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齊亞·黛萊達

義大利自然主義流派作家

格拉齊亞·黛萊達(義大利語:Grazia Deledda,1871年9月27日-1936年8月15日),義大利薩丁島自然主義流派作家,1926年憑作品《邪惡之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03年出版的《EliasPortolu》標誌著黛萊達正式踏上成功之路,她的代表作品有《灰燼》(Cenere,1906年)、《母親》(LaMadre,1920年)、《離婚之後》(Naufraghiinporto,1920年)、《科西瑪》(Cosima,1937年)等。其中《灰燼》曾啟發一部由埃萊奧諾拉·杜塞演出的電影。

人物生平


青少年時期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科西瑪·黛萊達於1871年9月27日出生在撒丁島上一個約有八千居民的小鎮努奧羅城裡。
和撒丁島上其他女孩女比,格拉齊亞·黛萊達算是受到相當的教育了。但在努奧羅城,她十歲之後就再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了。沒有親戚和老師的指導,她開始自學。她孜孜不倦地廣泛閱讀各種經典作品和普通文學作品,包括沃爾特·司各特、拜倫、亨利希·海涅、維克多·雨果夏多布里昂、歐仁·蘇、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喬蘇埃·卡爾杜齊、喬萬尼·維爾加、列夫·托爾斯泰、伊萬·屠格涅夫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她的文藝創作風格介於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主張對社會現實作精細、不加修飾的描寫。她以美麗的撒丁島的自然風光為背景,以耳聞目睹的傳說和真實生活為素材,創作了樸實、動人,帶有戲劇性的作品,如《撒丁島的傳說》、《正直的靈魂》、《邪惡之路》、《山中老人》等。

成婚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1899年,黛萊達在卡拉里遇上一位財政部小職員帕爾米羅·莫德桑尼。不久他們就訂了婚。1900年1 月11日,他們在努奧羅結婚。此後,莫德桑尼被調到羅馬,這對夫婦一直在那兒愉快地生活。黛萊達始終不失為一個賢妻良母,而且還是個勤勉的作家。他們在義大利和法國遊歷並工作,最後定居在羅馬。1911年以後,黛萊達再也沒回過努奧羅城。雖然她離開了撒丁島,但心一直在家鄉,只有撒丁島才能喚起她創作的靈感,家鄉生活仍是她創作的主要來源,這一時期,她的作品思想深刻,心理描寫細膩,創作上日臻成熟。1920年發表的《母親》是他傑出的代表作。此外她的作品還有《灰燼》、《常青藤》、《鴿子和老鷹》、《風中蘆葦》、《孤獨的秘密》、《生者的上帝》、《飛過埃及》等。1926年“為了表揚她由理想主義所激發的作品,以渾柔的透徹描繪了她所生長的島嶼上的生活;在洞察人類一般問題上,表現的深度與憐憫” ,黛萊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晚年

1927年黛萊達被發現患了乳腺癌,並逐漸擴散到全身。她就這樣走完了她平平淡淡的一生。1936年8月15日,在接受了最後的宗教儀式后,她被葬在羅馬。后應努奧羅城居民的要求,她的遺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移至她家鄉附近的一個教堂里。

作品列表


《風中蘆葦》
《撒丁島的傳說》
《正直的靈魂》
《邪惡之路》
《山中老人》
《灰燼》
《山中老人》
《山中老人》
《常青藤》
《鴿子和老鷹》
《風中蘆葦》
《孤獨的秘密》
《生者的上帝》
《飛過埃及》

