，董澤受命兼代交通司長，當年底雲南公署以第五號訓令正式任命董澤為交通司長，他到任后，即於12月擬具修從昆明到舍資的鐵路計劃，呈報唐繼堯。

1924年2月，又會同軍政司長馬呈報《雲南工兵修迤西省道條例》，經省務會議決議，准如呈辦理，並指撥軍隊一部改編為工兵試辦。為延攬人才，董澤於1924年5月6日，發電報給在美國費城的何瑤：“滇緬路興工在即，告李熾昌克日回滇。”9月19日，滇西省道路工事處技監李熾昌到職，此外還有留美的段緯、留法的柳法唐等人都是董澤邀請的技術人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董澤曾任雲南省人民代表，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委員、常委，省人民政府參事等職。

董澤以遠見卓識鑄雲南大學精神，董澤深受美國教育思想影響，創辦私立東陸大學時，仿效歐美高等教育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據雲南地方建設發展需要，提出辦學理念，對學校發展建設具有一定影響。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他認為“要辦好大學，物色師資，最是第一要務”。

《東陸大學組織大綱》明文規定教師資格為：

一、曾在外國大學畢業者；

二、曾在本國大學本科畢業者；

三、有精深著述，經本大學教授會評定認可者；

四、外國著名學者。他始終把聘任優秀的師資作為辦學的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從歐、美、日歸國的雲南籍留學生中選拔“學力優良，經驗宏富”學者到校執教。在他努力下，先後有20餘位歸國學人到校任教。如留美的楊克嶸、陶鴻燾、華秀升、周恕、范思哲、盧錫榮、肖揚勛、何瑤，留西歐的楊維浚、張邦翰、黃晃，留日的肖壽民、華振、李耀商等。私立東大共有教員53人，其中留學歸來的有27人，這還不包括香港學成歸來的畢近斗、李國清。另外又引進4外籍教師，講授英文、法文，禮聘國學大師、清代雲南唯一經濟特元袁嘉穀擔任國文教授。私立東大一時名師薈萃，人才濟濟。

堅持從雲南建設需要培養人才。創辦東大之初，曾擬定學校分設文、理、法、農、工、商、醫7科，科中分系，系有主任，藉收互助之實效，創辦者可謂雄心壯志。但董澤強調：“本校之創辦，純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地方發展文化。”又講：“雲南特產豐富，將來交通發展，必須形成我國西南之工業中心，蓋可斷言。若然則需要各種人才，曷可限量。”並一再強調：“本校之教育中心，以實用為依歸，故所授課程，務以實際，不尚玄談。”他說：“大學內容，文實並重，然各國大學也亦有先辦文科后報實科者。但就滇之現實觀察，覺工、機械各科，亦有可以同時籌辦之機會。”

辦好一所大學生源是關鍵。當時雲南具備上大學的優秀生源少，為招收合格的學生入校，先辦文理預科，預計招收200名。1923年3月22日，昆明舉行大學預科生入學考試，全省推薦的300多人中，僅有30餘人達標。面對生源不足，董澤沒採取降分錄取的辦法，而是招收試讀生、補習生來提高學生質量。1925年第一屆預科生畢業，學校開始招收本科生。由於受地方教育經費、師資力量、學生質量、教學設備等限制，學校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他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培養雲南急需的政治經濟、公路建設人才方面，開辦工科的土木工程系和文科的政治經濟系。土木工程系主要開設公路建設的課程，這批學生畢業后大多投入到雲南公路建設中。有的成為公路建設的專家，如東大首屆畢業生浦光宗解放前曾任省公路局局長，解放後任過省交通廳副廳長，親自主持過我省重要公路橋樑的建設。

董澤在辦學中，正確處理計劃與現實的矛盾，既培養本省急需人才，又充分利用有限的財力、人力、物力，這是學校在各方面處於艱難困境中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校園環境建設有其獨到見解。這體現在學校的選址和建教學大樓。他認為學校是教育場所，其地域必須寬敞，位置必須適中，建設必須獨特，才能體現大學之精神。