藝術特色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讓一個外國人來評判她的創作風格的藝術特色是困難的。一位著名的義大利批評家有關這方面的評論。 “她的風格,”他說,“是敘述大師的風格,它具有所有傑出小說的特點。在今天的義大利,沒有誰寫的小說具有她那樣生機勃勃的風格,高超的技藝,新穎的結構,或者說社會的現實意義,而這些在格拉齊婭·黛萊達的一些小說中,甚至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如《母親》(1920)和《孤獨者的秘密》(1921)中都可以看到。”人們也許注意到她的作品不甚嚴謹,有的段落出乎意料,常給人變化倉促的感覺。但是,她的許多優點從總體上對這個缺陷給予了補償。
黛萊達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第二位獲獎的女作家。早在一九一三年,當她四十二歲時,她就已被提名,經過多年的角逐,直到十三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她才獲得這一殊榮。她的獲獎是因為“她那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繪了她海島故鄉的生活,並以同情的態度處理了一般人類問題”。
從二十年代開始,黛萊達的創作有了新的突破,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和挖掘,而且背景也由撒丁島逐步轉向更廣闊的天地。在她後期的創作中,重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母親》(1920)、《孤獨者的秘密》(1921)、《逃往埃及》(1925)、《阿納萊娜·比爾希尼》(1927)及短篇小說集《森林中的笛聲》(1923)、《為愛情保密》(1926)等。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作為一個描繪自然的作家,在歐洲 文學史上很少有人可以與她媲美。她並非無意義地濫用她那生動多彩的詞句,但即使如此,她筆下的自然仍然展現出遠古時代原野的簡潔和廣闊,顯示出樸素的純潔和莊嚴。那是奇妙新鮮的自然與她筆下人物的內心生活的完美結合。她像一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把對於人的情感和習俗的再現成功地融合在她對自然的描繪中。其實,人們只需回憶一下她在《艾里亞斯·波爾托盧》中對前往魯拉山朝聖的人們所作的經典性描寫就可以明白。他們在五月的一個清晨出發。一家接一家地向著山上古老的給人以祝福的教堂行進,有的騎馬,有的乘舊式的馬車。他們帶上足夠吃一個星期的食品,闊氣些的人家住在搭設於教堂旁邊的大棚里。這些人家是教堂創建者的後代。每家人在牆上有一個長釘,在爐邊放有一塊地毯,表明這塊地方的歸屬,別人不可走進這塊地方。每天晚上家人們分別圍坐在各家的地毯上,一直到聚會結束。在漫長的夏夜,他們在爐火旁一邊燒著吃的,一邊講著傳說、故事,或者彈琴、唱歌。在小說《邪惡之路》中,格拉齊婭·黛萊達生動地描寫了奇特的撒丁島人的結婚和葬禮的風俗。當舉行葬禮時,所有的人家都關上門窗,家家都熄滅爐火,不允許做飯。受雇的送葬隊伍悲哀地唱著排練好的輓歌。小說對這種古老習俗的描寫是那樣栩栩如生,那樣簡樸自然,我們不禁要把它們稱為荷馬史詩之作。格拉齊婭·黛萊達的小說,比起大多數其他作家的小說來,更能使人物與自然景物渾然一體。那裡的人彷彿就是生長在撒丁島土壤里的植物。他們之中大多數是淳樸的農民,有著遠古時期人們的感覺和思維方式,同時又具有撒丁島自然風光宏偉莊嚴的特點。有的人幾乎與《聖經·舊約》中重要人物的身材相似。無論他們與我們所知的人看上去是如何不同,他們給我們的印象無疑卻是真實的。他們來自於真實的生活,一點兒也不像戲劇舞台上的木偶。格拉齊婭·黛萊達不愧是熔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於一爐的大師。
格拉齊婭·黛萊達不屬於那類圍繞主題討論問題的作家。她總是使自己遠離當時的論爭。當艾倫·凱伊試圖引她加入那種爭論時,她回答說:“我屬於過去。”也許她的這種表態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格拉齊婭·黛萊達體會到她與過去、與其人民的歷史有緊密的聯繫。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時代生活,知道該怎樣給予反映。雖然她對理論缺乏興趣,但她對人生的每個方面都有著強烈的興趣。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緩慢的死亡。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放慢生活的進程,使之強化,賦予它儘可能豐富的意義。人必須努力凌駕於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雲那樣。”準確地講,正因為生活對於她來說是那樣地豐富和可愛,因而她從不參與當今在政治、社會或文學領域的論爭。她愛人類勝過愛理論,一直在遠離塵囂之處過著她那平靜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命運註定我生長在孤僻的撒丁島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長在羅馬或斯德哥爾摩,我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我將永遠是我——是個對生活問題冷淡而清醒地觀察人的真實面貌的人,同時我相信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阻礙了獲取上帝給予他們在世上的權力。現在到處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這一切也許可以通過愛和善良加以征服。”
這最後的話表達了她對生活的態度,嚴肅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這種態度雖然是感傷的,卻絕不悲觀。她堅信在生活的鬥爭中善的力量最終會獲勝。在小說《灰燼》的結尾,她清楚明確地表達出她的創作原則。安納尼亞的母親受到污辱,為了不影響兒子的幸福,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兒子的面前。當兒子還在襁褓中時,她曾送給他一個護身符。現在他將護身符打開,發現裡邊只是包著灰燼。“是啊,生命,死亡,人類,一切都是灰燼,這就是她的命運。而在這最後的時刻,他站在人類最悲慘的屍體面前。她生前犯了錯,也受到惡行的各種懲罰,現在為了別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這包灰燼中,常常閃爍著燦爛而純凈的火花。他懷著希望,而且仍熱愛著生活。”

人物軼事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實際上,她已經完成了一項偉大的發現——發現了撒丁島。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的文壇上就興起了一 個新的運動。那時的作家厭惡千篇一律的古希臘羅馬的故事模式。他們需要新的東西。他們的運動很快就與同時代出現的另一個運動相吻合。後者以盧梭為代表,崇尚人的未受文明影響的自然狀態。這兩個運動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尤其在浪漫主義的頂峰時期,它得以發展壯大。而這一流派最後的優秀代表就是格拉齊婭·黛萊達。應該說,在描寫地方特色和農民生活方面,她有不少的前輩,甚至在她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義大利文學中人們稱為“地方主義”的流派曾經出現過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如維爾加的描寫,對倫巴底與威尼托地區的描寫就是如此。但是,對撒丁島的發現絕對屬於格拉齊婭·黛萊達。她熟知家鄉的每一個角落。在努奧洛城她一直住到二十五歲,到那時她才敢於前往撒丁島的首都卡利亞里。在那兒她認識了莫德桑尼,他們在一九年結為伉儷。婚後她和丈夫前往羅馬,她在那兒把她的時間用於寫作和搞家務。她遷居羅馬後所寫的小說,仍然繼續反映撒丁島人的生活,如小說《常春藤》(1908)。但是,《常春藤》之後的小說,情節發生的地方色彩就不那麼強了,例如她最近的小說《逃往埃及》(1925),這部作品受到瑞典學院的研究和賞識。然而,她的人生觀和自然觀,正如她一如既往的,基本上帶有撒丁島人的特點。雖然她現在藝術上更成熟了,但仍然與過去一樣,是個嚴肅、動人而並不裝腔作勢的作家,就像她寫《邪惡之路》和《艾里亞斯·波爾托盧》時那樣。

人物思想


坦率質樸的生活觀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努奧洛城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遊客稀少,他們通常騎馬而來,女人在馬背上坐在男人後面。小城單調的 生活,只有到了傳統的宗教節日或民間節日時,才被狂歡時節主要街道上的歡歌鬧舞打破。
這種環境培養了格拉齊婭·黛萊達非常坦率質樸的生活觀。在努奧洛城,做強盜並不令人可恥。黛萊達一篇小說里的一個農村婦女說:“你認為那些強盜是壞人嗎?啊,那你就錯了。他們只是想顯示他們的本事,僅此而已。過去男人去打仗,而現在沒有那麼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戰鬥。因此他們去搶劫,偷東西,偷牲畜,他們不是要做壞事,而是要顯示他們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裡的強盜得到的更多是人們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關進監獄,那裡的農民有句意味深長的話,叫做他“碰上麻煩了”。一旦他獲得了自由,惡名也就與他無關了。事實上,當他回到家鄉時,他聽到的歡迎詞是:“百年之後讓這樣的麻煩來得更多些吧!”
家族間的仇殺仍然是撒丁島的習俗,向殺害親人的兇手報仇雪恨的人,受到人們的尊敬。因而,出賣復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個作家寫道:“即使能獲得比他的頭值錢三倍的獎賞,在整個努奧洛地區也找不到一個人肯出賣復仇者。那裡只有一條法律至高無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視社會的正義。”

不依附世俗

格拉齊婭·黛萊達成長時期所在的那個小城,當時受義大利本土的影響甚微,周圍的自然環境有如蠻荒時代那樣美麗,她身邊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樣偉大,她住的房子具有《聖經》式的簡樸特色。格拉齊婭·黛萊達寫道:“我們女孩子,從不許外出,除非是去參加彌撒,或是偶爾在鄉間散步。”她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就像這個地區的其他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她只上了當地的小學。後來她跟人自學了一些法語和義大利語,因為在家裡她家人只講撒丁島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說並不高。然而她完全熟悉而且喜歡她家鄉的民歌,她喜歡其中的讚美聖人的讚歌、民謠和搖籃曲。她也熟知努奧洛城的歷史傳說,而且,她在家裡有機會讀到一些義大利文學著作和翻譯小說,因為按照撒丁島的標準,她家算得上是相當富裕的了。但是也就僅此而已。然而這個小姑娘熱愛學習,她十三歲時就寫出了一篇想像奇特的帶有悲劇特色的短篇小說《撒丁島的血》(1888),成功地發表在羅馬的雜誌上。可努奧洛城的人們並不喜歡這種顯示大膽的方式,因為女人除了家務事之外不應過問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齊婭·黛萊達並不依附於習俗,她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說的寫作:第一部小說《撒丁島的精華》發表於一八九二年,之後是《邪惡之路》(1896)、《深山裡的老人》(1900)和《艾里亞斯·波爾托盧》(1903)等,她以這些作品為自己贏得了名聲,漸漸得到公認,成為義大利最優秀的年輕女作家之一。