1920年11月22日，他與王九齡>就大學校址向唐繼堯陳述：“學校地址，自以規模宏敝，空氣清潔之區為適用”，還和王九齡等曾親臨考察省垣內外，先後考慮過將大觀樓、舊貢院定為校址。開始他們認為“只距城西3里許之大觀樓一所，尚覺相宜。該處向稱名勝，雖房屋結構與學堂性質不同，但略加改造已可適用，較它處拓地建築，事半功倍。”因距城略遠，交通不便，加之房屋不濟，文化淵源遜於貢院，故雖議終棄，最後選定明清貢院為校址。明清貢院原為科舉時代，雲南舉行鄉試之所，座落於昆明城北，築於東西走向的商山山脊之上，南臨翠湖，而近省垣中心，北靠城牆而望蛇山，東接北門城樓而迎金馬山，西向碧雞關，所謂“左金馬，右碧雞，枕蛇山，面翠湖，所詣他省所無”。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堪稱風水寶地。雲南首所大學選建貢院，既可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還能重振昔日文化雄風，這是董澤等為雲南大學選擇的一個最佳教學環境。

1920年籌辦大學之初，董澤等認為學校基金至少300萬元。然而私立東大從籌辦到1927年，動產和不動產合計180多萬元，可見辦學經費相當緊張。然而董澤認為：創辦雲南最高學府，校舍形式必須崇閎雄偉而藝術化，寧肯自己不領薪金，也要把錢省下來建蓋一流的教學大樓。他建議參照哥倫比亞大學的建築風格建教學大樓（即今日的會澤院，並由學建築的歸國學者張邦翰主持設計。新建的會澤院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石料、河沙、石灰、水泥、木料等建築材料，據當時計算，其中需要太平石2000餘車，條石470餘丈，牆頭石437塊，整腳石230餘丈，大方石83丈，窗石2900餘個，轉角石460餘個，紅青磚100萬餘塊。這些材料除在本地生產外，有的還通過外商從國外購進，如曾“向若利瑪洋行定購黑木（柚木）2兜（火車皮）”，由滇越鐵路從越南經蒙自運抵昆明。雖未查找到建會澤院的完整開支記錄，但購買紅青石、河沙碎石等11項，就開支了262595.25元。可見，建會澤院佔用了學校相當大的經費。經過一年多的修建，1925年竣工的會澤院氣勢磅礴，其獨特建築格調、嚴格的施工質量，經受近一個世紀風雨浸蝕，及抗戰期間日本飛機的轟炸等天災人禍的嚴峻考驗，至今仍為東陸精神的象徵。踏入校門望見巍峨的會澤院，人們猶然崇敬董澤等創辦人的遠見卓識和艱苦創業精神。會澤院不僅是雲大標誌性的建築，也成為雲南高等教育發展的里程碑，從此雲南就有了現代高等教育的殿堂。

董澤提倡“以自由研究為教旨”，活躍學術研究。他主持制定的《東陸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本大學以發揚東亞文化，研究西歐學術，俾中西真理融會貫通，造就專才為宗旨。”私立東大聘請的教師大多來自歐美日，各人所受教育不同，形成不同的學術體系和派別，同一學科亦有不同學術觀點派別，相互間為同一問題都會爭論。各種學術觀點應樊然並峙，是思想自由即學術自由的通則，無論何種觀點或學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固，只要不到自然淘汰的地步，就應該讓它們自由發展。他允許教師自帶留學時用的教材教學，允許用中文或外文授課，國文、國史教師可自編教材；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會，教職員輪流選擇有益於學術思想的問題演講，還聘請周鍾岳、黃延培、陳光甫等名流學者到校講學；學生討論時各抒已見、不囿於陳說，不迷信權威；學生中組織由教師負責指導的英文協進會、中文演說會、體育會、音樂會，及工科學生學行砥勵會；出版《東陸校刊》、《改造》等刊物，並由國學教授袁嘉穀主持出版《經傳釋詞》、《疑義舉例》等。董澤主校8年，稟校訓、行校紀，承先古文明，借歐美科技進步、學術民主，對國民教育的發展頗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